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命的谢莉斯：24岁丧母，50岁患脑梗，67岁丧女，如今因病逝世

1982年，全国每三户城镇居民家里，至少能翻出一盘谢莉斯和王洁实的合唱磁带。

2023年1月13日，谢莉斯在北京病逝，享年75岁。

她的讣告只在小范围流传，很多人刷到消息才反应过来——那个唱《外婆的澎湖湾》的金嗓子，再也不会开口了。

满城歌声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街头巷尾的收音机里，总飘着谢莉斯的声音。

放学的孩子背着军绿书包，踩着《踏浪》的拍子蹦着走；厂车间的午休时间，广播里放《校园的早晨》，工人端着饭盒跟着哼。

《外婆的澎湖湾》《乡间的小路》《踏浪》《校园的早晨》，这些调子大人小孩都会哼两句。

俩人的专辑《何日才相会》，销量突破500万盒。当时正版磁带卖三块钱一盒，盗版的数不过来，街头的磁带摊都把他俩的封面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这样的国民度，现在的歌手摸不到边。

央视春晚的舞台，他俩上了一次又一次。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的外事演出现场，也常能看到这对搭档的身影。

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他俩跑了几十座，从体育馆到厂矿礼堂，只要有舞台就上。1981年上海体育馆连演七场，一万两千人的场子场场满座，散场时出口处全是哼着歌走的观众。

王洁实比谢莉斯小5岁，刚进中国电影乐团时，还只是个新人。

好搭档，是互相成就的。

1978年，团里计划推二重唱组合，找了谢莉斯和王洁实试唱。试唱在乐团的小排练厅，台下坐的都是团里的老演员。

第一次同台，俩人唱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和《油田的夜晚》，台下掌声响了三分钟，团长当场拍板定了他俩。

这次试唱，直接开启了俩人长达十几年的搭档生涯。

谢莉斯最早接触台湾校园歌曲，是在电台的深夜短波节目里。

那时候这类歌曲还没公开引进，她得守在收音机旁边，一点点调频率，信号时断时续，录一遍不清楚，就守到第二天同一时间再录。

她觉得调子新鲜，又贴近生活，找做音乐编辑的老同学转录了几盘磁带。

俩人对着磁带一句一句抠发音，练和声，练完就拿到演出现场唱。排练室在地下室，冬天没暖气，俩人裹着军大衣练，哈气飘在半空中，磁带磨得掉粉，换了一盘又一盘。

唱的次数多了，听众越来越多，磁带卖得越来越火。

好歌从来不怕来路远。

谢莉斯1947年冬天出生在重庆九龙坡。父亲在当地兵工厂上班，母亲在家操持家务，俩人都爱哼歌，家里收音机天天开着。

她从小听着郭兰英的民歌长大，没事就跟着收音机哼调子，学校文艺汇演每次都站最前面。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她代表学校去区里汇演，站在台上一点不怵，唱完了台下的评委老师都拍着手喊“再来一个”。

17岁那年，中央音乐学院到重庆招生，她报了名。考点在重庆三中的礼堂，她穿了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衬衫，唱了一首《南泥湾》，监考老师当场就给了复试名额。

