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97年我跟厂长的女儿打了一架，她女儿突然说：除了他，我谁都不嫁
1997年夏天，我二十二岁，在一座快要撑不住的机械厂里当钳工。
那时候厂里已经连续三个月没发全工资了。车间里的机器还能转，可每个人心里都清楚，这个厂不像以前了。
以前下班铃一响，工人们成群结队地往外走，食堂窗口排着长队，家属区的孩子在楼道里追着跑。后来，车间里的灯一盏接一盏地坏，食堂里的菜从两荤两素变成一盆白菜汤，连厂门口那棵老槐树下的象棋摊，也渐渐没人来了。
厂长姓周，大家都叫他周厂长。
他在厂里干了二十多年，年轻时是技术员，后来当了副厂长，最后坐上了厂长的位置。厂里的人怕他，又敬他。怕的是他办事硬，敬的是他从不克扣工人的工钱，厂子最困难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工资也压了半年。
他有一个女儿，叫周青禾。
周青禾比我小一岁，今年二十一。她没有在厂里上班，却几乎每天都在厂区里出现。有时替她父亲送文件，有时去医务室拿药，有时只是骑着一辆浅蓝色自行车，在厂区里来回转悠。
她长得不算特别漂亮，眼睛却很亮，头发剪到肩膀，走路很快，说话也快。
厂里的人都说她脾气坏。
我觉得那话不准确。
她不是对所有人都坏，她只是专门对我坏。
我第一次得罪她，是因为她把自行车停在维修间门口，挡住了送零件的推车。
我当时正抱着一只沉重的轴承，喊了两声让她挪车，她在远处听见了，却只回头看了我一眼。
“你不会自己搬过去？”
我说：“车挡在门口，我怎么搬？”
她把自行车往旁边踢了一脚。
“现在不就能搬了？”
我看着歪在墙边的自行车，没吭声。
她走了两步，又回头问：“你瞪我干什么？”
“我没瞪你。”
“你脸上写着瞪我两个字。”
我那天没和她争，抬起轴承就走。可从那以后，她见了我，总要找点麻烦。
有时说我把扳手放错地方，有时说我修好的水龙头漏水，有时在食堂排队时故意插到我前面。
我不理她，她就更来劲。
“你这个人是不是不会说话？”
“会。”
“那你怎么不说？”
“没什么好说的。”
“你看，你又这样。”
她把饭盒往窗口上一放，气呼呼地走了。
旁边的老姜笑得差点把汤喷出来。
老姜是维修班的老师傅，五十多岁，在厂里待了大半辈子。他看着周青禾的背影，压低声音说：“她只对你这样。”
“她对我怎么了？”
“你真不知道？”
“不知道。”
老姜摇了摇头。
“你小子是真木头，还是装木头？”
我没回答。
其实我不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周青禾会在我值夜班的时候，假装来找她父亲，顺便把一杯热水放在维修间门口。
她会在下雨天把自行车停在我工位旁边，问我：“你带伞了吗？”
我说带了。
她就撇嘴：“带了还淋成这样，伞是给你遮铁屑的？”
她还记得我不吃肥肉。食堂里只要有红烧肉，她总能把瘦的部分夹进我的饭盒，然后把肥的那块放到自己碗里。
我问她为什么。
她说：“我不爱吃瘦的。”
可我知道，她从小就不吃肥肉。
有一次我把那块肥肉夹回去，她瞪着我。
“你嫌我？”
“我怕你吃不饱。”
“我吃不吃得饱，跟你有什么关系？”
她说完这句，耳朵却红了。
那时候我家里还有母亲和一个弟弟。父亲去世得早，母亲身体也不好。我每个月的工资，除去自己的伙食费，剩下的都要寄回去。
我不敢想别的。
尤其不敢想周青禾。
她是厂长的女儿，而我是维修班里最普通的钳工。她家住的是厂领导楼，我家住的是家属区最里面那排旧平房。
她父亲看见我时，目光总是淡淡的。
有一次我去办公室送维修单，周厂长正在喝茶。他接过单子，看了一眼，忽然问我：“你母亲还在乡下？”
“在。”
“弟弟多大了？”
“十六。”
“以后准备怎么办？”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问这些，只能老实回答：“先供他读完书。”
周厂长点点头。
“你是个肯干活的人。”
我说：“应该的。”
他把维修单放到桌上，声音低了几分。
“肯干活是好事，但人要知道自己站在什么地方。”
我当时没听懂。
后来我才明白，他是在提醒我，不要靠近他的女儿。
那天下午，周青禾在办公室外面等我。
我刚出来，她就问：“我爸跟你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
“他是不是说我了？”
“没有。”
“那你为什么脸色这么难看？”
“车间太热。”
她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
“你是不是又想躲我？”
“我躲你干什么？”
“你自己知道。”
说完，她转身就走。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我确实开始躲她。
不是因为不喜欢，而是因为太喜欢。
厂里的情况越来越差。到了八月，厂里传出消息，说要把维修班和铸造车间合并，很多人可能要下岗。
我被安排跟着一支外地维修队去临近的矿区，干半年，工资比厂里高一倍，吃住也由对方解决。
对我来说，那是一个机会。
只要干满半年，我就能攒下一笔钱，给母亲看病，也能供弟弟继续读书。
周厂长在我的调令上签了字。
他把文件递给我时，只说了一句：“出去干一段时间，对你有好处。”
我拿着调令，回维修间收拾工具。
当天晚上，周青禾就知道了。
她是从谁那里听说的，我不知道。第二天下午，她直接冲进了维修间。
那时我正蹲在地上拆一台旧电机。她站在门口，手里抓着一张折得皱巴巴的纸。
“你要去矿区？”
维修间里还有三个人。
我抬头看她。
“谁告诉你的？”
“你别管谁告诉我的。”她把那张纸拍在工作台上，“你什么时候走？”
“后天。”
她脸上的表情顿时变了。
“后天？”
“嗯。”
“你已经答应了？”
“调令都下来了。”
“我问你是不是已经答应了！”
我放下螺丝刀。
“这是工作安排。”
“工作安排？”她往前走了一步，“你连一句话都不跟我说，就叫工作安排？”
维修班里的人开始低头收拾东西。
老姜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周青禾，悄悄把另外两个人叫了出去。
我知道他是给我们留地方，可我宁愿他们别走。
