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高校的聘期考核并不长,三年一考、五年一评,不合格就降级、转岗、解聘。这种压力对管理者来说很“好用”:数字清楚、排名直观、便于比较、便于向上交差。但对学术来说,它未必科学。
这不是个别教师不够努力,而是制度在改变人的行为。当一个体系反复奖励“快”,就会惩罚“慢”;当一个岗位把生存压力放在探索价值之前,学术就很难不被迫变得功利。
网传信件中提到,一些教师为完成横向经费等指标,存在自筹资金“走账”、配套虚假材料等做法。这些说法仍需调查核实,但它提出的警示很尖锐:如果考核指标脱离学科实际,又缺乏合理申诉和纠错机制,就可能诱导形式主义,甚至逼人在学术诚信边缘试探。
更令人不安的是,当“大家都这么做”成为潜规则,守规矩的人反而显得不合群;当造假被默认为“过关办法”,问题就不再只是个人道德,而是制度是否正在制造错误激励。一所大学若不能保护那些不愿凑数、不愿包装、不愿把教学和艺术实践简化为经费数字的教师,它的考核体系就已经偏离了大学应有的价值。
高校当然需要竞争,也需要考核。没有标准,队伍会懈怠;没有责任,资源会浪费。但考核的目的应当是促进教学、科研和育人,而不是制造恐惧;指标应当服务于学术规律,而不是让学术围着指标转。
白保国事件仍需等待权威调查结论,但它已经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一所大学把教师当成可替换的计件工,把学术当成可刷新的政绩表,那么它得到的可能只是漂亮的排名,失去的却是真正的人才、真正的课堂和真正的学术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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