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朱元璋对长子朱标极为器重和信任，称吴王时，就将朱标立为王世子，命其跟随宋濂读书受教。洪武元年（1368年），朱标被册立为皇太子。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下令朝政先交由朱标处分再上奏。一系列举动，足见老父亲的期许和朱标地位之稳固。
这也导致长期以来人们把关注点都放在了朱标政治上的成就和他们父子的关系上，从而忽视了朱标也是一位书法家、文学家。跟随宋濂、李善长等人学习数十载，朱标早已精通五体，还养成了欣赏字画的雅习。
朱标传世书法极少，《行书跋赵伯驹江山秋色图》是其最自然的一幅字。他在跋文中写道：“观斯画景，则有前合后仰，动静盘桓，盖为既秋之景，兼肃气带红叶黄花，壮千里之美景，其为画师者若赵千里安得而易耶!”可以看出朱标文采出众和对绘画的出色鉴赏水平。
朱标用笔得“宋四家”、赵孟頫精髓，每一笔的起收都做得过分清晰，起笔多顺锋入纸，不作藏锋回护的冗余动作；收笔处回锋或顺势带出，笔画与笔画之间的承接依靠方向上的呼应而非显性的牵丝来完成。
这种处理方式与“二王”小楷系统中以蕴藉维持气脉的逻辑一脉相承，字形的外轮廓收得较紧，没有向四周舒展的意图。欧阳询的影响在这里表现为对单字内部空间分配的严密控制：部件之间的比例关系稳定，重心不轻易偏移，即便某些字在笔画数量上并不均衡，也能通过压缩或拉伸某一侧来维持住整体的平衡感。
题跋中“盖为既秋之景，兼肃气带红叶黄花”这句话，它直接决定了这幅画在后世的名称。《石渠宝笈》初编著录时，正是根据朱标题跋中的这一描述，将原题《江山图》改定为《江山秋色图》。一个代笔者的文字判断，覆盖了画作原有的题名，成为此后数百年著录的依据。
朱标在这件作品中的角色不止于“书写者”，他同时是观看者、描述者和命名者。正因为书写足够清晰、稳定，这段文字才得以完整地承担起为无款画作建立身份的功能。起收的干净、结字的稳定、笔画之间不依赖牵丝的气脉贯通，成为检验书写者基本功是否扎实的硬指标。
写一件自由挥洒的手札可以靠性情带过许多技术问题，写一段被后人当作文献来读的题跋不行。朱标此跋的每一笔都暴露在“可读性”的要求之下。对于任何一位试图在实用书写与书法训练之间寻找交集的练习者来说，这件作品提出的问题比任何一件名家自运之作都更直接：当你的字不仅仅需要“好看”，还需要“可靠”的时候，你还能不能让它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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