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个商团往后撤！中菲外长通话前，要求政府降温对华关系

近日，中菲外长的通话结束，双方同意继续对话。就在此前，菲律宾23个工商及社会团体联名要求政府给对华关系降温。马尼拉部分政客还在高声谈对抗，本国的企业、工会和农业组织已经公开要求克制。

老涂认为，23个组织集体发声，是菲律宾国内经济利益开始集中约束对华强硬言论。中国市场、工业供应链和就业已经深深进入菲律宾的日常经营，部分政客可以借对抗争取关注，企业和劳动者却要承担成本。要求恢复外交沟通，就是要让国家政策重新顾及这些具体利益。

这份联合声明的分量首先来自签署者。菲律宾工商会、雇主联合会、菲华商联总会、出口商联合会，还有半导体和电子产业、酒店业等团体都在其中。参与者还覆盖劳工、农业、学术和海外务工群体。平时各行业经常有不同诉求，这次却共同要求政府停止激烈言辞，通过正式外交渠道处理对华分歧。

菲律宾部分官员与中国驻菲使馆连续发生公开争执，海上争议被不断带入社交媒体，甚至出现要求减少使用中国商品的声音。对于政客，公开争执容易吸引支持者。对于正在签采购合同、安排生产计划的企业，争执会增加一项难以估量的经营风险。企业无法根据官员今天的一条帖子，判断下个月的货物能否顺利采购、员工能否稳定开工。

因此，23个组织作出的选择很有代表性。他们没有争着成为新的外交发言人，而是要求政府把外交事务交还专业部门。菲律宾国内已经出现一个明确诉求，政府可以维护本国立场，也必须为企业、就业和居民生活保留稳定交往的条件。

菲律宾工商团体为什么如此紧张？一组贸易数据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当前中国内地与香港合计约占菲律宾对外贸易的三成。菲律宾在中国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则不足百分之一。这种差距说明，同样一次经贸摩擦，两国承受的相对压力可能相差很大。菲律宾经济规模较小，重要货物的采购与销售集中在少数市场，调整起来所需时间和费用也更高。

三成贸易份额牵动的是产业链上的大量具体环节。当地制造业需要机械设备、工业原料和电子零部件，建筑业需要各种材料，电力与交通项目需要设备，零售商则依靠稳定货源维持价格。中国供应链已经进入这些行业的正常运转。进口商买来的很多东西还要进入本地工厂，变成菲律宾工人的工资和企业的订单。

比如半导体和电子产业组织为什么参加联署？菲律宾电子产业参与国际分工，企业承接加工、装配和测试等业务，原材料、设备与最终客户分布在不同国家。工厂按交货周期组织生产，原定的零件供应一旦受到干扰，企业可能需要重新认证供应商、调整运输安排，甚至重新谈判交货条件。客户不会因为马尼拉政客的争论就自动延长合同。这些成本会影响利润、就业和出口竞争力。

再看能源转型。菲律宾电价和能源供应长期受到企业关注，太阳能设备、电动交通工具和相关工业配套都需要进口技术与产品。中国在这些领域拥有规模较大的制造能力，能够提供有价格竞争力的组件与设备。菲律宾企业呼吁继续合作，考虑的是当地项目能不能按预算建设、发电成本能不能降低。若将正常采购轻易政治化，项目投资可能受到影响，家庭和企业也难以迅速找到价格、规模和供货能力相当的替代来源。

农业和消费市场同样如此。菲律宾农产品需要海外买家，农资、机械和运输成本又关系到农户收入。双方关系越不稳定，企业在安排订单、投入生产和预测需求时就越谨慎。经贸联系不会因为政治争吵立即消失，可是未来交易的不确定性足以影响今天的投资意愿。

联合声明还提出扩大供应来源、发展本土制造。这恰恰符合企业经营的常识。降低集中采购风险要靠建设新产能、培养供应商和开拓市场，需要多年投入。外交关系的急剧恶化却可能发生得很快。工商团体要求政府稳住现有联系，是为了争取企业调整的时间，避免把长期产业升级变成仓促而昂贵的替换行动。

