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社会是否正在批量制造精神疾病？

电影《飞越疯人院》

过去三十多年间，中国精神障碍负担显著上升，成为日益凸显的公共卫生议题。发表于医学杂志《柳叶刀》的研究指出，相比 1990年，2023 年的患病人数增长了 45.6%。换算下来，每八到九个人里，就有一个人在某一时点受到精神障碍的影响。

同时，“疯狂”也在被人们前所未有地接纳。焦虑、躁郁、双相情感障碍等精神症候逐渐被熟知，甚至被以一种解构的姿态，散布在网络梗图、脱口秀节目和社交平台的自测题里，变成略带无奈的地狱笑话。

接受自己有精神疾病，似乎像喝水一样容易。除此之外，还能怎么办呢？药物、住院和心理治疗能够缓解生物症状、挽救生命，但那些讽刺痛苦的语言、区分正常与异常的标准、社会安排人的方式还在层层加码。到底是生活的哪一部分带来了它，我们能理清吗？如果令人窒息的是这个世界，治疗的终点难道是学会憋气？

今天，单读分享这份「精神疾病」书单。八本有关疯狂、精神病学与现代社会的书籍，向我们摊开精神疾病背后隐藏的历史、语言和制度。将检视精神状态的目光从个人身上移开后，我们也许更能理解德勒兹回忆福柯时所说的那句话，“一个人的魅力只存在于他的疯狂之中”。

在这个奇奇怪怪的世界里，疯狂可能才是人性最后的正常。

01

“我没得精神病”

20 世纪 80 年代，作者凯博文在湖南考察一家医院时，接触到许多被确诊为“神经衰弱”的患者。来自家庭的冲突、单位的压力、社会文化的不平等和政治运动留下的恐惧，进入他们的头脑、肠胃和肌肉，成为真实的身体经验。

此时，“神经衰弱”既是一种疾病分类，也是一种可以被家人、单位和医生理解的苦痛表达。但按照美国精神医学当时的判断标准，其中不少人更符合抑郁症状。

尽管确定的诊断和药物可以导向减轻症状、减少自责的解决方式，痛苦的真正原因却容易从视野中消失，某些生活困境也有了难以公开的理由。作者想要从此处追问的，不是这些患者究竟归属哪一种病因，而是一个人的病痛如何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被表达、命名和治疗。

就像因为担心被说想太多、太矫情、不够坚强，而绝口不提的抑郁症患者——有时，不可说的不一定是精神疾病，也许是这个社会本身。

02

正常人在医院里

精神病在社会里

我们的社会是否正在批量制造精神疾病？现代社会给人前所未有的自由。你可以在信息洪流中随意穿梭，被许诺“人生是旷野”；关系可以随时建立，身份可以不断更新，一切都可以自己决定。

然而，这种自由的背后，是个体必须独自承担世界剧烈变化的震感。不再有任何一种社会关系、集体行动和公共制度可以带来安全感，人们只能不断暴露自己，在边界消融的大“社会”中确认自己的存在。一旦离线，“我”立刻不再可见。

《无法独处的现代人》揭示的是精神困境滋生的温床。来自流动世界的 44 封信，让我们看见现代性的悖论。人看似不再孤立，却也失去了孤独的能力。当这种能力被持续侵蚀，人们不再想象、反省、整理经验，没有稳定的自我，也更难与他人建立真正深刻的关系。

最终，“在逃离孤独的路上，你失去了独处的机会”。

03

啊？医生也疯了

进过精神科的朋友都知道：这个世界，谁比谁更疯，很难说。

在精神科，有人想割掉自己的耳朵，就为了不再幻听；有人坚信自己是耶稣，试图在泳池表演水上行走；还有人吞下九十九片药，之所以不是一百片，是因为有一片掉在了地上——捡起来吃不卫生。

作为单口喜剧演员，作者沃特豪斯把精神科的故事写得像没完没了的地狱笑话。但作为精神科医生，他可能也没比“患者”正常到哪里去。大部分时候，他分析和治疗别人的疯狂。少部分时候，他不得不躺在心理治疗师的沙发上，只为了弄明白，自己到底为什么想做精神科医生。

来到精神科的第一天，他和同事玩了一个游戏，“猜猜那人是精神病人还是医院职工”。换了我们，能猜对吗？或者说，谁有资格划出正常与疯狂的界线？是相信自己“没问题”的患者，是筋疲力尽的医生，还是经费不足、人员短缺，却要求所有人保持理智高效的医疗系统？

其实大家都是疯子，只是各自的“疯点”不同。因为，疯狂始终是人性的一部分。

04

精神病院不是一天建成的

伦敦伯利恒皇家医院，是欧洲首家专门治疗精神病患的机构。这座后来被称作“贝德莱姆”的医院，几乎经历了精神病院演化的全部历史：

早期的贝德莱姆是“失序者”的收容所，病人被管束、限制，甚至作为城市奇观供人参观；19 世纪，它的目标转为“助人恢复正常”，道德疗法与医学疗法在冲突中结合；20 世纪以后，它接纳了现代精神病学，用诊断、药物和科学治疗为精神疾病确立规范。直到今天，精神病院的住院部成为收容患者的最后机构，“疯狂”已经彻底融入社会之中。

