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辞退第9天，公司经理逼我连夜去北方修进口机器，财务却给我算了36000元差费

我被辞退第9天，公司经理逼我连夜去北方修进口机器，财务却给我算了36000元差费，原先辞退我的组长当场看傻了

我被辞退第九天，正蹲在阳台上给那盆快死的绿萝换土，手机震了。

屏幕上跳出三个字：王经理。

我手上还沾着泥，盯着那名字看了五六秒才接起来。他开口第一句不是寒暄，也不是问我找着新活儿没有，他说的是：“老陈，你现在人在哪儿？在家？收拾一下，晚上跟我出趟门。”

我愣了半天，问他，我都走人了，还出什么门。

他说机器坏了，北边那个厂，进口那台，停了三天了，厂里急得跳脚。原先修的人搞不定，换了两个都不行，最后那边点名要你去，说这台机器当初就是你在现场盯的安装。

我说王经理，我第九天前刚被你们辞退，我手里的工牌都剪了，你忘啦？

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声音就软下来了，说老陈，我知道，这事是我这边操蛋，可机器不能等，厂里停产一天赔的钱够发我半年工资。你先跟我去，别的事回来再说。

我说不去。

他说，差费按你说的算，你说多少就多少。

我说，我不是跟你赌气。

他说，三万六，财务那边已经先把单子做出来了，你去了就领。

我把手机夹在肩膀和耳朵中间，继续给绿萝填土，土从指缝里漏下去，掉了一地。三万六这个数，跟我被辞退时算给我的补偿金一模一样，就差个零头。我在那儿干了十一年，最后打发我的就是三万六千块，签字那天财务还让我自己数了一遍，我不知道她怕我数错还是怕她数错。

我说，王经理，这钱我拿着烫手。

他说，老陈，别这样，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跟我说个数。

我把手机挂了。

挂完我在阳台上蹲了有十来分钟，裤腿都蹲麻了。我老婆从厨房探出头来，问谁啊。我说王经理。她手上还拿着锅铲，走出来两步，说找你干啥。我说机器坏了，让我去北边修。

她笑了一下，那种笑不好看。说，哟，想起来你了。

我没接话。

第九天了，我心里那口气其实一直没顺下去。

辞我的时候不是王经理开的口，是组长姓刘的。刘组长比我小六岁，进公司晚我四年，前年提的组长，管我们那个维修组七个人。那天下午三点多，他把我叫到车间后头那个小会议室，桌上一张纸，写得挺干净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他说，老陈，这是公司定的，我也没办法，你签个字，补偿金照规定给你。

我问，为什么是我。

他说，公司要年轻化，你技术是好，可新设备全是英文界面，你那个电脑水平你也知道。

我说，那台进口的机器，全公司就我一个人能从里到外拆一遍。

他说，所以我才跟你说实话，你心里别有疙瘩。

他把笔推过来，笔是那种一块钱一支的中性笔，笔帽上还有牙印。我捏着那支笔，看着那张纸上我自己的名字，忽然就想起十年前进厂的时候，也是这么一张桌子，那个老厂长拍着我肩膀说，小陈，好好干，这厂子靠你们。

我把字签了。

签完刘组长递了根烟给我，我没接。他自己点上了，说老陈，有事你说话，我认识人能帮你问问。我拎着工具箱往外走，走到车间门口回头看，那台进口机器的罩子还开着，亮着一排指示灯，好好的，跟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那箱子工具我拎回家，搁在门后头，一直没打开。

去北边的事我推了三天。

王经理每天打两个电话，早上一个下午一个。第三天晚上他直接上门来了，拎了两箱奶，一兜子苹果，坐我家沙发上，屁股底下垫着我老婆刚洗的沙发垫，他坐下去的时候明显犹豫了一下，怕给人坐脏了。

