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诗歌是安放我的灵魂”

“我用左手写诗歌，右手写小说。写小说是我的生存方式，写诗歌是安放我的灵魂。”在虹影看来，文学创作始终与生命经验紧密相连。那些曾经沉寂于记忆深处的人与事，经过时间的沉淀，再次流淌到笔尖，成为诗歌中关于故人、父母、故乡与世间万物的凝望。

虹影凭组诗《世间万物》获得第九届花城文学奖诗歌奖。这份荣誉，也让她与《花城》的文学缘分再次续写。1994年，小说《康乃馨俱乐部》发表于《花城》，30多年后，她带着诗歌重新回到广州。谈起这段缘分，她说，那“如同一场漫长的梦环绕我”。而《世间万物》里的许多诗句，也正来自对故人、父母的追忆，以及“对沉寂了几十年的情感的追溯、盼望与记忆”。

从当年《饥饿的女儿》剖开成长的隐秘，到如今纪录片《河的女儿》，虹影似乎始终在讲述同一条生命之河，却又一次次发现新的风景。

写诗是安放灵魂，写小说是生存方式，而电影则为她打开了另一条表达路径。她对影像的迷恋，最早可以追溯到童年时与父亲坐在长江边看船的时光。那时，她定定地望着江上船只来来往往，影像的魅力也由此悄然生长。如今，她希望将文字与影像融合，“找到一种新的方式，去表达我眼中的世界，去诉说女性的生命经验与内心情感”。

　　《世间万物》来自对沉寂多年的情感的追溯、盼望与记忆　　

南都:你凭组诗《世间万物》获得本届花城文学奖诗歌奖。这个题目本身有一种开阔的视野，也让人想到诗歌与世界万物之间的关系。请谈谈这组诗最初的写作缘起:它们是在怎样的生命经验、情感触动或思想变化中逐渐形成的?

虹影:这一组诗歌发表于去年。我写诗歌，一般是因为某件事而落笔。在《世间万物》里，有两首是写给一位故人的，回忆我们曾经的过往:在北伦敦，在异国土地上的生活；后来又见到他，他去到香港，又去往另一个异乡淡水。他一直在和病魔搏斗。

我们曾经一起去过日本的天桥立。生命是非常奇异的，它会向人输送很多奇妙的意念，在某个时刻，这些意念就会从心底冒出来。到现在，我依然能想起他的笑容和声音。他是我女儿瑟珀的教父。

这组诗里还有几首诗写给我的母亲、父亲，他们都已经不在人世。可当我书写他们的时候，往事历历在目，我仿佛还是那个渴望庇护的可爱小女孩。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自己也会成为庇护者、保护者，把我对孩子、对世间弱小生命的情意写进诗里。比如我给六指姑娘的。

所以《世间万物》里，很多文字，都来自对沉寂了几十年的情感的追溯、盼望与记忆。

南都:诗歌与小说在你的精神世界中分别承担着怎样的角色?当你从小说写作重新回到诗歌，是否意味着一种不同的生命感知与表达方式?

虹影:我曾经说过，我用左手写诗歌，右手写小说。写小说是我的生存方式，我必须靠它生存；写诗歌是安放我的灵魂。其实二者本是合一的。从前我以为可以把它们分得清清楚楚，现在却越来越难以分清，就像我做电影一样。比如最新的纪录片《河的女儿》，很难说它只是一部纯粹的电影，你难道不觉得它本身就是一首长诗吗?这首长诗，我献给养育我的这条江、我的母亲，也是用来铭记我的姐姐们，我的母亲和两位姐姐都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常常在想，写作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自己，为他人，还是为了生存?于我而言，这几样都是。当我落笔写作时，仿佛拥有无尽的力量，仿佛置身荒原，无数声音在我四周环绕。我感知它们，把它们收进记忆里，脑海里满是想象。乔伊斯说，所谓想象力就是记忆。我写作时，这些记忆就流淌到笔尖，我用不同的形式去书写，让读者看见我，看见这个世界的真相。　　

广东是一片等待作家挖掘的故事之地　　

南都:1994年，你的小说《康乃馨俱乐部》发表于《花城》，成为你文学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30多年后，你再次来到广州，并以诗歌获得花城文学奖。回望这段文学缘分，广州和《花城》在你的创作生涯中意味着什么?

虹影:于我而言，它如同一场漫长的梦环绕我，让我欣慰。梦里有我的责任编辑林宋瑜，还有当时《花城》的负责人田瑛，还有那个年代独有的气息，人们爱文学。

我不曾想到自己会一路写下这么多作品，也不曾想到生命会给予我这么多馈赠，更没想过自己能够获奖。以我的旅行护照的身份，国内的奖项于我，曾经是一件不敢奢望的事，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梦。这一次，能收获这份荣誉，我格外珍惜。我也格外珍惜我和《花城》之间，作家与出版人这份情谊，我会一直珍藏于心，谢谢他们。

南都:近年来，广东文学界也在持续探索“新南方写作”等命题。你如何理解地域经验与文学普遍性之间的关系?在你看来，广东文学有哪些尚待深入开掘的独特资源与表达可能?

