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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穷人层”,并不是某栋楼里固定的第几层,而是指一类住宅:楼层高、密度大,一旦后续维护跟不上,就可能一步步变成低收入人群聚居的地方。
这种情况在欧美城市并不少见,有些高层住宅区建成没过几年就沦为贫民窟,最后只能整体推倒重来。
对国内的普通家庭来说,这个话题离生活并不远。
多数人买房要拿出几代人的积蓄,还要背上二三十年的贷款,图的是一个能长期安稳住下去的家。也有人宁可一直租房,但在不少人眼里,有房才算有了生活的底,婚姻和子女教育也离不开它。正因为一套房子承载的东西太多,房子住着住着出了问题,压力最后都落在业主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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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国内住宅不仅数量越来越多,楼也越盖越高。拿长沙来说,近几年新开的楼盘几乎都在30层以上,从湘江望向两岸,高层住宅一栋紧挨一栋,排得像一道道铁栅栏。
围绕高层住宅,一直存在两种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高层住宅代表高效的现代都市生活,值得大力推广。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高层住宅居住拥挤,城市面貌千篇一律,维护成本还高,只是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权宜之计,长远看还是应该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建独门独院的大房子。
在国内住宅容积率普遍超过5、个别项目甚至超过10的情况下,欧美的小洋房确实让人眼馋。不过西方国家同样经历过大规模盖高楼的阶段,它们的高层住宅怎么兴起,后来又栽在了哪里,很值得回过头来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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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西方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持续涌入,住房紧张的问题一年比一年突出。
法国建筑师柯布西耶给出的判断是,住房不够是因为土地利用率太低、建造速度太慢,只要把房子往高处盖,再像工业产品那样批量生产,问题自然就能化解。
在他看来,房子就是“居住的机器”。
既然是机器,就得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标准化,模块结构简单,便于流水线生产;二是讲究实用,能满足基本的居住需求就够了。这种强调实用性和标准化的建筑思路,就是至今影响仍然很大的现代主义。
柯布西耶当年的不少设计,放到今天依然有很强的即视感。
1922年,他提出“三百万人口的当代城市”方案,打算把巴黎市中心全部推平,再建起24栋高200米、60层的十字形大厦。这样的构想在1924年足够惊人,即便放在今天,视觉冲击力也不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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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包括柯布西耶在内的17名建筑师,在德国用短短五个月设计并建成了21栋住宅,也就是魏森霍夫住宅区。
整个住宅区大量使用混凝土等新技术,全部采用平顶设计,外形多是大块几何体的拼接,室内墙面基本是白色粉刷,家具够用就行。这里后来成了现代主义建筑的典范,吸引大批民众前往参观,欧洲人这才意识到房子原来还能这样造。
只是受技术和土地条件所限,二三十年代的现代主义建筑大多停留在实验和展览阶段。这类高楼刚出现时也并不讨喜,很多人觉得它们太粗犷,看上去不像一个家,而且占地很大,总不能真把老城区统统推平。
二战改变了这一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多国城市住宅遭到大面积破坏,住房短缺成为战后重建中必须优先解决的问题。英国、法国和德国都面临大量住房修复与新建任务,政府因此大力推动公共住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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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府而言,现代主义建筑省时、省钱、易复制,这些优点被无限放大,高层住宅自然成了各国优先选择的建筑模式。
柯布西耶也终于等来了施展的机会。战争结束后,他受法国政府委托设计了现代主义的标杆作品马赛公寓。
按照当时的标准,这栋楼高得出奇,长165米、高56米、宽24米,共18层,包含23种户型,可容纳1500到1700人居住,楼内还配有商业中心、幼儿园、健身房和游泳池。
公寓大量使用标准预制件,每套住房都独立于钢筋混凝土骨架之外,因此得了“酒架式结构”的绰号,意思是每套公寓都能像酒架上的酒瓶一样任意组合排列。
马赛公寓1952年建成后迅速引起世界关注,欧洲各国纷纷照着样子兴建高层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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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情况更特殊,住房本就紧缺,分裂为东西两德之后,双方还要比拼制度的优越性,盖房子也多了一层暗中较劲的意味。
东德有马克思大街二期,西德就有麦基西斯小区;东德强调建筑工业化、分配福利房,西德就打出提升城市质感的旗号,同样建起一批高密度高层住宅。
1949年到1954年间,纽约又陆续建成圣尼古拉斯、南牙买加二期等40多个公共住宅区,绝大多数也是高层。战后15年内,美国公共住房建设规模迅速扩大,高层住宅成为部分大城市解决住房短缺的常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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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段历史串起来看,西方国家大建高层住宅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战争破坏和城市人口增长造成住房紧缺;二是政府主导公共住宅建设,更看重效率和统一规范。那么,一旦住房不再紧张,或者政府不再包揽建设,这些高楼会走向何处?
