延安大学老教授含恨投湖，遗书控诉学校：吃空饷的压榨干实事的

1939年春天，冼星海在延安一孔简陋的窑洞里，用六天六夜写出了《黄河大合唱》的曲谱。那时他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这所1938年在延安创办的艺术学校，后来并入了延安大学。

八十多年后，同一所学院里，一位教了三十多年钢琴的副教授离开了人世，留下一封在网上流传的长信。

这件事之所以让那么多人心里发堵，是因为它发生在一个本该最懂得“实事求是”四个字的地方。

先说说这位老师。白保国，1972年生，陕西志丹人，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当过钢琴教研室主任。

学生悼念他时说，他课上特别看重练耳朵，喜欢拿问题追着学生，让他们自己琢磨答案，经他手带出来的不少学生都办成了毕业独奏会。一个在讲台上站了三十年、把学生教得出彩的老师，按理说是一所学校最该珍惜的人。

所谓横向科研经费，就是老师接受企业、地方或社会机构委托开展研究、提供服务，对方付给学校的钱。信里写，他被要求完成十五万元的横向经费。

一个教钢琴的副教授，去哪里找一家愿意掏十五万元委托他做研究的企业？信里还写了更刺眼的内容。

他还举报学校存在在编人员吃空饷的问题，还说学校在考核他时用了两套标准：他天天在上课，却几次被通报为不在岗位，学生写了证明他确实在授课，依然没人理会。必须说清楚的是，这封信的真实性和信中所写内容是否属实，都有待权威调查给出结论。

官方的回应集中在11月4日这一天。正在延安大学巡视的陕西省委第一巡视组表示，事情已经掌握，但在此之前并没有接到过白保国的举报材料，接下来会就此和学校沟通。

校方确认白老师已经去世，网上流传的信件内容正在调查核实。省教育厅则说，相关事宜已有专门部门在处理。

我们不能拿推测当证据，也不该在结论出来之前给任何人定性。但信中提出的问题，每一个都值得认真对待。我想先谈谈指标。

横向科研，本来是一件好事。理工科老师帮企业攻克技术难题，医学院老师参与临床研究，农学院老师下到田间地头推广新品种，这叫产学研结合，既服务了社会，也锻炼了队伍。

可问题在于，如果把同一把尺子不加区分地量到所有学科、所有老师身上，好事就会变味。音乐、美术、舞蹈这些艺术门类，本来就很少有企业委托研究的市场，强行给艺术老师摊派横向经费，等于是逼着人在“完不成”和“想办法凑”之间二选一。

我认为，这种考核最大的危害，是逆淘汰。如果靠“凑”的人年年合格，不肯“凑”的人考核不合格，那么这套考核筛掉的，就不是不称职的老师，而是不肯弯腰的人。

年轻老师从中学到的头一条，就是原则也能标上价码。更可怕的是，造假一旦成了心照不宣的规则，坚持原则的人反而成了异类，成了“不懂事”“不会变通”的人。

一个学术共同体里，如果老实人吃亏成了常态，最后留下的，只能是最会做账的那批人。再说吃空饷。

这是信里最“硬”的一条举报，也是最容易查清楚的一条。编制、工资、考勤，全都在账上，谁长期不在岗、谁照拿工资，人事部门一查便知。

吃空饷花的是财政的钱，占的是国家的编制，这些年各地反复整治，就是因为它损害的是公共利益，伤害的是那些踏踏实实干活的人。如果这一条查证属实，那就不只是考核公不公平的问题，而是人事管理和纪律执行出了漏洞，必须一查到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

巡视组说之前没接到他的材料，这是在交代事实，不宜硬往“推脱”上扯。

可它确实引出一个问题：一个普通老师如果在本单位遇到了不公，他能向谁说、怎么说、说了有没有用？按照信中的说法，他要举报的，恰恰涉及学校里分管人事、科研、考核的部门和负责人。

在本单位告本单位的状，很多人心里难免有顾虑。巡视制度的意义，恰恰在于给这类问题提供一条通往上级的渠道。

陕西省委巡视组进驻延安大学是在今年秋天，可对白老师来说，这条渠道打开得太晚了。放在全国看，这类问题也不是延安大学一家独有。

教育主管部门对横向科研项目的管理也在不断收紧，要求项目真实、资金真实、成果真实。我觉得，治这类问题，既要查处具体的违规行为，更要从源头上改掉那种“唯数字论英雄”的考核办法，否则今天查了这一批，明天又会冒出新的花样。

国家在这些问题上的方向其实早就明确了。

可为什么到了具体的学校、具体的考核表上，还是会出现给钢琴老师摊派横向经费这种事？我觉得，卡就卡在最后一公里：政策的好意，没有穿透某些单位“唯数字”的惯性。

那么，这件事该怎么收场？我觉得至少有几件事要说清楚。

第一，学校这套聘期考核的指标由谁制定、怎么制定，是否考虑了学科差别和岗位差别，给艺术类教师设定横向经费指标的依据是什么。第二，“吃空饷”的举报是否属实，涉及哪些人，谁该负责。

第三，对白保国本人的考核和“不在岗”通报是怎么来的，学生出具的授课证明为什么没有被采信。第四，网传信中提到的“资金空转”现象是否存在，如果存在，涉及多大范围。

这些问题，调查组要查，而且查的过程要回避利害关系，查的结果要向社会公开。这件事也让人想到高校考核里的另一个老问题：教学被边缘化。

我认为，一所大学的根本任务是育人，如果考核制度让最会教书的人抬不起头，那就说明这把尺子本身出了问题。近年来国家一再强调把教学作为教师考核的首要内容，正是要扭转这种偏差。

我也想说一句公道话。一位老师的离世，背后往往有复杂的原因，工作上的压力、身体的状况、家庭的境遇，都可能交织在一起，我们不应该在没有调查结论的时候，把所有原因简单归结到一处，更不应该借机煽动情绪。

但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原因复杂，就对信中提出的具体问题视而不见。一个人用这样沉重的方式留下的话，社会至少应该认真听完，认真查清。

还要对每一个正在承受压力的人说几句话。

工作中遇到不公，可以走正规渠道去说：本单位的纪检部门、上级主管部门、巡视巡察机构，都有受理群众举报和诉求的职责；心里扛不住的时候，要及时找家人、朋友倾诉，也可以拨打全国统一的心理援助热线12356，寻求专业的帮助。

生命只有一次，任何考核、任何委屈，都不值得拿生命去换。坚持原则的人，更应该好好活着，看到问题被解决的那一天。

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才谈得上解决问题。如果一所大学连把课教好的老师都留不住、护不住，那么再漂亮的科研数字，也不过是一件“皇帝的新衣”。

我们期待调查组拿出经得起检验的结论，期待相关问题得到实事求是的处理，更期待从这件事出发，真正把分类评价落到每一张考核表上，让在讲台上踏踏实实干活的人，不再被一个个与本职无关的数字压弯了腰。

一个老师用生命发出的追问，不该只换来一阵热搜，而应该换来一次真正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