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到村里来电，十分为难。我离家四五十年，父母均已离世

我叫周德旺，今年六十七，住在省城儿子家带孙子。接到村里来电的时候，我正在厨房给孙子煎鸡蛋，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中间，油点子溅到手背上，我嘶了一声，铲子差点掉锅里。

电话是老支书刘根生的儿子打来的，叫刘军，现在接了班。他嗓门跟他爹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粗粗的，带着土腥气，从听筒里震得我耳膜嗡嗡响。他说德旺叔，村里要修路了，省里下来的项目，从村口一直通到后山那片油茶林，规划线路正好从你家老宅基地过。补偿款不低，但得你本人回来签字按手印。他顿了顿，又说，另外你爹娘的坟，也在迁坟范围里，得一块儿办了。叔，我知道你忙，可这事电话里真定不了，村里等你回话呢。

我把煎糊的鸡蛋铲进盘子里，孙子咬了一口说爷爷糊了，我拿过来自己吃了。糊的确实苦，跟嘴里那股子心火一个味儿。

四十二年。我离开周家坳的时候二十五岁，那会儿叫“跳出农门”，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学校，户口迁走那天，我爹蹲在门槛上抽旱烟，一句话没说，烟杆子杵在地上磕了三回灰。我娘往我包里塞了二十个煮鸡蛋，鸡蛋还是热乎的，用一块蓝印花布包着，那布后来我留在宿舍当枕巾，洗到发白，最后烂在洗衣机里。我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我爹还蹲着，脊梁骨弓得像村后头那座石拱桥，我娘站在院门口，拿袖子擦眼睛，风把她头发吹得乱七八糟。

后来我当老师，结婚，生儿子，评职称，调进区教育局，退休，带孙子。每年清明我都想回去给爹娘上坟，可总有各种各样的事绊住脚。头几年是真忙，带毕业班，一周二十多节课，嗓子哑得说不出话。后来是孩子小，老婆一个人带不过来。再后来爹娘都走了，老宅子没人住，回去看什么？看院墙倒了，看房梁塌了？我给自己找借口，说等我退休了，清闲了，回去好好住一阵子，把坟修一修，把老宅拾掇拾掇。真退了休，儿媳妇一个电话打过来，说爸你来帮帮忙，孙子没人带，我又上了套，比上班还累。

我老婆是城里人，一辈子没去过周家坳。她问我老家什么样，我说穷，山多田少，红薯当半年粮，出门就是坡，下坡就是田，田埂窄得只能过一个人。她说那你还老念叨回去？我说你不懂。

我确实老念叨。每年入冬我就想吃红薯干，超市买的不是那个味，太甜，太软，没有我娘晒的那种艮劲儿，咬一口得拽半天。看见路边卖梨子的，我就想起来我家老宅院子后头那棵梨树，我爹嫁接的，结的梨又大又水，咬一口顺下巴流，我娘拿围裙给我擦，边擦边骂我馋。我孙子从出生到上幼儿园，我给他讲了几十遍我小时候在村口河里摸鱼的事，他都会背了，跟同学说“我爷爷以前是摸鱼专业户”。前年他问我，爷爷你老家还有鱼摸吗？我说早没了，河都干了。

但真让我回去，我心里打怵。四十二年了，村里认识我的人剩不下几个。我爹娘走的时候我都是当天回当天走，连一宿都没住过。村里人背后怎么说我，我知道。“周家老大，出息了，爹娘都不要了。”这话是我表弟有一年喝多了漏给我的，他原话还带了个脏字，说“你他妈的爹娘死你都不守夜”。我没法反驳，因为是真的。我爹走的那年，学校正好迎检，我请了三天假回去，火化完就赶火车回来了。我娘是三年后走的，心梗，凌晨接的电话，我上午到，下午入的土，晚上我就回了省城。棺材是我表弟帮着张罗的，坟地也是他跑的，村里人看他的面子，没让我太难堪。

刘军又打来电话，这回是三天后。他说叔，你考虑得怎么样了？迁坟的日子定在下个月初八，你要是不回来，村里可就按无主坟处理了啊，到时候迁到公墓去，一排一排的，你连地方都找不着。我说你让我再想想。他说行，不过叔，你老宅子也快塌了，前两天下雨，东厢房山墙倒了一截，差点把隔壁你表弟家的鸡窝砸了。他让我跟你说一声，问你那宅基地还要不要，要是不要，村里就统一收了做公共用地。

挂了电话，我翻出抽屉最里头那个铁盒子。盒子锈了，盖子上印着“红双喜”三个字，是我结婚时候装喜糖的。盒子里装着我娘留给我的东西：一对银耳环，她结婚时候的嫁妆；一张我爹的一寸照片，蓝底，模糊得看不清五官，是从身份证上撕下来的；还有一块蓝印花布，跟我当年带走的那块一模一样，后来我老婆在布店看见有卖的，买了一块回来，说“你老念叨，给你买一块放着”。还有一封信，我娘找人代写的，一九九八年寄来的，信上说家里都好，我爹腿疼的毛病犯了，不碍事，让我别惦记，好好工作，过年不用回来，路远花钱。信纸是横格本撕下来的，薄得透光，字歪歪扭扭，代笔的是村东头小学的陈老师。

