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花城》是美学上的‘同路人’”

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武汉市文联主席、著名作家李修文凭借《木棉或鲇鱼》斩获第九届花城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花城》杂志自创刊起即是中国先锋文学的策源地，早在念大学时，李修文就是《花城》的拥趸，自言“我们这一代写作者很多都是先锋文学的徒子徒孙”。2024年，李修文在《花城》开设小说专栏，长篇小说《猛虎下山》发表于《花城》2024年第1期，这是他暌违20多年后的首部长篇新作。此后，他又在《花城》上推出《夜雨寄北》《南国之春》《木棉或鲇鱼》《灵骨塔》等中短篇佳构，持续引发文坛瞩目。“我大概有十几年时间是在做编剧、写散文，真正重新成为一个小说家是在《花城》杂志上。”李修文告诉南都记者。“从这个角度讲，《花城》唤醒了我的半条生命。”

2025年，李修文成为“花城文学院”的第二批签约作家，作为美学上的“同路人”，与《花城》携手走向未来的文学道途。11月6日至8日，“花城出版社45周年暨第九届花城文学奖”系列活动在广州举办，李修文以获奖作家和嘉宾身份莅临现场。此次聚会的主题为“明亮时刻”，李修文说，“明亮”既是《花城》一以贯之的精神，也是一种来自文学的温暖向心力。“因为只有像刀锋一样闪过这个时代，某种明亮之气可能才得以袒露”，而“每一个写作者在奔赴这个杂志的时候，他的内心也有一团明亮之光”。

　　“我们都是先锋文学的‘徒子徒孙’”　　

南都:能否先谈谈你个人对“花城”这份文学刊物/出版社的情感记忆?在你心目中，花城文学奖在当代文学版图中占据着怎样的位置?

李修文:《花城》杂志肯定是我这一代人心目一个极其重要的杂志。从我开始写作，就一直拿《花城》《收获》这几个杂志上的小说作为一种标准。《花城》杂志奠定了所谓先锋文学的一个主要的气象和样貌。我们很多人从一开始写作就是先锋文学的“徒子徒孙”。

2024年，我在《花城》杂志上写了一整年的小说专栏。这一年对我非常重要，它使我恢复了作为一个小说写作者的身份。从这个角度讲，《花城》杂志唤醒了我的半条生命。所以我对这个杂志有充分的尊敬和感激。

南都:2025年你成为花城文学院第二批签约作家，这种“签约”是否也代表着你对花城文学院所秉持的文学观、价值观的肯定?

李修文:为什么会成为花城文学院的签约作家?我想本质上是基于和《花城》杂志共同的审美取向。我们在文学的价值观上完全一致。这么多年来，哪怕我的写作陷入到一段比较困难的时期，《花城》杂志也是一直在读的。所以它作为一种非常开放的、自由的，甚至具备着某种实验精神，一直体现着中国文学某种锐度的这样一种姿态，这样一种价值观和取向，让我愿意与它合作。

花城文学院成立的时候，找我做签约作家，我第一时间就答应了，我觉得我愿意成为花城的“同路人”。无论是在《花城》杂志还是花城出版社，还是说成为花城文学院的签约作家，我都非常愿意，就是因为我们是美学上的“同路人”。

　　“我们的‘戏台’不断被时代搬走、挪动”　　

南都:你的最新长篇《银灯照》，写的是1998年戏曲院团改制后，汉剧艺人们穿州过府、寻找新戏台的命运故事。你对汉剧艺人的关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什么触发了你去写戏曲人的“守夜”与“转身”?