她坐了三天两夜的绿皮火车去北京，兜里揣着母亲塞的二十块钱，在天安门广场站了半小时，舍不得买一根三分钱的冰棍。

小小山城姑娘，凭嗓子闯到了北京。

读书的时候，同学给她起了个外号叫“金嗓子”。上声乐课她站在三楼开嗓，楼下传达室的大爷都抬头往楼上看，以为是广播开了。

1972年，谢莉斯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国电影乐团做独唱、重唱演员。

能吃唱歌这碗饭的，都是老天爷赏饭加自己拼。

台边的晕眩

1997年秋天，谢莉斯在济南体育馆演出，上场前十分钟，她对着化妆镜补口红，突然觉得右脸发麻。

右脸发麻，嘴角不受控制地往下掉，张嘴想说话，吐出来的字含糊不清。

手里的口红直接掉在化妆台上，滚到了镜子脚边。

化妆师喊了她两声，她只能发出模糊的气音。

工作人员赶紧把她送到医院，检查结果出来：多发性腔隙性脑梗塞。医生说，她的脑部神经状态，和80岁老人差不多，后续可能面瘫、失语，甚至痴呆。

命运要砸人的时候，从来不会打招呼。

那一年她50岁，还在舞台上唱着，突然就不能唱了。走路迈不开腿，说话吐不清字，连喝水都容易呛到。

她一度把康复器材扔到地上，说再也不练了。

康复器材是丈夫郎文曜托人从外地买的，重二十多斤，她扔了之后，郎文曜默默捡起来，擦干净放在墙角，转身给她倒了杯热水。

丈夫郎文曜守在她床边，每天变着法儿劝她，陪着她练。

这不是谢莉斯第一次靠他熬难关。

1971年，24岁的谢莉斯还在上大学，母亲在重庆病逝。

接到电报的时候她正在排练室练歌，手里的歌谱直接掉在地上。

坐了两天两夜的绿皮车回重庆，脚肿得穿不上鞋，是郎文曜去火车站接的她，手里攥着两个热红薯，还冒着热气。

她办完丧事回北京，连着半个月没开口唱过一句歌。

那时候俩人刚认识不久，郎文曜天天找她说话，带她去公园转，陪着她熬过低谷。

郎文曜是煤矿文工团的导演，俩人1972年相识，婚后第二年生下女儿郎乐。

婚礼就在乐团的食堂办的，摆了三桌，同事凑钱送了一个暖壶、一对枕巾。新房是12平米的筒子楼，墙上贴了一张郭兰英的演出海报。

老伴老伴，就是老来搭伴扛事的。

康复训练一做就是两年多。

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先练半个小时走路，再对着镜子练表情、练发音。

练走路的时候，她扶着墙，一步挪不了两寸，郎文曜就搀着她的胳膊，跟着她慢慢挪。

家里客厅从阳台到门口一共12步，她刚开始挪完一趟要20分钟，地板上磨出了一道浅浅的印子。

练发音的时候，她对着镜子看口型，一个简单的“啊”音，要练上几百遍，练到嗓子发哑。

她拿个小本子，把每个字的口型都画下来，对着镜子比对，练到嘴里起了溃疡，吃饭只能喝凉粥。

康复的苦，只有她自己知道。

练表情更难，右边脸没知觉，她就用手按着脸颊，一点点往上抬。

2000年复查，医生拿着片子说，她脑周围的神经组织重新长出来了。

同年秋天，央视《同一首歌》的舞台上，谢莉斯站在王洁实身边，开口唱了《年轻的朋友》。上台前她攥着王洁实的袖子，手心全是汗。

前奏刚响，台下观众就站了起来，掌声盖过了音乐声。第一句唱完，台下第一排的一个老太太举着皱巴巴的旧磁带，边晃边哭。

能从谷底爬回舞台的，都是狠人。

空了的家

安稳日子没过几年，新的坎又来了。

2010年，唯一的女儿郎乐查出癌症。

谢莉斯带着她跑遍了北京的大医院，又找外地的专家会诊，家里的积蓄花得精光。她每天早上五点起来熬中药，熬完装在保温桶里，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去医院。

冬天路滑摔过一次，胳膊青了一大片，爬起来第一反应是摸保温桶，看药洒没洒。

郎乐从小在乐团大院长大，会哼的第一首歌就是《外婆的澎湖湾》。

小时候谢莉斯出去演出，就把她放在后台的道具箱上睡觉，她醒了也不哭，摸着妈妈的演出服穗子玩。长大之后郎乐做了音乐编辑，还帮妈妈把老磁带都转成了CD，一盘一盘整理好。

人到晚年，最怕白发人送黑发人。

熬了整整四年，2014年，郎乐还是走了。

那一年谢莉斯67岁，刚从脑梗的阴影里走出来没几年，又撞上了这辈子最狠的一刀。

郎乐走的那天，手里攥着一张旧照片，是七岁那年跟妈妈在上海演出后台拍的，谢莉斯穿着亮片演出服，抱着她，俩人都笑出了牙。

她把自己关在家里，很少出门，也很少唱歌。女儿走后的头一年，她经常坐在阳台的椅子上，一坐就是一下午，盯着楼下的梧桐树发呆。

阳台的藤椅是郎乐生前买的，夏天的时候，母女俩常坐在那儿吃西瓜。

老搭档王洁实偶尔来看她，坐一下午，俩人就对着茶杯发呆，说不上十句话。王洁实每次来都带一包她爱吃的重庆怪味胡豆，放在茶几上。

俩人就听老磁带，听完一面，王洁实就起来翻个面，一下午翻三面，说不上十句话。

有些痛，从来都没法共情。

之后的九年，谢莉斯的身体时好时坏。

她几乎不再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偶尔被路人拍到，也是头发全白，拄着拐杖，身边总跟着郎文曜。

2019年有人在北京紫竹院公园碰到她，她坐在长椅上，郎文曜给她剥橘子，她腿上放着个小收音机，正放《校园的早晨》。

有人认出她想合影，她笑着摆了摆手，指了指收音机，意思是听歌就好。

有老粉丝找她要签名，她还是会笑着签，只是手有点抖。

她把女儿生前用过的东西都收在柜子里，没事就拿出来摸一摸，郎文曜也不劝，就坐在旁边陪着。

女儿的钢琴摆在书房，她每天都擦一遍琴键，擦得干干净净，却从来没掀开过琴盖。郎文曜每次等她擦完，就悄悄把琴布盖回去。

日子就这么安安静静地过，谁也不提前事。

2023年1月13日，谢莉斯在北京病逝，享年75岁。

中国电影乐团发了讣告，只有三百多字，列了她的代表作和生平履历，最后一句是“遵照本人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会”，没提她这辈子受的半分苦。

苦都咽下去了，留给外人的只剩歌声。

结语

现在再翻出那些老磁带，放进录音机里，声音还是亮的，还是脆的。

听的人会想起八十年代的风，想起街头的梧桐树，想起自己背着书包蹦着走的年纪，想起厂车间午休时飘出来的调子。

没人会从歌声里听出，唱这首歌的人，这辈子踩过多少坑，受过多少难。

把甜的留给听众，把苦的自己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