我老婆给他倒了杯水，他连说谢谢嫂子。

然后他就开始说那台机器。说那台机器是德国进口的，全厂就这一台，停了三天，厂里急得火上房。原先从省城请了个师傅，来了鼓捣一天半，收了两千八走了，机器照旧趴着。第二个是从网上找的，视频里说得头头是道，人一到现场，打开电柜门看了十分钟，说这个得找原厂，扭头就走了，路费还报了六百。

王经理说到这儿，抬起眼看我。说老陈，人家那边现在天天催，说当初这台机器安装调试是你一手弄的，图纸上的标注都是你写的字，别的师傅看那本说明书跟看天书一样。

我老婆在旁边说，那你们当初辞他干什么。

王经理脸就红了，说嫂子，这事真不赖我一个人，公司定的，我也就是个跑腿的。

我问他，那刘组长什么意思。

王经理说，刘组长现在也急，机器停着他那个组天天挨骂，他跟我说，只要老陈肯去，他当面赔不是。

我听着这话，心里说不上来什么滋味。我问他，那三万六谁定的。他说财务按最高的差费标准给你算的，九天，一天四千，路上来回按两天，加起来正好三万六。

我算了算，一天四千，够我以前在厂里干半个月的。

我说，王经理，我就问一句，这钱是公司出还是你们组里几个人凑的。

他愣了一下，没说话。

我就明白了。

我说你们回去吧，我想想。

那晚上我没怎么睡。我老婆翻了个身说，你要去就去，别跟钱过不去，三万六呢，咱闺女下学期的钱就有了。我说，我不是跟钱过不去。她说，那你是跟谁过不去。我没回答。

第二天早上我在楼下碰见老赵。

老赵住我楼下一层，以前也在厂里干，去年退休的，退了以后天天在楼下小花园里坐着晒太阳，见谁都发烟。

他见我下来，说，听说厂里叫你去修机器了？我说你消息倒灵通。他说，王经理昨天晚上在厂门口碰见我，还问我你家住几零几，我说你自个儿不会打电话啊。他笑了一下，说这王经理还算有点良心，知道上门来请。

我说，什么良心，机器修不好他要担责任。

老赵把烟点上，说，话不能这么讲。厂里辞你的时候他心里也难受，我太了解他了，他就是那种捏着鼻子干活的人，上面让干啥干啥，不是个坏人。

我说，那谁是坏人。

老赵吐了口烟，说，也没坏人，就是厂子难。你想想，你那个组七个人，现在走了两个，剩五个，活儿没少，工资还降了一档。公司有公司的算盘，你们组那个刘组长也有他的难处。

我说，他什么难处。

老赵说，你不知道？刘组长他老婆去年查出来那个病，甲状腺上的，做了手术，后续一直吃药，孩子今年又赶上高考。他那个组长的位置，一个月的组长津贴八百块，他要是不干这个组长，这八百就没了。当初公司提年轻化，他要不把名单交上去，走的人可能就是他自己。

我站在楼下，太阳照在后脖子上，有点热。

老赵又说，我不是替他说好话，我就是跟你讲讲这个理儿。你走这九天，有没有人给你打个电话问问你找着活儿没有？

我想了想，还真有一个。是原来组里的一个小年轻，叫孙鹏，二十七八，来厂里三年，技术一般，人挺实在，第二天给我发过一条微信，就问了一句，陈师傅你还好吧。我回了个还好，他就没再说别的了。

老赵看我半天不吭声，说，去吧，去一趟，三万六拿着，机器修好了，你走起路来腰杆都直。你这是凭本事挣的钱，不丢人。

我没接他的话。

回家以后我给孙鹏打了个电话。

电话接通那边挺吵，一听就是在车间。我说小孙，忙呢？他一听是我，声音马上低下来，说，陈师傅！我说，机器还没修好呢？他说，没呢，昨天又来了个人，看了看说这个得返厂大修，光运费就得小一万。