西方国家在六七十年代以后遇到的,恰恰就是这个问题。
战后高速增长期结束,石油危机又接踵而至,各国财政越来越紧,只能削减福利、压缩开支,基础设施的维护随之缩水,高层住宅首当其冲。
泰勒家园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它竣工没几年,就因缺乏维护导致部分电梯长期停用,水电设备频繁出故障,垃圾堆积无人清理,老鼠蟑螂大量繁殖。市政府为防止儿童坠楼,又在走廊加装铁栅栏,整个住宅区越来越像一座大型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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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有家底的人都不愿搬进来,住户几乎全是贫困黑人,封闭孤立的空间又反过来助长了犯罪和贫困。一个本来用来改造贫民窟的项目,没几年就成了新的贫民窟。
电梯这件事,放到国内同样是高层住户的软肋。
家里有老人的,往往优先考虑低楼层,老人腿脚不便,上下楼全靠电梯,一旦遇上停电检修或者设备老化,二三十层的高度对老年人是实打实的负担,年轻人天天爬楼也吃不消。
至于漏水,也不只是老房子才有的毛病,一些存在质量缺陷的新房交付后同样可能出现,外墙渗水、管道老化、顶层防水失效,修起来往往要靠全体业主协商出钱,处理不及时就会一拖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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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狭小也越来越难让人接受,尤其是在居民逐渐富裕之后。以法国为例,一些中产家庭可以到处旅游,买得起最新的家电,却不好意思请朋友上门做客,窄小拥挤的住房在当时被不少法国人视为一种难堪。再加上高层住宅年久失修,很多人干脆搬去郊区,形成逆城市化。
本地居民搬走后,住进来的多是贫穷的外国移民,甚至有犯罪分子,居住环境进一步恶化。久而久之,这些外观依旧现代的高楼成了贫民窟或“鬼楼”,要么没人住,要么没人敢住。
标题里说的“穷人层”,根子就在这里。楼层高本身并不决定住户的贫富,真正起作用的是维护能不能跟上。电梯坏了没人修,公共区域没人管,有条件的住户就会陆续卖房离开,房价随之下行,接盘的人收入更低,物业费更收不上来,小区也就越住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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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留下来的,往往是没有其他选择的人,而当初高价买入的业主,只能把这份损失自己咽下去。
另一方面,人口增长放缓、生活水平提高,也让西方人有了更多空间和财力去追求宽敞舒适的住宅。80年代以后,新建住宅体量明显缩小,部分城市逐步减少大规模集中式高层公共住宅建设,转向中低层和混合社区,部分老旧高层项目也被陆续拆除,二战后建起的一大批高楼即便没到使用年限,也被陆续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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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国内,眼下的处境和二战后的西方确有几分相像:城市人口持续增加,建设讲求效率。如今随处可见的高层住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许多国家都走过这一段路。既然阶段相似,人家后来踩过的坑,也就值得提前留意。
政策层面已经有了明确信号。2021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印发《关于加强县城绿色低碳建设的意见》,提出县城新建住宅以6层为主,6层及以下住宅建筑面积占比不低于70%,最高不超过18层。
202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要求严格限制新建25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不得新建5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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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1日起,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正式实施,新建住宅层高不低于3米,4层及以上住宅须设置电梯。这些规定合在一起,等于给“高楼热”踩了一脚刹车,也把建设重心从“盖得多”转向“建得好”。
人口形势同样在变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人口比上年减少85万人,这是六十多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2023年和2024年人口总量继续下降。
人地矛盾会随之有所缓解,购房需求也会从“有地方住”转向“住得舒适”。对准备买房的人来说,看一套高层住宅,价格和地段固然要紧,物业能否长期尽责、电梯和水电设施能否正常运转、维修资金是否充足、小区能否留住住户,这些同样要算进账里。
西方高层住宅的经历已经说明,楼一旦失去维护,最先受损的是房子的居住价值,最终买单的则是每一位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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