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金色大厅里，最反常的一幅书法，不是写在纸上，也不是刻在木上。
它长十八米，高三点七二米，一排排字嵌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的金色大厅内。远看是书法，近看才发现——那字有金属的骨头。
铁打的。
这幅作品叫《中华颂》。很多人第一次看到，只觉得它气派；可真正让人停住脚的，是另一个细节：普通铁字已超过一斤，标题大字更超过二斤。
毛笔一落，本该是墨。到了这里，成了铁。
写下这幅字的人，是张志和。
一九九二年，他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师从启功先生，攻读中国古典文献学，也跟着学习、研究书法。往后，他做过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后来成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可这些头衔放在《中华颂》面前，反倒像后来的事。
他真正要过的一关，是把一篇献给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文字，写成能挂进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的榜书大字。
这不是普通展厅。
金色大厅是国家接待厅，也是许多重大外事、政务活动出现的地方。墙上挂什么，尺寸、气象、内容，都不能轻。
张志和提笔时，面前不是一张小尺幅宣纸。
那是一件将来要被放大到十八米的作品。字小了，撑不住大厅；字硬了，失了书法；字软了，又压不住“中华颂”这三个字。
难处就在这里。
他写的是字，也是尺度。
二〇〇九年，建国六十周年前夕，张志和应人民大会堂管理局邀请，创作并书写《中华颂》巨幅作品。故宫博物院资料里记下过一句话：这件作品成为进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的当代书法艺术巨作。
笔墨这一关过了，铁这一关才刚开始。
接下任务的，是安徽芜湖铁画大师储金霞。
她一九四五年出生，十四岁随父亲储炎庆学艺。储炎庆不是普通铁匠，他参与制作过人民大会堂里的巨型铁画《迎客松》。那棵松，从安徽厅移到国家接待厅，成了许多人熟悉的大会堂记忆。
储金霞后来成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项目芜湖铁画锻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她手里的工具，不是笔，是锤。
铁画的路子，讲究“以铁为墨、以锤代笔”。一根铁条烧红，夹上砧台，一锤落下，线条出来；再一锤，粗细、转折、顿挫全变了。
可《中华颂》不是松针，不是山石。
它是书法。
书法最怕死板。笔锋一僵，字就没气了。铁最怕的，偏偏也是太硬：硬到没有余地，硬到不能回头。
储金霞和弟子们要做的，是把张志和纸上的行笔，照着一比一的比例，变成铁。
这件事听着简单，动手就不对劲。
一笔“横”，纸上只是手腕一送；到铁里，就要控制火候、力度、弯折和厚薄。一处飞白，墨里是枯笔擦过；铁里要锻出虚实。一个顿笔，纸上是笔尖一按；铁里得让钢铁看起来像被毛笔压过。
顽铁生辉。
人民政协报写储金霞时，提到二〇〇八年大会堂方面找到她，要把张志和创作的长十八米、高三点七二米《中华颂》制成铁画，悬挂在中央金色大厅内。她率弟子通宵达旦，三个月后完成任务。
三个月，敲的是几百个字。
一个字背后，不是一锤。
《中华颂》最后呈现出来时，最让人意外的地方，恰恰不是“重”，而是“活”。
远处看，字势端正开张。走近看，转折处有书写的筋骨，收笔处仍有毛笔的意味。铁的冷光压着纸墨的温润，两种东西碰在一起，没有互相抵消，反倒把“厚重”二字做实了。
张志和给了它文气。
储金霞给了它铁骨。
这幅作品还有一层不容易被看见的巧合：储金霞的父亲储炎庆，曾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后的人民大会堂留下铁画；五十年后，女儿又为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前夕的金色大厅，锻出《中华颂》。
父女两代人，隔着半个世纪，在同一座大会堂里留下了铁与火的痕迹。
这比传奇更稳。
因为它不是一句夸张的话，而是两代手艺人一锤一锤敲出来的结果。
今天再看《中华颂》，别只看它多大、多重。
要看那一排排铁字为什么不像铁。要看一位书法家怎样把笔墨放大到国家殿堂，也要看一位铁画传承人怎样把烧红的铁条，锻成能呼吸的笔画。
金色大厅灯光落下，十八米长卷贴在墙上。
铁字不动，笔锋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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