周青禾把门关上，站在我面前。
“你是不是早就计划好了？”
“前几天才定。”
“前几天？”她的声音发紧，“那你这几天为什么还像没事一样？”
“我能怎么样？”
“至少告诉我。”
“告诉你有什么用？”
她愣了一下。
我低下头，继续收拾工具。
“我去外地干活，不是搬走不回来了。”
“半年。”
“半年而已。”
“半年还不够长吗？”
“对你来说可能不长，对我来说也一样。”
她盯着我，像是在辨认我这句话是真是假。
“你是不是觉得，只要你走了，事情就不用面对了？”
我没有回答。
她忽然抓住我的胳膊。
“你看着我说话。”
“周青禾，松手。”
“你先回答我。”
“我没什么好回答的。”
她用力拽了我一下。
“你是不是从来没把我当回事？”
我把手臂抽回来。
“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
这句话说出来以后，维修间里一下子安静了。
周青禾的手停在半空。
她看着我，脸上的血色一点点退下去。
我很快就后悔了，可话已经说出口，收不回来。
“你说什么？”她问。
“我说，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
“那你为什么每天等我下班？”
“顺路。”
“我给你送饭，你为什么不拒绝？”
“我饿。”
“我找你说话，你为什么每次都站在那里听？”
“你愿意说，我就听。”
她咬着嘴唇，眼圈慢慢红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可笑？”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转过身，把工具箱合上。
“你是厂长的女儿，我只是一个工人。你对我有一点好感，也许只是因为你没见过多少外面的人。等我走了，过几个月你就会忘了。”
她气得笑了一声。
“你凭什么替我决定我会不会忘？”
“我没有替你决定。”
“你现在就在替我决定！”
她抓起工作台上的一把小扳手，狠狠砸在地上。
扳手在水泥地面上弹了一下，碰到我的鞋尖。
我皱眉看她。
“你闹够了吗？”
“没有。”
“周青禾。”
“我就闹。”她红着眼睛说，“我今天就是要闹给你看。”
她伸手推了我一把。
我后退半步，肩膀撞在工具柜上。柜门被撞开，里面的零件哗啦啦掉了一地。
我压着火气：“别动手。”
“你怕什么？怕我把你打坏了，没人去矿区干活？”
“我不想跟你吵。”
“你是不想跟我吵，还是不想面对我？”
我弯腰去捡地上的零件。
她忽然踢了一脚工具箱。
工具箱翻倒，里面的螺丝和钳子散了一地。
我终于抬起头。
“你别太过分。”
“我过分？”她指着那张调令，“你一声不响要走，谁过分？”
“那是我的工作。”
“你可以去，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说了又能怎么样？”
“至少我能知道！”
“知道以后呢？送你一程？哭一场？还是让你爸把调令撕了？”
她脸色一白。
显然，我说中了她最在意的地方。
“你就是因为我爸。”
“对。”
我没有再躲。
“我就是因为你爸。”
她的胸口起伏着，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我爸怎么了？”
“他找过我。”
“他说什么？”
“他说我们不是一路人。”
“所以你就信了？”
“我不想让你夹在中间。”
“你问过我吗？”
“这种事还需要问？”
她忽然冲过来，抓住我的衣领。
“我让你问！”
她的力气并不小，我被她拉得向前一步。她抬手就打了我一巴掌。
啪的一声，在不大的维修间里格外清楚。
我的耳朵嗡了一下。
她打完以后自己也愣住了。
她看着自己的手，像是不敢相信那一巴掌真的落下去了。
我慢慢松开她的手腕。
“打够了吗？”
她咬着牙：“没有。”
“那你继续。”
“你以为我不敢？”
她再次抬手。
这一次我抓住了她的手腕。
“别闹了。”
她用另一只手推我。
“你放开！”
“你先冷静。”
“我不要冷静！”
她拼命挣扎，我怕她撞到身后的工具柜，只能把她往旁边带了一步。
谁知道她脚下踩到散落的螺丝，身体突然一歪，整个人朝我撞过来。
我下意识伸手扶住她。
她的额头撞在我下巴上，我疼得倒吸一口气。她也疼，抬手捂着额头，反手又推了我一下。
我没站稳，后背撞上墙。
她被惯性带着扑到我怀里。
那一刻，我们两个人都停住了。
她的脸贴在我的胸口，手还揪着我的衣服。我能感觉到她急促的呼吸，闻到她头发上淡淡的皂角味。
我本能地想把她扶正。
她却突然抬起头。
“你刚才说，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
我喉咙发紧。
“周青禾……”
“你再说一遍。”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她的眼睛红得厉害，里面有气，也有委屈，还有一种我从来不敢确认的东西。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脚步声。
“青禾！”
是周厂长。
周青禾仍然抓着我的衣服，没有松手。
周厂长推门进来，第一眼就看见我们靠在墙边。他的目光从我脸上移到女儿手上，又看见地上散落的工具。
他的脸一下子沉了。
“你们在干什么？”
周青禾慢慢站直。
我也退开一步。
周厂长看着我，声音冷得厉害。
“陈砚，你明天不用去矿区了。”
我愣住。
“厂长？”
“维修班也不用来了。”
“爸！”周青禾猛地转头。
“你闭嘴。”
“是我先动手的。”
“我让你闭嘴！”
“你凭什么赶他走？”
周厂长指着我：“我亲眼看见他把你逼到墙边。”
“是我把他推到墙上的。”
“他要走，你就跟他闹？”
“是。”
“他不愿意跟你在一起，你就动手？”
周青禾的脸瞬间白了。
她转头看我。
“你不愿意跟我在一起？”
我心里一沉。
“我没有说过。”
“你说我们没有关系。”
“那不是那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周厂长冷声说：“他是什么意思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明天离开厂里。”
周青禾像没有听见父亲的话，只看着我。
“你要去矿区，是因为不想和我在一起？”
“不是。”