我摸着那封信，坐在阳台马扎上，一直坐到天黑。楼下跳广场舞的音乐响起来，咚咚锵锵的，我一个字没听进去。

儿子下班回来，问我怎么了。我说你太爷爷太奶奶的坟要迁，村里让我回去。儿子说那就回呗，我开车送你。我说你忙你的，我自己坐高铁。他说你行吗？我说怎么不行，我又不是没一个人出过门。他说那行，我给你买票。儿媳妇在旁边说爸你回去几天啊？我说看情况，办完事就回来。她说那孙子怎么办？我说你请两天假。她脸拉下来了，没说话。

第二天我给刘军回了电话，说初八之前我到。他说好嘞叔，我让我媳妇把老宅打扫打扫，你住两天。我说不用，我当天办完事就走。他停了一下，说叔，住两天吧，你表弟老念叨你，他家杀猪，请你吃杀猪菜。我说行。

挂了电话，我开始收拾东西。换洗衣服，降压药，老花镜。想了想，又把那块蓝印花布叠好塞进包里。我孙子凑过来问，爷爷你去哪儿？我说爷爷回老家。他说老家好玩吗？我说不好玩，穷，山多田少，红薯当半年粮。他说那你还去？我说爷爷得去把太爷爷太奶奶的房子拆了，把他们的坟挪个地方。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爷爷得亲口告诉他们一声，不然他们不知道搬家了。他说那他们能听见吗？我说不知道，但爷爷得说。他哦了一声，跑去看动画片了。我把包拉上拉链，在阳台站着抽了根烟。我戒烟好几年了，这一根是从儿子茶几上偷的，呛得我直咳嗽，咳完了又点了一根。

初八那天我到了周家坳。从省城坐高铁到县里四十分钟，县城到镇上中巴半小时，镇上下车我傻眼了——到村里还有八里地，没车。以前有那种三轮蹦子，现在不让跑了，说是非法营运。我拖着行李箱站在路口，正琢磨怎么办，一辆黑色皮卡吱嘎一声停我跟前，车窗摇下来，一个黑瘦男人探出脑袋，五十多岁，头发白了一半，脸上褶子能夹死蚊子。他盯着我看了两秒，嘴一咧：“哥！”

是我表弟，周德福。小我两岁，小时候我俩睡一个被窝，他尿过床，我替他瞒了二十年。他跳下车把我行李箱往车斗里一扔，搂着我肩膀就往车上拽。车上他一边开一边骂：“你他妈的还知道回来。”我说回来了。他说你多少年没回来了？我说四十二年。他说四十二年，你连我爹死你都没回来。我愣了一下。他爹就是我二舅，二〇一六年走的，那会儿我孙子刚出生，我确实没回来。我说德福，二舅那事……他说拉倒吧，我爹死之前还念叨你，说德旺在省城当干部，忙，别打扰他。我鼻子一酸，没接话。

皮卡开到村口，我认不出来了。土路铺了水泥，两边的老房子塌了一半，剩下的也翻新了，贴了白瓷砖，装了大铁门，门口停着电动车和小轿车。我表弟说村里现在还剩三十来户，年轻人都出去了，就剩老家伙和小孩。他把我带到老宅跟前，东厢房山墙确实倒了一截，砖头碎瓦堆了一地，院里的梨树还在，比我印象中矮了，粗了，树皮裂得跟老头的脚后跟似的。我表弟说这树你走那年结的梨最多，后来一年比一年少，今年就结了几个，让鸟吃了。

我站在院子里，脚底下是碎砖头和烂树叶。我爹抽烟蹲的那个门槛还在，磨得溜光，我一屁股坐上去，跟四十二年前我走的那天一样。我表弟在旁边蹲着，递给我一根烟，我说戒了，他嘿嘿笑，说戒个屁，点上。我点了。抽了两口，我说：“德福，我爹娘的坟，明天迁？”他说嗯，墓地我都找好了，公墓里最好的位置，向阳，你出钱就行，出力的事我来。我说行。他又说，村里修路占你的宅基地，补偿款大概这个数，他比划了一个手势，小二十万。我点点头。他说哥，你还有啥要弄的，一块儿办了。我想了想，从包里掏出那块蓝印花布，递给他。他愣住了，问这是啥。我说我娘当年给我包鸡蛋用的，我留了几十年，你留着吧，你家闺女不是喜欢这些老东西吗。他接过去，翻来覆去看，说哥，你这布太旧了，都糟了。我说是旧了。他拿它擦了擦鼻子，又递回来，说你还是自己留着吧，我屋里那条比你这条新。