我问他，那刘组长现在什么态度。

孙鹏迟疑了一下，说，陈师傅我跟你说实话，组里现在都挺想你。来那两个师傅，一个把线号记错了，差点烧一块板子，另一个更绝，跟刘组长说这机器得找原厂，原厂报价光人工就五万起，还不含配件。刘组长昨天在车间里抽烟抽了半包，谁跟他说话都爱答不理的。

我又问，那王经理说的那个差费，财务那边真批了？

孙鹏说，批了，单子我看见的，三万六，走的是特殊差费，比正常的贵三倍。财务那个小张还说，这数得王经理亲自签字才作数。我听说王经理签完字，在财务室站了半天，一句话没说。

挂了这个电话，我在客厅里坐到中午。

我老婆把饭端上来，一盘炒土豆丝，一碗鸡蛋汤，我没动筷子。她说你到底去不去，给个痛快话，人家那边等你回话呢。我说，我去。

她看了我一眼，说，想明白了？

我说，没想明白，就是想去看看那台机器到底被糟蹋成什么样了。

我没告诉她，其实我心里还有一个原因。那台机器是我一手装的，说明书上每一个开关的位置我都用红笔标过，那个声音我闭着眼都听得出来是哪儿不对劲。它现在趴在那儿没人管，我心里过不去。

第二天傍晚六点半，王经理的车停在楼下。

是辆白色的面包车，车身上还印着厂里的标志，都掉漆了。我拎着那箱子工具下楼，王经理赶紧过来接，说，老陈，我来我来。他接过去的时候掂了一下，说，嚯，够沉的。我说，十一年攒的家当。

车上还坐着一个人，是刘组长。

他坐在副驾驶，我拉后门的时候他回过头来，嘴张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最后说的是，老陈，来了啊。我嗯了一声。一路上他没怎么说话，偶尔跟王经理说一下路怎么走，剩下时间就看着窗外。

上了高速以后，王经理才跟我说实情。

机器是德国货，买的时候花了三百多万，到现在用了六年。之前小毛病都是我在弄，去年我配过一次配件，光那个传感器就等了两个多月，八千多块。这次坏的地方跟上次不一样，控制柜里一块主板烧了，连带两个模块，德文报警代码密密麻麻的。

王经理说，老陈我不瞒你，厂里现在账上紧张，原厂报价太高，厂长昨天开会拍了桌子，说这台机器要是修不好，年底就把它当废铁卖了。

我问，卖废铁值多少钱。

他说，按斤称，估摸着两千出头。

我看了一眼刘组长的后脑勺，他头发比九天前白了不少，也可能是这几天没顾上染。

夜里十一点四十，我们到了地方。

那个厂在郊区，门口路灯坏了两个，车开进去的时候压到个坑，颠得我工具箱咣当响。车间里灯火通明，机器罩子敞着，旁边围了三四个人，都蹲在那儿，地上扔了一地的咖啡杯子，我扫了一眼，最起码七八个。

见我进来，那几个人都站起来了。

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迎上来，握着我的手说，是陈师傅吧，可把您盼来了。我抽出手，走到机器跟前，打眼一瞧，心里就有数了。

控制柜的门敞着，里面线号被重新贴过，贴得乱七八糟，有一根通讯线明显插错了槽。我伸手把那个线拔下来，反过来一看，插头里一根针都弯了，是硬怼进去的。

我问，谁动过这个线。

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说，就前天那个师傅，他说试试看是不是接触不良。

我没说话，从工具箱里拿出一个放大镜——那是我自己买的，二十八块钱，用了八年——对着那个针脚看了两分钟，然后从箱子底下翻出一个小的塑料盒，里头是几个备用的插针，是我去年配货的时候多要的。

修到凌晨两点半，机器重新启动了。

那声音一响起来，我胸口那块石头就落了一半。运行了八分钟，没有报警，电流电压都稳。我让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自己去按一遍启动停止，连着按了三次，没问题。