“那你为什么不留下？”
“我留下来能做什么？”
“至少你可以告诉我。”
“告诉你以后，你会让我去吗？”
她没回答。
我看见她的手慢慢垂下来，指尖上沾着刚才地上的灰。
我忽然意识到，自己一直以为是在保护她，其实只是害怕承担后果。
我怕周厂长不同意，怕厂里的人议论，怕母亲知道后担心，怕自己给不了她想要的生活。
所以我把所有的话都咽回去，然后用“我们没有关系”把她推开。
她深吸一口气，转身面对父亲。
“你听见了。”
周厂长眉头紧皱。
“听见什么？”
“他说他不是不想和我在一起。”
“青禾，你还年轻，别拿一句气话当真。”
“那你问他。”
周厂长看向我。
“你想说什么？”
我看着周青禾。
她也看着我，像在等我最后一次回答。
我张了张嘴，却没发出声音。
她的眼神从期待变成失望。
“你还是不敢。”
“我不是不敢。”
“那你说。”
维修间门口已经站了几个人。老姜也来了，身后还有两个车间工人。谁都没有说话，可每个人都在看我。
周厂长沉着脸。
周青禾攥紧了拳头。
我忽然觉得，自己再沉默下去，就真的会失去她。
我对周厂长说：“我喜欢她。”
周青禾的睫毛颤了一下。
我继续说：“不是因为她是你的女儿，也不是因为她每天给我送饭。我喜欢她，是因为她明明怕黑，却总要一个人走夜路；因为她嘴上说不在乎，心里却把每个人都记得很清楚；因为她脾气大，可看到厂里困难的工人，还是会偷偷把自己买的鸡蛋送过去。”
周青禾怔怔地望着我。
我说：“我想和她在一起，但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给她好的生活。我去矿区，是因为我想多挣点钱，也是因为我以为，只要我走了，她就不用跟着我受委屈。”
周青禾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她没有擦。
“你以为你走了，我就不会受委屈？”
我低下头。
“对不起。”
“你一句对不起就完了？”
“不会。”
“那你留下吗？”
我看向手里的调令。
纸张已经被她揉得皱巴巴的，边角还沾着机油。
矿区的工作意味着更高的工资，意味着母亲的药钱，意味着弟弟的学费。可我突然明白，真正让我犹豫的不是钱，而是我不敢在她面前承认，我想留下。
我说：“我不去矿区了。”
周厂长猛地看向我。
“你说什么？”
“我不去了。”
“你想清楚了吗？”
“想清楚了。”
“为了我女儿？”
“为了我自己。”
我把调令放回工具台上。
“我不想因为害怕，就替她决定我们没有未来。”
周青禾的眼泪掉得更快。
周厂长盯着我，脸色越来越难看。
“你知道你放弃的是什么吗？”
“知道。”
“那你知道留下来以后，厂里可能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吗？”
“知道。”
“你母亲怎么办？你弟弟怎么办？”
我没有说话。
周厂长这句话像一盆冷水，猛地浇在我头上。
我不能只凭一时冲动，把家里也拖进去。
周青禾看出我的迟疑，伸手拉住我的衣袖。
“你别又改口。”
我看着她。
“我不是改口。”
“那你就留下。”
“留下以后，日子会很难。”
“我知道。”
“我可能没有钱给你买好东西。”
“我不要。”
“我也不一定能马上娶你。”
她眼泪还挂在脸上，语气却很硬。
“我没让你马上娶我。”
“你父亲不会同意。”
“那是他的事。”
“你以后可能会后悔。”
她抬起头，盯着我，一字一句地说：“我不会。”
周厂长重重拍了一下门框。
“你们两个把婚姻当成什么了？”
周青禾转过身。
“那你告诉我，婚姻应该是什么？”
“至少要有稳定的工作，能养活一家人，不能靠几句喜欢就过日子。”
“我没说只靠喜欢。”
“那你们拿什么过？”
“我们自己想办法。”
“你想过没有？他家里还有母亲和弟弟，他没有存款，也没有房子，厂里现在什么情况你不是不知道。”
“我知道。”
“你知道还要跟他？”
“知道。”
“为什么？”
周青禾看了我一眼。
“因为我喜欢他。不是因为他有多少钱，也不是因为他能给我什么。”
周厂长气得转过身去。
“喜欢能当饭吃吗？”
我第一次在他面前接了话。
“不能。”
周厂长回头看我。
我说：“但没有喜欢，饭吃得再饱，也不一定能把日子过下去。”
维修间门口有人轻轻吸了口气。
周厂长盯着我看了很久。
“你现在倒是会说话了。”
“以前不敢说。”
“现在敢了？”
“她站在这里，我不能再让她一个人说。”
周青禾的手指收紧，抓住了我的袖口。
周厂长没有再骂人。
他看了看女儿，又看了看地上的工具，最后指着我说：“今天的事，谁也不许往外传。”
老姜在门口咳了一声。
“厂长，这个恐怕有点难。”
周厂长瞪他。
老姜指着外面：“半个车间都看见了。”
周青禾的脸一下子红了。
我也有些尴尬。
周厂长闭了闭眼，像是忽然老了几岁。
“青禾，跟我回办公室。”
“我不回。”
“你还想在这里继续丢人？”
“我没觉得丢人。”
“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跟一个男工人打架，你不丢人？”
她抬起下巴。
“我打他，是因为他要一声不响地走。我现在说喜欢他，也不是丢人。”
周厂长看向我。
“你也觉得不丢人？”
我说：“丢人的是明明在乎，却不敢承认。”
周厂长的嘴角动了动，像是想骂我，却没有骂出来。
他最终只说：“你们两个，先把地上的东西收拾干净。”
说完，他转身离开。
周青禾站在原地没动。
我弯腰去捡螺丝。
她也蹲下来，伸手拿起一把扳手。
我们的手同时碰到一起。
她没有躲。
“你真的不去矿区了？”
“嗯。”
“不是因为我爸赶你？”
“不是。”
“那你以后后悔了，不能怪我。”
“我不怪你。”
“你也不能说是我逼你的。”
我看着她：“刚才你不是已经逼过了吗？”
她的脸立刻红了。
“谁逼你了？”
“你打我。”
“那是因为你气我。”
“你还拿扳手砸我。”
“我没砸到。”
“砸到我的鞋了。”
“那你鞋坏了吗？”
“没坏。”
“那你还说。”
我忍不住笑了一下。
她看见我笑，抿了抿嘴。
“你以后不许再说我们没有关系。”
“好。”
“也不许一声不响地做决定。”
“好。”
“更不许因为我爸的一句话，就自己跑掉。”
我停下手。
“这个我不能保证。”
她立刻瞪我。
我补了一句：“如果真有一天我要走，我会先告诉你。”
她的神情这才缓下来。
那天晚上，厂里的广播坏了。