李修文:因为我一直都很喜欢戏曲。我过去的很多小说也都触及到了戏曲题材。

《银灯照》大概写了七八年。因为我不太喜欢修改，只要一遍写得自我感觉不好，就把它作废。为什么会作废?其实还是对想要写的那个人和世界的体悟不够深入。我写了一群汉剧演员，从当年剧团改制之后，泥牛入海，如何存活于世直到今天的故事，这中间的时间跨度大概有30多年。我花了大量时间跟他们在一起，包括参与对剧目的编创，大家日常生活中基本上也都是朋友。每一次以为了解得差不多了，但是只要一写起来，又发现每一个经过的年代，还是像沼泽一样牢牢地按住你的脚，觉得很黏稠，不太分辨得清晰。是时代的问题，还是个人的问题?是戏本身出了问题，还是时代的审美结构出了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最关心的，一个携带着历史记忆的生命，如何迈入所谓的现代?不光是戏，包括我本人，在这个过程里慢慢地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和他们的命运的同构。

我们从事创作的人，今天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的戏台不断地在被这个时代搬走、挪动。不光是唱戏的人，其实各行各业的人这几十年里都面临着和他们一样的问题。到后来我才发现，我本质上还是在写自己的命运。找到这个驱动力后，这一遍就写得非常顺利。

南都:《银灯照》简介里有一句话很让人触动，开起戏曲主题餐厅的他们“既是经理跟跑堂的，也是戏台上的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最终，直播、流量和算法又搭起了一座新的“戏台”。这座“新”戏台，催生了目前方兴未艾的新大众文艺。在《银灯照》里，你是怎么处理“戏台”这个意象的?它是不是你理解当代中国人处境的一个核心隐喻——旧的戏台没落，新的戏台升起?

李修文:新大众文艺可能是一种立场，是一种价值观。互联网可能是一个条件。但并不是说在开直播的人，就代表着新大众文艺。只是传统的戏剧遇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它需要突破，它包含了互联网、直播，但是它其实还在探索的道路上。

它也提出了一些新课题，比如说直播间，到底是不是个戏台?戏曲在这种状况下，又会发展出一种什么样的新形态?

其实今天成功的剧团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并不是无原则地让渡演出。他们在直播间里跟观众互动，实际上是做成一种垂直的、私域的模式。线上的忠实观众之后会成为戏迷。我感觉这就是把互联网条件用得非常充分，也非常正确。

还有新技术如何在舞台上丰富传统文本。一个戏曲舞台全部让渡给声光电肯定是不对的，但是随着技术发展甚至包括机器人，在有些戏曲的舞台搭建、意境的营造、在关键场次对演出效果的加强上，我已经看到了非常好的应用例证。新的戏台还在艰难的建设过程中。一个古老的剧种，乃至是所有来自传统行业的人如何和今天这个簇新的世界进行周旋、进行融合，我觉得一切才刚刚开始。这也是《银灯照》在探讨的问题。

　　“去生活，去更多地创造你的命运”　　

南都:回到这次获奖，你觉得好的短篇小说有什么特质?

李修文:我一向很警惕那些振振有词给答案的人，我也很怀疑那种答案。因为我只想把我看见的东西，那些破碎的东西袒露出来，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听出破碎的声响。

我觉得作家有的时候近似一个巫师。他在这个世界上感受到那些杂乱的信息，他通过某种形式把它拼贴完整，并且用一种声音告诉大家，传递给大家。每一个写作的过程也是不断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往这儿感受一下，往那儿感受一下。文学的标准可能是评论家、理论家的事。作家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是一个感受者、一个转述者。所以马尔克斯才讲，我看到了一场火灾，我要赶回来告诉你别往前走了，前面有火灾。我是唯一逃出来向你报信的人。

南都:我觉得做一个作家还是蛮幸福的，你会觉得你的人生很有价值。

李修文:不见得。因为你的创造力并不是随时随地都有，你也会面临一些严重的自我怀疑，这种严重的自我怀疑有时候也像个黑洞，它会吞噬你很多年，我自己就是这样。

南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李修文:去生活，去更多地创造你的命运，去货真价实地做个人，去跟没见过的人见一下，跟没见过的世界碰触一下，看看能不能用你本身的生命能量把你想要表达的欲望再催生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