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坏消息：中国3.4亿退休老人，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已到面前

一个城里退休老人，每月养老金三千五，早上遛弯、下午下棋。一个农村老人，每月一百八，七十岁了还在种地，哪天干不动了，哪天就算退休。

这不是两个故事，是3.4亿中国老人的两种晚年。同样是老人，走的是两套制度，底子天差地别。

民政部和全国老龄办7月底公布的年度老龄事业公报显示：到去年年底，全国60岁以上人口3.23亿。拿职工退休金的1.52亿人，领城乡居民养老金的1.88亿人，加起来约3.4亿。

一个被频繁提起的说法叫“低龄老人”，指60到69岁、身体还健康、有劳动能力的人。七普数据里，2020年全国60岁以上约2.6亿，其中60到69岁1.47亿，占全部老年人的55.83%。如今这个群体只会更大。

给这群人贴“低龄”标签，言下之意很明显：你们还不老，还能干。有学者公开喊话，说别国七十岁的人还在上班、还在当老总，我们七十岁就退下来养花遛鸟，太“过分”了，人要“活到老、干到老”。

这话引发不小争议。争议的根源在于，说这话的人，可能没看清这群老人到底在干什么。

按人口普查年鉴测算，2020年全国就业人口约7.5亿，60到69岁老人占6.8%，换算下来五千多万低龄老人还在工作。

他们在做什么？六成以上从事农林牧渔。说直白点，三千多万老人还在种地、养殖、放牧。对这部分人来说，谈不上退休不退休，哪天干不动了，哪天就算退了。

种地不是打高尔夫，不是悠闲的田园生活。春天怕旱，秋天怕涝，辛苦一年收成，可能还抵不上城里一平方米房价。为什么这么多农村老人停不下来？

答案在养老金差距里。有专家分享过一组数据：城镇职工养老金平均每月三千五百多元；农民养老金平均每月只有一百八十多元，相当于城镇职工的二十分之一左右。

拿这一百多块和农村低保比，更扎心：2020年全国农村低保平均标准每年近六千元，折合每月近500元，一百八十多元只相当于低保标准的四成左右。

各省差别也大。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高的上海每月一千多元，最低的省份只有一百元出头，相差十几倍。

这几年最低标准连续上调，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月最低标准再提高20元。方向是对的，可摊到每天，也就多出几毛钱。

城镇职工这边，2025年全国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总体上调2%，落到一位月领三千元的老人身上，大约每月多几十块。

全国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超过11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但那是全国的“蓄水池”，不是每家每户的“存钱罐”。指望单靠养老金让晚年越过越宽裕，这个预期要调一调。

城里退休职工每月有几千元退休金，身体好的可以旅游、跳舞、带孙子。但他们就没烦恼了吗？也有。

有招聘平台发布过老龄群体退休再就业调研报告：超过六成老年人退休后有强烈再就业意愿。

其中近一半是为了实现个人和社会价值，不到两成希望发挥一技之长、继续职业发展，三成多是为了增加收入、满足消费需求。

有人据此说，相当一部分老人的退休金根本支撑不了理想生活。一句话概括：就业意愿很强，工作却很难找。

以过去吸纳大量中老年农民工的建筑业为例。2019年前后，各地陆续出台建筑工地“清退令”，不让未成年人、60岁以上男工和50岁以上女工再上施工一线。

出发点是为了避免安全事故，可执行中也出现让人心酸的一幕。

有六十多岁的老农民工，没上过学、没有技能、无儿无女，一辈子住土坯房，为了到城里工地挣点力气钱，用了一张把年龄改小几岁的假身份证，上工没几天就被查出来，还挨了罚款。

像这样卡在“红线”外的人，并不是个例。他们大多只能回老家，继续种地养老。

除了建筑业，还有别的出路吗？人们常说的“保安、保姆、保洁”，曾经是中老年人再就业主要去处。

可随着就业形势变化，越来越多年轻人涌进这些行业。名校毕业生当保安、年轻人做住家保姆、程序员转行做高端保洁的新闻屡见不鲜。

设身处地想：如果你是老板，月薪三千招保安，一边是身强力壮的二十多岁小伙子，一边是走几步路就喘的大爷，你选谁？所以六成多低龄老人在种地，并非心甘情愿，而是实在没有别的路。