我本来准备下班，却被通知留下来维修。周青禾坐在维修间外的长椅上，一直等到我把广播线路接好。
夜里十点多，厂区安静下来。
我收拾工具时，她递给我一条毛巾。
“擦擦脸。”
“你怎么还没回去？”
“我爸让我等你。”
“他让你等我？”
“他说你一个人走夜路，容易摔进沟里。”
“他原话是这个？”
“差不多。”
我接过毛巾，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她看着我被她打红的脸。
“还疼吗？”
“疼。”
“活该。”
“你不心疼？”
“我为什么要心疼？”
“因为你喜欢我。”
“谁喜欢你了？”
“你刚才当着那么多人说了。”
“我说的是以后。”
“以后也算喜欢。”
她伸脚踢了我一下。
这次没用力。
我们并肩走在厂区的小路上。路灯坏了好几盏，只有远处门卫室里亮着一盏白灯。
走到家属区路口时，她忽然停住。
“陈砚。”
“嗯？”
“你今天说的那些话，是真的吗？”
“哪句？”
“你说你喜欢我。”
“真的。”
“不是为了让我爸听见？”
“不是。”
“不是因为我哭？”
“也不是。”
她沉默了一会儿。
“那你为什么以前不说？”
“怕你爸。”
“你就这么怕他？”
“他是厂长。”
“他是我爸，不是天王老子。”
“在厂里，他说一句话，我就得重新找工作。”
“你不是已经决定留下了吗？”
“所以我现在还是怕。”
她低头笑了一下。
“你怕他，还敢跟他说那些话？”
“因为你在旁边。”
“我在旁边你就不怕了？”
“更怕。”
她笑出了声。
那是我第一次听见她在我面前真正笑，不是得意，也不是故意气人。
她笑完以后，忽然靠近了一步。
“你要是以后再躲我，我还打你。”
“你打不过我。”
“你可以试试。”
“今天是谁把工具箱踢翻的？”
“我那是手滑。”
“扳手也是手滑？”
“也是。”
“你这个解释不太合理。”
她抬头看我。
“那你接受不接受？”
我说：“接受。”
她的脸又红了。
我们站在昏暗的路灯下，谁也没有再说话。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周厂长办公室。
他正在看一摞厚厚的报表，眼睛下面有很深的青色。
我站在门口。
“厂长。”
“进来。”
我把那张调令放到他桌上。
“我不去矿区了。”
“你昨天已经说过。”
“我想把话说清楚。”
他抬头看我。
“你说。”
“我留下，不是为了逼你同意我和青禾，也不是为了让你给我安排什么。我知道厂里现在困难，我也知道留下可能拿不到工资。”
“知道还留下？”
“我可以再找别的活，但我不想偷偷走。”
周厂长的手指在报表上轻轻敲了一下。
“你觉得自己这样很有担当？”
“不是。”
“那你觉得自己很伟大？”
“也不是。”
“那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让青禾知道，我不是因为怕你才离开她。”
周厂长看了我一会儿。
“你们年轻人说话都这么直接？”
“我以前不直接，所以事情才变成这样。”
他靠回椅子里，沉默了片刻。
“她从小脾气就硬。”
“我知道。”
“她认定一件事，十头牛也拉不回来。”
“我也知道。”
“她母亲去世得早，我一个人把她养大。她看起来什么都不怕，其实心里比谁都敏感。”
我没想到他会突然说这些，只能安静听着。
“她小时候发烧，我在外面开会，回来时她已经烧到说胡话。后来她就不肯再让我离开她太久。”周厂长看向窗外，“我这些年总觉得，只要把她护在身后，她就不会吃苦。”
“可她不是小孩子了。”
“我知道。”
“她有权自己选。”
周厂长盯着我。
“你以为我不知道？”
“那您为什么反对？”
“因为我见过太多婚姻。”
他打开抽屉，拿出一支已经没墨的钢笔，在手里转了转。
“年轻时觉得喜欢最重要。等柴米油盐压下来，才知道两个人能不能一起扛事，比喜欢更难。”
“所以您觉得我扛不住？”
“你家里一堆事，厂里也不稳定。青禾跟着你，日子不会轻松。”
“我不能保证她不吃苦。”
“你倒诚实。”
“但我能保证，不会瞒着她，也不会替她做决定。”
周厂长没有立刻回答。
过了很久，他才说：“你们可以处。”
我愣了一下。
他抬手制止我说话。
“别急着高兴。第一，不能影响工作。第二，不能因为她是我女儿，就让别人觉得你占了便宜。第三，结婚的事，等你们各自把生活站稳了再说。”
“好。”
“还有。”
“您说。”
“她再打你，你不许还手。”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周厂长皱眉：“听见没有？”
“听见了。”
“那你昨天为什么不躲？”
“躲了。”
“没躲开？”
“嗯。”
他的嘴角终于有了一点松动。
“没出息。”
我走到门口时，他又叫住我。
“陈砚。”
“厂长。”
“你母亲看病的钱，如果实在周转不开，可以先从厂里预支。”
我马上摇头。
“不用了。”
“不是白给你，是预支工资。”
“我知道。”
“那就别逞强。你留下来，厂里也不能让你饿着。”
我站了几秒，说：“谢谢厂长。”
他挥了挥手。
“出去吧。”
我刚走出办公室，就看见周青禾站在走廊尽头。
她显然听见了后半段。
“你怎么在这里？”
“路过。”
“从办公室门口路过？”
“我不能路过吗？”
“能。”
她走到我面前。
“我爸同意了？”
“他说我们可以处。”
她立刻笑了，眼睛亮得像屋外的阳光。
“真的？”
“真的。”
“他还说什么？”
“他说结婚要等我们站稳。”
“那就等。”
“你不着急？”
“急什么？”
“你不是昨天还说除了我谁都不嫁？”
她的脸刷一下红了。
“你还真把那句话当真了？”
“你当着一群人说的。”
“我那是气话。”
“气话也算话。”
“那你呢？”
“我什么？”
“你说喜欢我，也算话吗？”
“算。”
她低头看着脚尖。
“那就行。”
厂里那段时间确实很难。
发不出工资的时候，大家脸上的笑都少了。有人托关系去了别的厂，有人回了老家，还有人每天来车间坐一会儿，等着厂里发通知。
我没有去矿区，却在下班后接了附近几家小作坊的维修活。
那些活很杂。
有时是换皮带，有时是修水泵，有时是给旧机器重新配零件。钱不多，却能补贴家里。
周青禾知道以后，经常骑车来找我。
她不帮我干活，只坐在旁边看。
有一次我修一台冲床，她拿着手电筒照着。
“往左一点。”
“你别晃。”
“我没晃。”
“你刚才照到我眼睛了。”
“谁让你低头的？”
“我不低头怎么修？”
“你可以抬头修。”
“那你来。”
她把手电筒递给我。
