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7年7月，南京，白崇禧奉召参加军事会议。卢沟桥事变已经发生，华北局势迅速恶化，国民政府急于把各地方实力派拉到抗战部署中来。白崇禧刚一抵达，便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对桂系而言，这趟南京之行不只是参加会议，更关系到广西军队今后如何出兵、由谁指挥，以及军费从哪里来。
白崇禧字健生，李宗仁字德邻，两人是新桂系最重要的两位人物。一个长于谋划，熟悉全国军事格局；一个扎根部队，在广西军中拥有深厚威望。表面上，他们配合多年，实际上彼此都清楚，桂系不能没有对方，却也不可能完全没有分歧。
这种分歧，早在黄绍竑离开广西时便已经显露出来。黄绍竑重视地方治理，倾向于整顿财政、发展生产，让广西先把内部基础打牢。李宗仁、白崇禧则更看重军事力量和外部局势，认为乱世之中，手里没有军队和地盘，所谓建设很容易成为空谈。
黄绍竑后来离开广西，前往南京任职，桂系内部的权力结构随之改变。李宗仁成为名义上的核心，白崇禧则凭借军事才能和南宁军校的关系，掌握了越来越多的军队资源。南宁军校培养出的军官分布在桂军各部，这种影响力不是一纸任命能够轻易取代的。
有意思的是，桂系内部并非简单的上下级关系。李宗仁需要白崇禧替他处理复杂的军事事务，白崇禧也需要李宗仁的声望维持桂系的统一。两人相互借力，又相互提防。到了1937年前后，军中已经出现对权力分配不满的声音，白崇禧留在广西，未必能够继续从容施展。
抗战局势的骤然变化，给白崇禧提供了一个离开广西的机会。蒋介石需要地方实力派合作，白崇禧也需要一个能够重新进入全国军事决策层的位置。过去桂系曾多次同南京方面发生冲突，1928年北伐后，白崇禧还曾参与迫使蒋介石下野。此时再赴南京，当然不是一件毫无顾虑的事情。
李宗仁并没有简单反对。他明白，桂军若要参加抗战，必须取得名义上的统一和实际的补给。白崇禧去南京，可以探探中央的态度，也能替广西争取更大的发言权。临行前，李宗仁特别交代了一件事：桂军调动需要粮饷、弹药和运输经费，不能只讲抗战责任，不谈实际保障。
李宗仁当时对他说：“到了南京，别忘了替广西把军费问清楚。”
这句话看似平常，实际上很重。广西军队长期依靠地方财政维持，桂系虽然拥有自己的军队，却缺少稳定而充足的中央拨款。一旦部队离开广西，向华北、华东等地调动，补给距离拉长，所需费用便会成倍增加。没有钱，命令下得再坚决，部队也很难按时到达。
白崇禧到南京后，蒋介石对他采取了较为积极的姿态。国难当前，蒋介石需要借助白崇禧的军事判断和桂系的作战力量；白崇禧也正好借此机会摆脱广西内部的掣肘。会后，他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副总长，开始参与全国军事部署。
从政治角度看，这是一场彼此需要的接近。蒋介石要的是桂系出兵和服从统一指挥，白崇禧要的是职位、影响力以及桂军的实际保障。双方能够暂时坐到一起，并不代表旧日矛盾已经消失，只是抗战压力把这些矛盾压到了后面。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李宗仁等待的军费问题迟迟没有明确答复。军队出动在即，广西方面需要安排部队、筹集物资，白崇禧却似乎沉浸在南京的新职位和军事事务中，没有及时把这件事办妥。李宗仁得知后，十分不满。
他对身边人说：“健生这回算是好好认识了蒋介石，可我难道不认识蒋介石吗？”
这句话的重点，不在于责怪白崇禧忘事，而在于提醒他：蒋介石的礼遇可以接受，中央的任命也可以接受，但桂系不能只得到名义上的位置。李宗仁太清楚南京方面的作风，若没有具体的军费、补给和编制安排，口头上的合作随时可能变成单方面承担。
白崇禧此行，表面上是赴南京任职，实质上却牵动了桂系内部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力量平衡，也影响着广西军队能否顺利投入抗战。李宗仁的不满，正是地方军队在全国统一抗战框架下所面对的现实难题：既要服从大局，又要保住自身的生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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