王经理在旁边看着，掏出手机拍了张照，嘴里念叨着，好了好了。

刘组长站在人群外头，一直没靠前。等机器稳当了，他才走过来，递给我一瓶水，说，老陈，还是你。

我接过水，没喝，放在机器旁边的台子上。

第二天上午，我去财务领钱。

财务室在二楼，一个挺小的屋子，里头坐着个小姑娘，看样子二十多岁，把一张单子推给我，说，您签个字。我一看，差费单，上面写着我的名字，金额三万六，底下是部门负责人签字那一栏，王经理的名字已经有了，签得挺大。

我在签名栏签了自己的名字，一笔一划。

小姑娘从抽屉里拿钱，是现金，一沓一沓用纸带捆着的，她点了两遍，推过来，说您数数。我没数，直接塞包里了。这钱数不数都一个样，三万六就是三万六，我在厂里干了十一年，拿的最后一笔钱也是三万六。

我下楼的时候，刘组长就站在楼梯口。

他手里夹着根烟，还没点。见我下来，他把烟塞回烟盒里，说，老陈，钱领了？我说领了。他点了点头，说，那个，我……他说了俩字就卡住了。

我就站那儿等他。

过了好几秒，他才把后半句说出来。他说，老陈，之前那个事，是我办的，不地道。但是兄弟跟你说实话，我要是不那么办，走的可能就是我了。我老婆那药一个月一千三，孩子补课一个月一千二，我要是没了这活儿，天就塌了。

他说话的时候没看我，眼睛盯着楼梯下面的水泥地。

我说，我知道。

他抬起头来，好像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我说，老赵都跟我说了。

他眼圈一下就红了，赶紧扭头去摸烟，手在裤兜里掏了半天，掏出个打火机，打了三下才打着。

我拎着工具包往外走，走到厂门口的时候，他忽然在后面喊了一声，老陈。我回头。他站在台阶上，手里举着那根没点的烟，说，你那手艺，到哪儿都饿不着。

我没应声，摆了摆手。

出了厂门我没直接回家，在路口那个早点摊上要了一碗豆腐脑两根油条，坐着吃。吃了一半，我老婆来电话问，钱领了没。我说领了。她说，那你回来路上买两斤排骨，闺女想吃。我说行。

挂了电话，我把碗里最后那点豆腐脑喝了，抬头看见马路对面有家卖电动工具的铺子，橱窗里摆着一台小台钻，标价一千二。我看着那台钻，心里忽然冒出个念头：要不自己支个摊子。

这念头冒出来我就压回去了。四十七了，自己干哪有那么容易。

回家的路上，我在那家铺子门口站了十来分钟，最后还是走了。

到家以后我把钱摊在床上数了一遍。三万六，三十六张。我老婆坐在旁边，一张一张捋平了叠好，说，这钱留两万给闺女，剩下一万六，咱俩省着点花，撑到开春没问题。

我说，你不想让我拿这钱做点什么？

她把钱收进铁盒子里，盖上盖，塞进衣柜最里头，说，做什么做，先吃饭。

那天晚饭真有排骨。我闺女一边啃排骨一边问我，爸你明天还去上班吗。我说，爸换地方。她说，去哪儿。我说，还没定。

晚上收拾工具的时候，我从箱底翻出那张签过字的辞退协议，折了两折塞在箱盖内侧的夹层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留那张纸。可能就是想把这事记着，以后不管干什么，都别忘了我被人家辞过。

过了两天，孙鹏给我发微信，说，陈师傅，刘组长今天在组里开会，说以后咱们组谁再说“找个人凑合修修”这种话，就自己卷铺盖走人。还说以后修机器，该换什么件换什么件，费用他去找上面批。

我回了三个字：应该的。

他又发来一条，说，陈师傅，以后我要是碰上弄不明白的，能问你吗。

我说，能。问一次一顿饭。

他发了个笑脸过来，说，那您这饭把我吃到明年开春都吃不完。

我把手机放下，心想，这小伙子倒实在。

又过了一天，我去了一趟老赵家，还他那包烟钱。他不收，我说你不收下回别叫我下楼。他才收了，问我，钱领了？我说领了。他说，心里那口气顺了没。我想了想，说，不知道顺没顺，反正不那么堵了。