签署联合声明的各类组织平时代表着不同利益。出口商关注中国市场和通关条件，进口商关注货源和价格，制造商关心生产计划，酒店业希望稳定客流，雇主考虑成本和投资，工会看重就业，农业团体关心销售和生产资料。如今这些不同主体能够共同发声，说明对华关系恶化带来的潜在风险已覆盖菲律宾经济的多个环节。

这种联合也改变了争论的性质。部分政客惯于把对华议题描述成态度是否强硬的测试，谁表达克制，谁就容易被指责让步。工商团体则把争论拉回政策效果。严厉言辞能为菲律宾争取多少市场、多少就业岗位，能否降低电价，能否让农民多卖出产品？政府必须面对这些实际问题，才有可能向社会交代自己的对华政策。

菲律宾工商会和出口商联合会这样的组织拥有接触企业经营数据、政府部门与政策讨论的渠道。雇主联合会和劳工团体参与，进一步增加了这份声明的社会分量。企业主与劳动者对工资、福利可能各持立场，却都需要企业正常开工。工厂停工，老板损失订单，员工损失收入，地方政府减少税收，连周边商户也受到牵连。

这里还有菲律宾政府内部协调的问题。菲律宾总统府此前公开表示，希望继续保持对华贸易和投资联系，也没有禁止正常商业往来。可部分强硬言辞不断制造对立，让外界难以判断马尼拉究竟准备怎样处理同中国的经济关系。外商评估投资项目，通常需要判断政策是否连续、有关部门能否协调。一个部门鼓励投资，另一些官员却持续鼓吹抵制，给投资者带来的感受就是政策难以预测。

23个组织因此要求统一外交声音。他们希望国防、海上执法与外交部门在政府明确的政策框架内行动，避免个人化的公开争论干扰正式谈判。这种要求来自菲律宾社会自己的利益计算。维护国家尊严需要政府采取有分寸、可执行的行动，社会各界也有权要求政府解释对抗政策可能由谁承担费用。

那么，这些工商及社会团体希望政府怎样做？联合声明提出的办法相当具体。停止相互指责与社交媒体上的激烈交锋，让正式外交渠道负责协调对外政策。维护海上权益，同时保障贸易、投资、旅游和能源合作。把就业、市场准入与供应链稳定列入政策考虑，并通过扩大贸易伙伴、发展本地生产来降低经济风险。

这些诉求之间存在明确的先后关系。政府首先需要让外界知道，负责对华政策的究竟是哪一个部门，已经决定的立场是否能够得到执行。只有政策声音统一，外交部门才能与中方就分歧开展持续沟通，企业也才能据此安排订单与项目。若某个官员随时通过公开发言推高紧张程度，外交部门即使谈出成果，也可能被新的争执冲淡。

企业需要的是可持续的正常往来。让货物按合同交付，让企业能够依法经营，让投资项目按照商业条件推进，才有条件逐步建立新的供应网络。菲律宾当然可以寻找更多贸易伙伴，也应当提高本土制造能力。可多元化要以市场选择、基础设施和产业能力为支撑。直接以政治情绪推动抵制，容易先抬高菲律宾生产和消费成本，企业却未必能马上获得新的供货渠道。

中菲外长的这次电话，为工商团体要求的正式沟通提供了现实回应。拉扎罗表示，菲方重视稳定、可预期的双边关系，愿意通过对话处理涉海问题。双方就保持外交对话、排除干扰、负责任地管控分歧以及扩大共同利益达成基本共识。通话已经结束，外交部门获得了继续协调的明确基础。

接下来能否让23个组织的担忧得到缓解，取决于这些共识怎样进入政府日常决策。涉及海上争议，由被授权的部门提出立场并开展协商。涉及贸易投资，由经济主管部门与企业保持沟通，及时处理经营中的实际困难。对于可能伤害正常人员往来和企业权益的行为，政府应当依法处理，并防止个别人的言辞持续破坏外交工作的效果。

老涂认为，这次联署让菲律宾国内对华政策争论多了一股无法忽略的力量。23个组织代表的行业和群体有各自的利益，却共同提出了降低对抗、恢复沟通的要求。部分政客可以不断提高声调，工厂的订单、农民的收入和普通家庭的开支却不能靠口号维持。菲律宾政府若继续纵容对立情绪侵入正常经贸往来，国内经济和社会将承担更多可以避免的成本。23个团体要求缓和对华关系，正是要阻止这种代价继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