“我不会。”
“不会还指挥？”
“我是在陪你。”
“陪着就别说话。”
“我不说话你会觉得孤单。”
我抬头看了她一眼。
她立刻转开脸。
“看我干什么？”
“没什么。”
“你是不是觉得我今天特别好看？”
“没有。”
“你说没有？”
“我说你每天都差不多。”
她拿起一块抹布砸我。
我笑着躲开。
那些日子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浪漫。我们没有钱去看电影，连去镇上的车票都要算着花。
她有时会因为我连续几天不回家而生气，我也会因为她总替我答应别人的请求而发火。
有一次她把自己攒下的钱拿给我，让我给母亲买药。
我没有收。
她把钱摔在桌上。
“你什么意思？”
“我不能要。”
“为什么不能？”
“这是你的钱。”
“我的钱不能给你母亲买药？”
“不能。”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让你觉得跟着我就是不停地填我的窟窿。”
她沉默了一会儿，把钱一张张收回去。
“你是不是觉得我只要一帮你，就会有一天后悔？”
“我只是……”
“你只是怕我。”
她说完转身就走。
我追到门口，她已经骑上自行车。
“周青禾！”
她没有回头。
我站在原地，直到她消失在家属区拐角。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维修间里，把她说的话想了很久。
我一直把“不能拖累她”当成体面，却忘了她也想参与我的生活。
第二天，我去找她。
她在厂区后面的水渠边洗自行车。
看见我，她低下头，继续擦车轮。
“你来干什么？”
“给你道歉。”
“我不接受。”
“那我就再说一遍。”
她擦车的动作慢了下来。
“你说。”
“我昨天不该把你的帮助说成填窟窿。”
“本来就是。”
“不是。”
“那是什么？”
“是你愿意和我一起过日子。”
她抬头看我。
我说：“我家里现在确实难，但我不能因为自尊，就把你挡在外面。以后我会告诉你家里的事，可你也不能什么都不问，就替我做决定。”
“那你要我怎么做？”
“有事商量。”
“你能做到？”
“我试着做到。”
她看着我，好一会儿才把抹布扔到车座上。
“我也试着不乱发脾气。”
“你今天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还没原谅你。”
“我知道。”
“那你还笑？”
“我看见你愿意跟我说话，就想笑。”
她板着脸，嘴角却慢慢翘了起来。
“陈砚，你这个人有时候很讨厌。”
“你早就知道。”
“我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
“来不及了。”
她把自行车推到我面前。
“那你帮我把链条装回去。”
“刚才不是还说不原谅我？”
“让你干活，和原谅你是两回事。”
我蹲下去修车，她站在旁边看着。
水渠里有风吹过来，带着青草和铁锈的味道。
我们没有说更多的话。
但从那天起，她不再把钱偷偷塞给我，我也不再什么都瞒着她。
周厂长表面上仍然对我们很严厉。
我和周青禾一起从食堂出来，他会皱眉。
我们在厂门口说话，他会站在远处咳嗽。
有一次我送周青禾回家，刚走到她家楼下，周厂长就从窗户里探出头。
“青禾，几点了？”
“九点半。”
“九点半还不回家？”
“我马上回。”
“陈砚，你明天还上班吗？”
“上。”
“上班就早点休息。”
“知道了。”
周青禾冲着楼上喊：“爸，你管得也太宽了。”
“我是你爸。”
“我又不是小孩。”
“在我这里，你永远是小孩。”
她气得跺脚，我在旁边不敢笑。
周厂长看见我憋笑，脸色更沉。
“你也别高兴太早。”
我立刻收起表情。
周青禾拉着我往外走。
“别理他。”
“你爸其实挺关心你。”
“他只是不会说好听的话。”
“这点像你。”
她停住脚。
“我哪里不会说好听的话？”
“你会说。”
“比如？”
“比如你那天说，除了我谁都不嫁。”
她的手一松，差点把我袖子扯下来。
“你能不能别总提这个？”
“为什么不能？”
“那天厂门口那么多人，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丢人。”
“可我觉得很好。”
“哪里好？”
“至少我终于知道，你不是一时兴起。”
她看着我。
我认真说：“我以前总觉得，你对我的好可能只是因为新鲜。听到你那句话，我才知道，你是真的把我放进了自己的以后。”
她的眼神慢慢安静下来。
“那你呢？”
“我什么？”
“你有没有把我放进你的以后？”
我说：“有。”
“从什么时候？”
“你第一次把肥肉夹给我的时候。”
“那明明是你不吃。”
“所以我才记得。”
她低头踢了踢路边的小石子。
“你要是早点说，我们就不用打架了。”
“你先动手的。”
“那你也可以早点说。”
“我说了，你爸不同意怎么办？”
“我爸不同意，我就去跟他讲。”
“你讲得过他？”
“讲不过就继续讲。”
“讲不通呢？”
“那就继续讲。”
她抬头，语气认真得近乎倔强。
“我的婚姻不是他的工作安排。”
这句话我一直记得。
后来厂里真的进行了一次大调整。
维修班留下的人不多，我和老姜被安排负责几条旧生产线。工资仍然断断续续，可工作量比以前大了许多。
有一天夜里，主车间的传送机突然停了。
那条生产线一停，第二天就没法开工。
周厂长把所有维修工叫到车间，问谁能修。
老姜年纪大，腰不好。我和另外两个人拆开外壳，查了很久，才发现是里面一根主轴裂了。
这种零件厂里没有，要去外面订。
可厂里没钱，供应商不愿意赊账。
周厂长站在机器旁边，脸色很难看。
“最快多久能弄回来？”
“至少三天。”
“三天停产，损失更大。”
“那也没办法。”
“有没有别的办法？”
我看着断裂的主轴，忽然想起厂里废料库里有一根尺寸接近的旧轴。
我跑去找，果然找到了。
但旧轴已经生锈，长度也不够，需要重新车削、焊接，再做平衡。
这活很危险，也很费时间。
我带着老姜忙了一整夜。
周青禾不知什么时候来了，坐在车间门口给我们烧水。
凌晨三点，我从机器底下出来，满手黑油。
她递给我一杯水。
“喝一点。”
“你怎么还没回去？”
“我回去也睡不着。”
“你爸知道你在这里吗？”
“知道。”
“他没让你回去？”
“他说让我别妨碍你们。”
我看了看她冻红的手指。
“车间冷，你去值班室坐。”
“我不去。”
“为什么？”
“我怕你一会儿找不到我。”