人们想象疯狂的方式也随之改变。从需要隔离的“疯人”，到被期望治愈的“病人”，再到有权在社会中生活的“患者”……“疯狂”不断被重新界定，但精神病院的建筑、制度和医学语言，使其始终清晰可见。

那么，好的精神病院应该是怎样的？“隔离”提供庇护，但也可能演变为监禁；“融入”能够保留自由，却未必能维系安全感。

作者杰伊展示了精神病院发展史中两种互相撕扯的取向。不管是哪一种取向，面对的都是同一个问题：社会要付出怎样的劳动、保障和支持，来保证处于精神危机中的人既不伤害自己，也不被社会抛弃？

05

美式精神病席卷全球！

抑郁、焦虑、PTSD、ADHD、进食障碍……这些词似乎已经成为一套通行世界的“痛苦语言”，上网冲浪一圈，就能确诊三四个。

精神疾病真的在任何地方、以同一种方式发生吗？作者沃特斯通过研究世界四个地区的不同案例，得到了一个惊人的结论：世界各地的精神疾病越来越像美国精神医学描述的样子。换句话说，美国正在把精神病的“脚本”带给全世界，对精神疾病的定义的确受到文化霸权力量的影响。

过去几十年，借助诊断手册、学术机构、媒体、国际援助和制药企业，美国不只向世界输出了治疗手段，也附赠了一套“如何生病”的范本：什么症状值得注意、如何描述痛苦、病因是什么、病程会怎样、哪一种治疗才算科学......

当地方经验被同化为统一诊断，关于“正常”与“异常”的想象也同时被固定了。这一现象敦促我们思考：如果全世界越来越以同一种方式发疯，我们是否也正在失去其他理解人类精神的方式？

06

理解精神疾病的两种语言

同一个患者的病症，可以被讲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在精神科门诊，精神疾病是一种脑部故障，需要列症状、下诊断、开药物；而在心理治疗室，精神疾病是人的历史，需要追问童年、分析欲望、梳理关系。

两套不同叙事的背后，是看待“人”的不同视角。生物医学将精神疾病视为真实的身体症候，让患者不必为无法控制的症状感到羞耻，但一个活生生的人也被抽象成“坏掉的身体”。精神动力学则试图拆解症状的意义，追溯人的复杂历史，却可能将“生病”的责任压在患者及其家庭的头上。

经过对美国精神科的长期田野调查，作者鲁赫曼最终理解了这两种长期互相“较劲”的语言。它们此消彼长的意义，不是在医学理论上分出胜负，而是更全面地理解人的精神症候——一个陷入疯狂的人，疾病的痛苦是真实的，Ta的存在也是真实的。

07

女性的痛苦有名字吗

女性常常在别人的语言中成为“疯女人”，至于她为什么疯了，没有人关心。

她们的精神痛苦常常陷入无解的两难：得到诊断前，她们被说装病、矫情、太敏感；得到诊断之后，她们的人生又可能被“抑郁症”三个字吞没。

以自己的患病经验为起点，作者河美娜访问三十余位韩国年轻女性。她们说自己的忧郁，说慢性疼痛、家庭暴力、过度劳动、照护压力和亲密关系，也会说那些熟悉的解释——都是激素的问题，想开一点就好了。而男性的忧郁却常有社会责任和“一家之主”的身份背书。

比起“她为什么抑郁”，对作者来说更重要的是，她经历了什么，承受了什么，她的话为什么没有被相信。“书写自己人生的女人，某种程度上都是疯子。”当受访者重新开始讲述，她们争取的不只是康复，还有解释自身经验的主动权。一个女性友好的社会，正要从看见她、倾听她、相信她的话开始。

08

精神病的终点是回归社会吗

判断一个人精神状况是否“正常”，就看 Ta 能不能工作、消费、结婚、遵守规则，即顺利回归社会。但作者偏偏要问，如果不健全的是社会呢？

在异化的社会中，人史无前例地高效运转，却越来越难以爱和创造，甚至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这样的社会，结果并不是人人发疯，而是人人都进入“正常的病态”。

作者检视了几种治疗社会精神病的“药方”：以服从和偶像崇拜消除不安的“威权主义”、试图用物质丰裕掩盖异化的“超级资本主义”，把人变成行政机器零件的“官僚化社会主义”......它们都没有真正解决异化，人仍然只是实现某种宏大目标的工具。

比起训练一个人去适应病态的生活，我们其实更期待一个值得人进入的社会。当劳动具有意义，公民就能够参与共同生活，文化鼓励理性、爱与创造，人就能重新成为目的。

你自己或者你身边的人

是否也有着相似的经历？

你觉得要如何治愈

才能真正变得精神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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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辋川

编辑：菜市场、蒋雪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