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资本不会无缘无故地为政治狂热买单。在日本目前的环境下，宣扬民族主义情绪不只是安全的舆论导向，还直接等于流量、销量以及潜在的商业合同。企业鞠一个躬、停一个项目，成本远远低于把所有的账都摆在桌面上，因此真正要看的不是哪家企业道歉了，而是这套账到底怎么算。这在商业上叫做风险管理，在政治学上叫做迎合，两者说的是同一件事情。
再来看传播这一方面。上世纪90年代，大众杂志和通俗漫画就对年轻人的历史观念进行了重塑，2000年之后互联网普及，偏右翼的信息流量也出现了数量级的增长。商业公司在这个管道中所起的作用就是资金提供者，投广告、做赞助、搞联合营销，相当于不断地给它输血。管道也会反过来奖励配合的企业、惩罚不配合的品牌，时间久了之后，商业选题就整体向右转了。
大钱就在军工上面。2026年日本防卫预算达到9.0353万亿日元，而且政府还在不断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军工复合体所享受的政策红利就是这么来的。调查媒体Tansa依据防卫省公开资料统计，1990年至2023年防卫订单排前20的军工企业累计拿下约36.4万亿日元订单，1990年至2022年这批企业又向自民党核心资金团体“国民政治协会”提供约120亿日元政治献金。
以三菱重工为例，在过去的30多年里获得了11.6万亿日元的防卫订单，同期向“国民政治协会”上交了8.2亿日元的政治资金。更为重要的是，该集团当时的董事长也进入了防卫省的“防卫力根本强化相关专家会议”，并且在2025年提交的报告中直接提出要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巨头们不仅在舆论场上煽动着安全焦虑，而且坐上了制定规则的桌子。
这条线并不是近几年才有的。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老牌财阀，在侵略战争期间就是受益者和支持者，三菱重工更是日军武器生产的主力，曾经制造过“零式战斗机”、“武藏”号战列舰。战后的财阀改造中途停止，美国占领当局一度要求解散，但是后来态度发生了变化，实际拆分的程度和数量都大大减小了，这套依靠国家扩张牟利的商业基因得以延续下来。
到现在为止，它已经发展成了更加直接的金主模式。日本右翼所怀念的是从明治到战败的“大日本帝国”时期，质疑历史定论、要求修改宪法，这样的主张需要钱和人。APA酒店的创始人元谷外志雄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铁杆”、极右翼的核心金主，用笔名出版了大量的极右翼书籍。篡改历史在日本并不是少数人的一种癖好，而是一门有资金支持、有渠道、有买家的生意。钱和舆论互相滋养，所以才有了现在的这种稳定的供给。
企业的风险算计，看三丽鸥最清楚。中国市场是它的增长引擎，2026年上半年在华收入达到7.81亿元，并且同比增长了四成以上，但是它却在本土与《VIVANT》进行联名合作，而这部剧还被中国媒体点名批评，认为这是用认知战来包装侵略的行为。舆论反弹之后项目被叫停，但是分析认为其内部理念并没有改变，叫停更多是因为在华经济利益的考虑，准备且停且看。
这就是问题所在。企业算的是两本账，一本在本土赚取流量，一本在中国赚取利润，只要两者的收益大于风险，它就会继续在钢丝上行走。右翼叙事所要求的就是选边站，这两本账迟早会在同一个品牌上发生冲突，三丽鸥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因此要警惕的并不是某一个企业犯了错误，而是日本国内已经形成的一个闭环，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提供叙事，网络流量负责分发，军工订单和政治献金完成变现，规则制定者再给这条链加一道保险。个别企业只是链条上的一环，更换一个品牌，链条照样运转。这才是比一个项目的暂停更加麻烦的地方。
应对也不能只停留在等待一句道歉上。道义谴责和公关致歉信无法触动资本，要使递话筒的成本高于收益，市场准入、消费者选择、法规约束三管齐下，把代价写入企业的财务报表中去。当一个企业发现打擦边球会带来市场份额永久丧失以及合规审查全面收紧的结果时，董事会才会真正重新算账。也要让守规矩的企业明白，不随大流并不吃亏。
中国一直欢迎外资，但是尊重中国消费者的感情、敬畏不能被篡改的历史，这是进入中国市场的基本契约。我们并不要求企业站在哪一方，只希望它在历史问题上不要模棱两可、不和右翼一起玩火。中国市场的体量摆在这里，中国消费者的选择本身就是这张账单上最硬的一行。把迎合右翼叙事当作赚钱生意的人，就要为这门生意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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