我擦了擦手上的油。
“我不会找不到你。”
“那你为什么总要我走？”
我没有回答。
她把水杯塞进我手里。
“你现在是不是又想一个人扛？”
“这是工作。”
“我知道。”
“我不能因为你在这里，就分心。”
“那我不说话。”
她真的坐到一边，不再开口。
那一晚，我们把旧轴重新装回机器。
早上六点，传送机重新转动起来，带动整条生产线发出沉闷的声音。
车间里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周厂长走过来，看着运转的机器，又看向我。
“能撑多久？”
“如果不超负荷，撑半年没问题。”
“半年之后呢？”
“换新的。”
他点点头，没说别的。
周青禾站在旁边，忽然对我说：“你手怎么了？”
我低头一看，手背上被铁片划开了一道口子。
“不严重。”
她抓住我的手腕，把我拉到医务室。
“都流血了还说不严重。”
“只是划了一下。”
“你们男人是不是都觉得流血不算伤？”
医务室里没人，只有一张木桌和几瓶碘酒。
她拿起棉签，轻轻擦我的伤口。
我疼得皱了一下眉。
她立刻停住。
“很疼？”
“有一点。”
“活该。”
“你今天怎么总说这两个字？”
“因为你不听话。”
“我听谁的话？”
“听我的。”
我看着她认真包扎的样子，忽然觉得这一刻比任何承诺都真实。
她察觉到我的目光，抬头问：“你看什么？”
“看你以后是不是会一直这么凶。”
“我可以一直凶。”
“那我怎么办？”
“你忍着。”
“忍一辈子？”
她手指一顿。
“你愿意吗？”
我说：“愿意。”
她低下头，把绷带打了一个结。
“那就先从今天开始。”
那天以后，周厂长对我的态度慢慢变了。
他不再特意避开我，也不再当着我的面把周青禾叫走。
但他仍然没有正式承认我们。
有一次厂里发了半个月工资，周青禾拿着自己的工资，买了一台旧收音机。
她把收音机放在维修间里，下午干活时就放歌。
我说：“你买这个干什么？”
“让你们干活的时候不无聊。”
“你自己想听就直说。”
“我又不是给自己买的。”
“那你为什么每天都坐在这里？”
“我怕你们没人管。”
老姜在旁边笑。
“青禾，你这话说得像车间主任。”
她立刻瞪他。
“姜叔，你也可以不听。”
“我听，我当然听。”
收音机里的歌断断续续，信号不好，偶尔全是杂音。
可那间维修屋第一次有了生活的声音。
我和周青禾的关系也在那些杂音里慢慢稳定下来。
我们还是会吵架。
她嫌我不爱说话，我嫌她做事太冲动。
她想让我去见她的几个朋友，我因为加班没去，她气了两天。
我想把一部分钱寄回家，她觉得我应该先留一点给自己，两个人又争了起来。
可每次争吵以后，我们都会把事情说清楚。
她不再摔东西，我也不再用沉默逃避。
有一天，她问我：“你觉得我们现在算什么？”
我正在给一只水泵换密封圈，头也没抬。
“你觉得呢？”
“我问你。”
“在处对象。”
“那什么时候算正式？”
“你还想怎么正式？”
“至少要告诉我爸。”
“他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知道和听我们亲口说不一样。”
“怎么说？”
“就说我们在一起了。”
“你去说。”
“为什么是我？”
“你是他女儿。”
“你也是他未来女婿。”
我手里的扳手差点掉到地上。
“谁说我要当你未来女婿了？”
“你不想？”
“不是。”
“那你紧张什么？”
“我只是没准备好。”
“你什么时候能准备好？”
我想了想。
“等我把家里的欠账还完。”
她沉默下来。
我以为她不高兴，没想到她只是点了点头。
“那就一起等。”
“什么叫一起等？”
“你的欠账也是我的事。”
“周青禾。”
“我不拿钱给你，也不替你还。但我可以陪你把日子过下来。”
她说得很平静。
可那一刻，我心里像被什么重重撞了一下。
她不是要替我承担全部，也不是把自己交给我负责。她只是愿意站在旁边，不在我最狼狈的时候走开。
我终于明白，喜欢一个人不是把所有苦都藏起来，也不是把对方变成自己的负担。
是我愿意让她看见我的难处，她也愿意告诉我自己的害怕。
九八年春天，厂里终于完成了改制。
留下的人重新签了合同，工资按时发了，但很多福利没有了。
我从维修班转成了设备管理员，工资比以前多一些，却要负责更多机器。
周厂长没有继续当厂长，改成了厂里的技术顾问。
他从办公室搬到了一间小得多的屋子里，桌上只剩两摞文件和一台旧风扇。
有一天，他把我叫过去。
“你和青禾处多久了？”
“快一年了。”
“准备什么时候结婚？”
我没想到他会直接问，半天没有说话。
他皱眉：“问你话。”
“我们还没决定。”
“她不是说非你不嫁吗？”
我耳朵一热。
“她那天是气话。”
“她说过的话，自己不认了？”
“她认。”
“那你不认？”
“我认。”
周厂长点了点头。
“既然认，就别拖太久。”
我看着他。
“您同意了？”
“我什么时候说不同意？”
“您以前说我们不是一路人。”
“现在也不是。”
我心里一沉。
他却继续说：“她从小没吃过你吃的苦，你家里的压力她也没真正见过。你们不是一路长大的人，想走到一起，当然要多走几步。”
“那您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替她选丈夫，也不想替你选人生。”
他拿起茶杯，喝了一口。
“可我有一个要求。”
“您说。”
“你们结婚以后，不能住在厂里的领导楼。”
我愣了愣。
“我们也没打算住。”
“我知道你们没打算。但我把话说在前面，免得以后有人说我偏心。”
我点头。
“好。”
他看向窗外。
“还有，青禾脾气不好，你多担待。”
我笑了笑。
“她已经比以前好多了。”
“你说这话的时候，最好别让她听见。”
办公室门外立刻传来周青禾的声音。
“我听见了。”
周厂长吓了一跳。
她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两张纸。
“爸，你又说我什么？”
“说你脾气好。”
“我不信。”
“爱信不信。”
她把纸递给我。
“这是我报名的培训班。”
我接过来看，是一所夜校的机械制图班。
“你要去学这个？”
“嗯。”
“为什么？”
“因为以后厂里要用电脑画图，我不想什么都不懂。”
周厂长看着她，神情有些复杂。
“你不是最讨厌画图吗？”
“以前讨厌，现在不讨厌。”
“谁教你的？”
她看向我。
“他。”
我有些意外。
“我什么时候教过你？”
“你修机器的时候总说图纸，我听多了就想学。”