晚上住表弟家，他媳妇炒了八个菜，有腊肉、血鸭、炒粉皮，还有一碗梅干菜扣肉。我吃了三碗饭。表弟拿出自己泡的杨梅酒，我俩喝了一斤多。喝着喝着他就开始翻旧账，说我那年考上师范，全村就出了我一个，大队书记都来送了五块钱。说我走那天，我娘哭了一早上，眼睛肿得跟桃似的。说我爹嘴上不说，晚上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抽旱烟，抽到后半夜。说我头一年寒假没回来，我爹去镇上邮局给我打电话，排了四十分钟队，就说了一句“钱够不够花”。我端着酒杯听着，眼泪往酒里掉，掉完了接着喝。

喝到后半截，我表弟忽然说：“哥，你那年走的时候，我娘给了你二十块钱你记不记得？”我说记得，二舅妈塞给我的，票子还是热的。他说那钱是我爹卖了两担谷子换的。他说我爹回来跟他说，德旺去省城念书，不能让人看不起。我捂着脸哭出了声，表弟也哭，他媳妇在旁边骂我们俩，说两个老东西喝多了发酒疯。

第二天迁坟。天阴着，飘着毛毛雨。我跪在泥地里磕了三个头，心里说爹，娘，儿子把你们挪个地方，新家向阳，你们别怪儿子。起来的时候膝盖上全是泥，我表弟拿手给我掸了掸，没掸干净。新坟地是表弟挑的，公墓最上面一排，能看见村口那条路，也能看见我老宅那棵梨树。墓碑上刻着我爹娘的名字，旁边种了两棵小柏树，我表弟说这树长得慢，但皮实，旱不死。

办完迁坟的事，村里让我签修路占地的协议。刘军把补偿款算给我看，问我要现金还是打卡。我说打卡。他说叔，你那宅基地真不要了？我说不要了。他说那村里收了，统一规划。我签了字按了手印。按完刘军说，叔，你这老宅子其实还能修，山墙倒了再砌起来就行，花不了几个钱。我说修了谁住？他说你回来住啊。我说我在省城住惯了，回来睡不着。他笑了一下，没再劝。

临走那天我让我表弟开车带我去村口河边看了一眼。河还在，水小多了，露着河床上的石头，几个小孩在河滩上放牛。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在这条河里摸鱼，摸了半桶鲫鱼，回家我娘拿酸菜煮了一锅，我爹就着鱼喝了半斤谷酒。我站在河边看了半天，我表弟说哥走吧，赶不上高铁了。我说行，走。

上了皮卡，我表弟说：“哥，你下回啥时候回来？”我说不知道，兴许过年。他说你过年别回来了，村里冷，你受不了。我说那清明。他说清明行，清明我给你留块腊肉。我说好。

到高铁站，我表弟把我行李箱从车斗里拎下来，我接过来，他又从兜里掏出一个塑料袋塞给我，说里面是红薯干，你嫂子晒的，你小时候爱吃这个。我接过来，塑料袋还带着他体温。我进站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他还站在车旁边，两手插兜里，跟四十二年前我爹蹲门槛上的姿势一模一样。

高铁上我打开塑料袋，捏了一块红薯干塞嘴里。艮得我牙疼，得拽着撕才能咬下来一块，嚼了半天腮帮子酸。就是这个味。我吃着吃着，旁边座的小姑娘看了我一眼，我冲她笑了笑，她扭过头去。

回到家，孙子问我爷爷你老家好玩吗？我说不好玩，穷，山多田少，红薯当半年粮。他说那你还去？我说爷爷得去告诉你太爷爷太奶奶一声，老家修路了，以后回去方便了。他说哦。我把那块蓝印花布从包里拿出来，叠好放回铁盒子里，跟我娘那对银耳环、我爹的照片、还有那封信搁一块儿。盒盖合上，锈蚀的铰链嘎吱响了一声。

晚上我给我表弟打了个电话，说到了。他说哥，你那红薯干吃完没？我说快了。他说吃完我再给你寄。我说行。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发了会儿呆，我老婆问我想什么呢，我说没想什么。她说你那老宅子真不要了？我说不要了。她说不后悔？我说不后悔。

其实我后悔。后悔四十二年都没回去过，后悔我爹娘活着的时候没多回去几趟，后悔我娘那封信我拖了三年才回，回的时候她已经走了。但这些话我没跟我老婆说，也没跟我儿子说。我跟谁都没说。

只有那块蓝印花布知道。我每次翻出来看的时候，都把它贴在脸上闻一闻，上面早就没了我娘的味道，只剩樟脑丸和旧柜子的霉味。但贴着它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还在周家坳，我娘还在灶前烧火，我爹还在门槛上抽烟，我还是那个二十五岁、背着铺盖卷去省城念书的周德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