即便找到工作，劳动保障也是一道坎。几年前，一位60岁快递分拣工凌晨上班时猝死，话题冲上热搜。

争议焦点在于：快递公司不认可工伤，只愿赔付意外保险和几万元人道主义补偿；当地人社部门解释，60周岁本身不属于劳动者范畴，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就无法认定工伤。

这听起来不近人情，可从法律上讲有依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写得明白，人一到法定退休年龄，原来的劳动合同就自动终结，此后和用人单位之间不再是劳动关系，而是劳务关系，不受劳动法保护。

一边鼓励低龄老人再就业，一边又说超过法定年龄就不算劳动者，这种矛盾让很多人感慨：六十岁还在干活已经够辛苦，出了事连劳动者都不算，真是雪上加霜。我很认同一种说法：工伤保险保障的应该是劳动行为，而不是年龄。

如果超龄劳动者权益得不到保障，出了事没有说得清的处理办法，哪个老板还敢放心用老人？更心酸的是，有时候年龄没问题、活也干了，钱却拿不到：有农民工为了几千元工钱，走正规渠道讨了好几年都没要回来。

好在政策在补短板。随着渐进式延迟退休实施，法定退休年龄逐步延后，越来越多地方开始探索超龄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障，允许超龄就业人员单独参加工伤保险。这些做法如果能尽快在全国推开，就能让愿意继续工作的老人干得更安心，也让用人单位雇得更放心。

日本和韩国都属于“先富后老”，却依然没能妥善解决养老问题。在韩国，很多老人到七十多岁才真正退出劳动市场，有韩国老人自嘲：入土之前，还有五到十年属于自己的自由时间。

在日本，“老后贫困”成了社会热词，相当一部分老年人生活在贫困线附近，有研究预计这一群体还会继续扩大。

我国老龄化速度更快。有研究报告预测，到2050年前后，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接近3.8亿，老龄化程度达到峰值。怎么让老人既有钱花、又看得起病，是绕不过去的大课题。

除了钱，失能照护是另一道更难的关。老人一旦生活不能自理，从喂饭到擦身都得有人守着，一守就是好几年。

护理服务人员缺口也很大，和三亿多老年人口相比，专业护理人员数量远远不够。

再就业调研里，近一半老人说自己想继续工作是为了实现价值，而不只是为了钱。这说明低龄老人并不是社会负担。他们有经验、有时间、也有意愿，只是缺少合适的出口。

社区服务、托育帮扶、技术传帮带、乡村治理，这些岗位都需要有耐心、有阅历的人。如果能把这些需求和老人的意愿对接起来，“低龄老人”就不再是一个带着压力的标签，而是一笔被闲置的社会财富。

把这些摆在一起，就能看清“严峻问题”的全貌：一是城乡养老金差距悬殊，农村老人“手停口停”；二是低龄老人就业意愿强，但合适岗位少，年轻人还在挤占传统的“老年岗位”。

三是超龄劳动者劳动权益缺乏保障，受了伤、被欠薪，维权都难；四是失能照护需求巨大，制度和人手都还在追赶。

社会真正的痛点，在于如何为老人提供合适岗位，以及如何保护他们的劳动权益。作为个人和家庭，该怎么提前准备？

第一，城镇职工不要只盯着养老金涨幅，要提前规划其他收入来源，比如个人养老金、稳健储蓄和投资，让晚年除了养老金还有一条细水长流的现金流。

第二，农村家庭有条件的尽量多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选更高缴费档次，缴得多、缴得久，将来领得也多。

第三，子女对父母的养老和医疗，特别是可能发生的大病和失能，要提前算一笔账，不要等事情发生了才手忙脚乱。

国家的保障网正在越织越密：养老金连年上调，长期护理保险加快推进，延迟退休让身体好的人多一段收入，养老服务体系也在完善。

但保障网只能托底，在这张网之上能不能再多一份收入、能不能体面地老去，终究要靠每个家庭提前规划。

一个城里老人每月三千五，一个农村老人每月一百八。同样是老人，你觉得这差距该怎么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