周厂长没再说话。
那天晚上，我们一起走回家属区。
周青禾问我：“你爸刚才有没有为难你？”
“他不是我爸。”
“以后就是我爸。”
“那也不是我爸。”
“你叫一声试试。”
“我不敢。”
“你连跟他谈婚姻都敢，叫一声爸有什么不敢？”
我停住脚。
“谁说要谈婚姻了？”
她也停下来。
“你不想结婚？”
“我没说不想。”
“那你为什么总是绕开这个话题？”
“因为我怕。”
她怔住。
“你又怕什么？”
“怕我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她看了我很久。
“我想要的生活是什么？”
“住大房子，买漂亮衣服，周末去外面玩，不用算着钱过日子。”
“这些是你想的，不是我想的。”
“你以前不是喜欢……”
“我以前喜欢骑自行车去河边，喜欢吃食堂的红烧肉，喜欢听收音机。后来我发现，和谁在一起，比住多大的房子更重要。”
“可日子还是要过。”
“那就一起过。”
“要是过得不好呢？”
“就一起想办法。”
“要是吵架呢？”
“就吵完再说。”
“要是你后悔呢？”
她往前一步，伸手揪住我的衣领。
“我已经说过了。”
“什么？”
“除了你，我谁都不嫁。”
她说完，自己先笑了。
我也笑了。
那句话从她嘴里再次说出来，已经不是维修间里赌气的宣言，也不是众目睽睽下逼我表态的狠话。
是她在冷静以后，仍然愿意做出的选择。
九九年秋天，我们登记结婚。
那天没有办酒席。
厂里刚改制，大家手头都不宽裕。母亲从家里赶过来，给周青禾带了一双自己做的鞋垫。
周青禾接过鞋垫时，眼睛立刻红了。
她把鞋垫放在膝盖上，摸了很久。
母亲说：“家里没什么好东西，你别嫌。”
周青禾摇头。
“不嫌。”
“陈砚这孩子话少，有时候又犟，你多担待。”
周青禾看了我一眼。
“他不是话少，他是以前不敢说。”
母亲笑了。
“那以后你让他说。”
周青禾认真点头。
“我会的。”
登记结束后，我们没有立刻回家，而是一起去了厂里。
那天正好是下午换班，车间门口站着许多人。
老姜看见我们，立刻吹了声口哨。
“哟，登记证拿来了？”
周青禾把红本往身后一藏。
“你看什么？”
“我不看，我闭眼。”
他嘴上说闭眼，手却伸得老长。
旁边的人都笑了。
我和周青禾走到当年打架的那个维修间门口。
门框上的油漆已经掉了一大片，墙边还留着那次工具箱撞出来的痕迹。
周青禾站在那里，忽然问：“你还记不记得那天？”
“记得。”
“我是不是很丢人？”
“没有。”
“我拿扳手砸你。”
“没砸到。”
“我还打了你一巴掌。”
“打到了。”
“那你还说不丢人？”
“你后来也承认喜欢我了。”
“那不是因为你逼的吗？”
“我什么时候逼你了？”
“你说我们没有关系。”
“那叫你逼我说真话。”
“你还挺会给自己找理由。”
我看着她。
“要不要再打一架？”
她立刻后退一步。
“不要。”
“为什么？”
“我今天穿的是新鞋。”
“那我不还手。”
“你以为我会信？”
她说完转身就走。
我追上去。
走到台阶处，她忽然停住，回头问：“陈砚，你当年为什么最后留下？”
我说：“因为你问我敢不敢承认喜欢你。”
“就这样？”
“还有，因为我不想以后每次经过这个地方，都想起自己曾经逃走。”
她低头看着脚下。
“那你现在后悔吗？”
“不后悔。”
“哪怕日子没有你想的那么好？”
“不后悔。”
“哪怕我还会跟你吵架？”
“不后悔。”
“哪怕我爸总是管我们？”
我看向远处。
周厂长正站在办公室窗前，看见我们以后立刻把窗帘拉上。
我笑了。
“这个需要考虑一下。”
她抬脚踢我。
我闪开，她却自己笑了。
我们结婚以后，没有马上搬出厂区。
家里只有两间小屋，一间给母亲和弟弟住，一间留给我们。周青禾把自己的衣服从领导楼搬过来时，只带了两个箱子。
她父亲站在楼下，看着她把东西一件件往车上放。
“真的不再考虑住家里？”
“不考虑。”
“那边房间都空着。”
“我想和陈砚自己过。”
“自己过很辛苦。”
“我知道。”
周厂长看了我一眼。
“照顾好她。”
我点头。
“我会的。”
周青禾从楼上下来，手里抱着那台旧收音机。
周厂长看见后皱眉。
“这破东西还留着？”
“这是我买的。”
“家里有新的。”
“新的没有这个声音好听。”
周厂长没有再劝。
她把收音机放进车斗里，拍了拍灰。
我问：“怎么还留着？”
“因为它陪我们熬过最难的时候。”
“它总是有杂音。”
“可它还能响。”
我看着那台收音机，忽然想起那一年厂里最困难的时候。机器有时会停，工资有时发不下来，未来像一条看不清的路。
可我们还是在那间小小的维修屋里，一边修机器，一边听着断断续续的歌。
那时候我以为，留下是一种牺牲。
后来才知道，真正让我留下来的不是一份工作，也不是周厂长的态度。
是周青禾在我想逃的时候，拽住了我的衣领，逼我把心里话说出来。
婚后第二年，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
周青禾怀孕的时候，脾气比以前更大。她半夜想吃酸梅，我骑着自行车跑了好几个地方才买到。
回来时她已经睡着了。
我把酸梅放在床头，第二天她醒来，看见以后问：“你怎么不叫我？”
“你睡着了。”
“那你可以把我叫醒。”
“你昨天累了。”
“我想吃的是热的。”
“酸梅怎么热？”
她瞪了我一会儿，忽然说：“算了，今天不跟你吵。”
我松了口气。
她又补了一句：“明天再吵。”
孩子出生后，家里变得更忙。
周青禾白天去培训班，晚上照顾孩子，我下班回来做饭、洗尿布、修家里的水管和电灯。
我们也会因为累而争吵。
有一天，她抱着孩子哭，说自己一天到晚都在屋里，连厂区门口都没去过。
我站在厨房门口，不知道该怎么安慰。
最后我说：“明天我请半天假，你出去走走。”
她问：“你请假，工资怎么办？”
“扣半天而已。”
“你不心疼？”
“心疼。”
“那你还请？”
“钱可以再挣，你不能一直困在屋里。”
她看着我，眼泪又掉下来。
“陈砚。”
“嗯。”
“你现在越来越会说话了。”
“跟你学的。”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以前我怕。”
“你现在不怕我了？”
“还是怕。”
“怕什么？”
“怕你哪天又说，除了我谁都不嫁。”
她抱着孩子笑出了声。
那天晚上，她把孩子哄睡后，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铁盒。