老赵说，差不多就行了。人这一辈子，谁还没被人从椅子上拎起来过。

那天下午我回家，路过原来厂子后门，看见刘组长蹲在门口抽烟，旁边停着他那辆旧电动车，后座上绑着个外卖箱子。我这才想起来，孙鹏跟我说过，刘组长最近晚上下了班去跑外卖，跑到十一点多。

他看见我，站起来，把烟掐了，说，老陈，你咋来了。

我说，路过。

他说，晚上跑两单，回去正好给孩子带个宵夜。

我说，你那腰受得了？

他说，受不了也得受，药钱不能断。

我看着他那个外卖箱子，上面印着一家平台的标志，字都磨掉一半了。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我问他，机器上那个通讯线插头，是谁弄坏的。

他说，就省城那个师傅弄的，弄坏了他不吭声，走了以后我们才发现。那时候急得没辙，又赶着找下一个人来，谁也没顾上追究。

我说，那个人收了两千八？

他说，收了两千八，发票开的还是“技术服务费”。

我说，那钱给了？

他说，给了，厂长签的字。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站了一会儿，跟他说，走了。

他嗯了一声，说，老陈，路上慢点。

我骑出去一段路，拐弯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他还蹲在那儿，手机亮着，应该是在等单。

回到家我跟我老婆说，你那两万块钱先别存死期。她端着菜从厨房出来，说，怎么。我说，我想买台旧的小台钻，再去二手市场淘点家伙什，家里阳台收拾收拾，能接点小活儿修修。

她放下菜，说，你想通了？

我说，没想通，就是觉得那台机器我修得了，别的机器我也修得了。在厂里修是修，在家里修也是修。

她看了我半天，说，那行，不过阳台得装个防盗窗，不然你那堆铁家伙放外头，一晚上就没了。

我说，行。

第二天我去二手市场，花九百块钱买了台旧台钻，又花一百二配了个防护罩。回来装了一下午，装完试了试，声音还行，就是转起来有点抖。我蹲在阳台上听那个声音，忽然觉得这声音听着亲。

晚饭的时候我老婆说，你那个辞退协议还留着干啥。我说，留着，以后要是闺女问我为什么不在厂里干了，我好拿出来给她看。

她说，拿这个给她看什么。

我没回答。

我在想，过些年等她长大了，回头再看这件事，兴许能有别的说法。

我那个工具箱现在没再搁在门后头了，我把它挪到了阳台角上，台钻旁边，箱子盖常开着。我老婆说看着乱，我说乱就乱吧，乱着顺眼。

昨天下午三点三十三分，我坐在阳台上琢磨那个台钻抖的事，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我接起来，那边说，是陈师傅吗？我这儿有台机器，听人说您以前修过进口的对吧？

我问谁给的号。

他说，你们厂那个刘组长。

我握着手机，扭头看了一眼阳台外头，楼下老赵又在那儿坐着了，见我看他，冲我抬了抬下巴。

电话那头还等着我回话。

我到现在也没想好，这活儿我到底是该按市场价报，还是按人情价报。按市场价报吧，我心里过不去按人情价报吧，我又怕往后全是这种活儿。

这事我还没跟我老婆说。

不过有件事我倒是想清楚了。那台德国机器，我修那晚上，从控制柜里拆下来的那块烧坏的主板，我带回了两块。一块是坏的，另一块是我从备件库里翻出来的旧板子，上面有个电容鼓包了，我修修还能用。

好东西扔在废件堆里，稍微拾掇拾掇，它还是好东西。

我把这话放在这儿，也不知道对不对。

换作是你，刘组长当初那份名单上如果写的是你的名字，你修完机器、领完那三万六，往后他再找你帮忙，你是帮还是不帮？这个我到现在也拿不准，想听听你们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