虹影:广东这个地方十分神秘。它看上去非常现代，却和别处很不一样，有属于自己的语言、文化与美食。每次来到这里，我都会有新的发现。这里的人身上，仿佛带着一种对抗命运的力量。在这一点上，他们和四川人有几分相近。命运很少赐予人一帆风顺的境遇，往往迎面而来的都是逆境。我常常想，这片土地上的祠堂、老屋、街巷，还有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背后，一定藏着庞大的故事体系，等着优秀的作家去挖掘、去书写。　　

　　“我一直在追寻个体与土地、女性与河流的联结”　　

南都:从《月光武士》到《河的女儿》，电影为你打开了怎样一种新的艺术表达空间?与文学相比，影像在呈现生命经验、人物情感与现实世界时，有哪些独特的可能性，又有哪些无法替代或无法抵达的边界?

虹影:近十年前，从我打算把小说《罗马》改编成电影始，我交了不少学费，当时计划做中意合拍影片。在那次制作失败后，我退回到纯粹的写作里。后来我去重庆探班，遇见了导演张一白。他跟我说，我应该从最根本的地方出发，从我的重庆开始。这句话重新点燃了我的电影梦。

于是我决定，去挖掘藏在记忆深处的东西，把它们转化成影像。从剧情片《月光武士》，到纪录片《河的女儿》，我一直在追寻个体与这片土地的联结，女性与河流的联结，女性与她成长背景的联结。这些故事，都包裹在整个国家的历史之中，藏在普通人的命运里。这也拓宽了我的创作边界。虽然是跨界，但于我而言，这是一种全新的创作方式。

南都:上世纪90年代，《饥饿的女儿》横空出世，写尽一代人灵魂的饥饿、隐秘的孤独与底层女性倔强的生长。今天从《饥饿的女儿》到《河的女儿》，你最想保留下来的是什么?又有哪些当年没有意识到、如今才逐渐理解的东西?

虹影:写作《饥饿的女儿》是一段漫长的过程。早在1980年，18岁时，我就想写下这个故事，可直到1996年，我才积攒起足够的勇气去直面它。从1997年这本书出版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9年。

回望这个故事，我慢慢意识到，人的生命并不只是顺着年龄铺展的简单轨迹，它是多重、多线的，不断重叠，又不断分离。当我再一次审视过往，对那些伤痛与伤疤，有了全新的理解。尤其是成为母亲之后，我才读懂母亲当年有多么了不起。记得有一晚，我和老年的她并排躺在黑暗里，她对我说，1962年，她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要把我生下来。这份勇气与精神，一直是母亲留给我的馈赠。

这份力量，让我身上并存着两种状态:一边对世界满怀恐惧，一边又可以不顾一切。我敢于抛下一切，哪怕被世界抛弃；敢于直面伤疤与悲痛，在它们摧毁我之前，主动上前击碎它们。　　

　　“无论哪一个时代的女性都需要彼此托举”　　

南都:对于今天的你而言，用电影重新讲述过去，是否意味着对自我与上一代女性命运的重新理解?

虹影: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对生父的遗憾，一点点翻涌上来。我希望在天之灵的他能够看见这部电影，看见我终于理解了他，和他达成和解。

人生里总有许许多多遗憾，人是在时光流逝之中，慢慢读懂这些的，包括我和母亲之间的和解。现实里，母亲从来没有拥抱过我、亲吻我、哄过我，这长久以来都是我心里一道很深的伤口。但我可以在电影里完成这件事:我可以重复曾有的梦境，她拥抱我；也可以在她离开人世之后，让她流露出一家人住进宽敞房子的欢喜。当她拥抱我，轻轻宽慰地拍着我的肩膀，母女和解。

如今的女性，已经不再满足于旧时代留下的那些规则。她们首先要思考的，是如何安身立命，活出自我。婚姻、生育不再是困住她们的难题，这不再是必须面对的枷锁，她们最核心的追求，是成为自己。就像我女儿这一代人，她们会优先考量自身的人生价值，这和我的母亲那一代，有着很大的不同。

所以我拍摄《河的女儿》这部纪录片，其实是想讲给新一代女性听，当然也是给我同代的女性听:无论在哪一个时代，女性都需要彼此托举，三代人互相托举。我们的根，扎根在母亲身上，原生家庭里的情感、羁绊，这份生命的源头，是无论如何都割舍不断的。

这也就是那句:外婆在水里游，母亲在地上跑，女儿才能在天上飞。我们都期盼女儿可以自在地飞向天空，也希望她能够看见母亲、外婆走过的那段历史。我希望她们可以懂得:我爱你，但我更爱我自己，我也爱我的妈妈，爱我的外婆。我想，这是一种全新的女性生存方式。

南都:短视频、社交媒体和AI正在改变文学的传播与生产方式。你如何看待当下的文学环境?文学最不可替代的价值又是什么?

虹影:AI在医学科技上的价值确实不可估量，诊断、药物研发、影像筛查这些地方，它是极强的工具，能帮人突破人力、速度、算力的局限，很多场景我们已经离不开它。但文学不一样，文学的根基是独属于人的生命印记:私人的记忆、无法复刻的感受、带着伤痕和温度的想象，还有你自己慢慢搭建起来的叙事结构。AI本质是在海量已有文本里做拼接、拟合、重组，它没有亲身经历，没有属于自己的记忆，没有那种从心底生长出来的执念。它可以写出通顺漂亮的文字，却很难诞生真正的创造、有生命感的艺术品。写作这件事，是把你独有的生命体验一点点糅进文字里，这是任何算法都替代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