我问：“里面是什么？”
她打开给我看。
里面放着几样东西：一枚旧螺丝，一小块磨花的扳手柄，一张已经发黄的调令，还有一张皱巴巴的工资条。
“这些东西你怎么还留着？”
“螺丝是从那天维修间捡的。”
“扳手柄呢？”
“你第一次帮我修自行车时，扳手碰掉了一块漆，我捡下来的。”
“工资条是你的？”
“你第一次拿到加班费的时候，给我看过。我偷偷留下了一份复印件。”
我看着那个铁盒，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你怎么什么都留？”
她合上盒子。
“因为我怕有一天你又想跑。”
“我不会跑。”
“我知道。”
“那你还留着？”
“留着提醒你。”
“提醒我什么？”
她看着我，语气很轻。
“提醒你当年差点把我弄丢。”
我伸手把她拉到身边。
“那你呢？”
“我怎么了？”
“你当年把我打了一顿，后来后悔吗？”
她想了想。
“后悔。”
“后悔什么？”
“后悔没早点打。”
我笑着躲开她伸过来的手。
她扑过来抓我，我们在狭窄的屋子里闹了一会儿，孩子被吵醒，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我们同时停住。
周青禾赶紧跑去抱孩子，我站在旁边看着她哄孩子，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那个下午。
那时她红着眼睛，站在维修间里，问我敢不敢承认喜欢她。
我没有想到，那个看起来任性又冲动的女孩，最后真的成了和我一起过柴米油盐的人。
也没有想到，自己当年最害怕的事情，最后并没有发生。
我没有因为留下而毁掉家里的生活。
她也没有因为嫁给我，就失去原本的自己。
她读完了机械制图班，后来进了厂里的技术科，虽然一开始只是做最基础的整理工作，却一步步学会了画图和设备记录。
周厂长退休后，她接过了他留下的一些旧资料，开始负责厂里的设备改造。
有时我们在家里为一只坏掉的水泵争论，她会拿出纸笔画出结构图。
我看不懂的时候，她就骂我：“你以前不是很厉害吗？”
我说：“以前我只会拧螺丝。”
她说：“现在也只会拧螺丝。”
“那你还嫁给我？”
“我眼光不好。”
“后悔了吗？”
“暂时没有。”
我们的日子没有突然变得富裕。
房子还是那两间旧屋，家具是从别人家淘来的，孩子穿的衣服常常是亲戚家送的。
可周青禾从来没有因为这些嫌弃过我。
她偶尔会抱怨，却从不把抱怨变成指责。
我也不再把所有压力都藏在心里。
母亲生病时，我告诉她。
弟弟考上学校时，我告诉她。
厂里调整岗位时，我也告诉她。
她不一定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她会坐在我旁边，把事情一件件分开。
“先看最急的。”
“再看能不能想办法。”
“实在没办法，就一起扛。”
这三句话，她说了很多次。
后来我才明白，所谓一起过日子，不是一个人替另一个人挡住所有风雨。
而是风雨来的时候，两个人都不躲。
很多年以后，厂区改建，旧维修间被拆掉了。
我和周青禾带着孩子回去看过一次。
那座台阶还在，只是周围的墙重新刷了漆。原来的工具房变成了一个小仓库，门口挂着新的牌子。
孩子指着台阶问：“爸爸，你以前就在这里工作吗？”
“嗯。”
“妈妈也来过吗？”
周青禾在旁边说：“来过。”
孩子又问：“你们是在这里认识的吗？”
我看了周青禾一眼。
“算是。”
“那你们怎么结婚的？”
周青禾抢着说：“你爸爸追的我。”
我立刻反驳：“明明是你先……”
她伸手捂住我的嘴。
“孩子还小。”
孩子好奇地看着我们。
“到底是谁先喜欢谁？”
周青禾松开手，若无其事地说：“反正最后是我嫁给了他。”
我说：“是你说的。”
“我说什么了？”
我故意看着她。
“除了我，你谁都不嫁。”
孩子睁大眼睛。
“妈妈，你这么厉害？”
周青禾脸一下子红了。
她瞪了我一眼。
“你再说一遍。”
“我不说了。”
“晚了。”
她抬手要打我，我赶紧往旁边躲。
孩子在旁边笑得直拍手。
我们走下台阶时，周青禾忽然拉住了我的胳膊。
“陈砚。”
“怎么了？”
“你还记得那张调令吗？”
“记得。”
“你当年要是真去了矿区，我们还会不会在一起？”
我想了想。
“你不是说过吗？”
“我说过什么？”
“你会去找我。”
“找到了以后呢？”
“先打一架。”
她笑了。
“然后呢？”
“然后告诉我，除了我，你谁都不嫁。”
她没有再说话，只是把手伸过来，挽住了我的胳膊。
我们一起走出旧厂区。
夕阳落在那排重新刷过的墙上，风从空荡荡的车间里穿过去，带着一点铁锈味。
我忽然想起1997年那个下午。
那时我二十二岁，她二十一岁。
我以为只要离开厂区，离开她，离开周厂长的目光，就能把所有麻烦一起带走。
可我错了。
真正难以逃开的，从来不是一张调令，也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个人已经走进了你的心里，你却还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
那天，我和厂长的女儿打了一架。
她当着所有人的面，哭着说，除了我，她谁都不嫁。
我当场愣住，不是因为那句话有多惊天动地，而是因为我终于明白，她不是在等我替她安排未来。
她是在逼我面对自己的心。
后来我们没有因为一句承诺就过上轻松的日子，也没有因为周厂长的默许就自动变得顺利。
我们还是争吵，还是为钱发愁，还是会在疲惫的时候怀疑自己。
可每一次想逃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起那间维修间。
想起散落一地的螺丝，想起那只被踢翻的工具箱，想起她抓着我的衣领问我：“你敢不敢把话说清楚？”
而我终于可以很确定地告诉她：
我没有后悔留下。
她也没有后悔嫁给我。
因为那场打架真正留下的，不是墙上的撞痕，也不是我脸上的红印。
是我们从那天开始，谁都没有再替对方决定该不该爱、该不该留下、该不该走进婚姻。
她说除了我谁都不嫁。
而我用了很多年，才明白自己真正想说的那句话：
这一生，我也只想和她一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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