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栋，带领北京世纪坛医院消化内科不断追求卓越

文 | 名医大典 大河

消化内镜这个行当，有一个不太需要解释的悖论：一台漂亮的手术能救一个人，但一台漂亮的手术被多少人学会，决定了能救多少人。前者靠手艺，后者靠体系。手艺可以属于一个人，体系必须属于一群人。

北京世纪坛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杨国栋，官方简介里有一行数字放在这个悖论里读，分量比它表面看起来重得多：从事消化内科临床、科研与教学工作二十余年，带领团队完成消化内镜4级手术近两万台。近两万台4级手术，放在任何一家三甲医院都是硬通货。但真正决定这家科室在行业里位置的，不是这两万台手术本身，而是这两万台手术里有多少操作规范、判断逻辑和并发症处理经验，被拆解成了可以复制给别人的东西。

近两万台4级手术背后：技术厚度不是“能做”，是“做完了别人敢学”

杨国栋的官方擅长领域写得很克制：消化道早癌、早期食管癌内镜下治疗、胆胰疾病内镜下诊疗。克制背后是一组不太克制的数据：2024年消化内科全年内镜下检查和治疗超过28000人次，其中三、四级手术2500余例，平均预约周期从28天压缩到7天，消化道早癌筛查绿色通道单独成线。2025年消化内科内镜数据达到34000余例。

这组数字里最容易被忽略的是“三、四级手术2500余例”。消化内镜的四级手术，对应的是ESD（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RCP（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这类在薄如蝉翼的消化道管壁上做精细剥离和管道介入的操作。做一例成功一例，叫手艺；一年做2500余例并且把并发症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叫系统。手艺可以靠天赋，系统只能靠积累和复盘。杨国栋团队在胃肠道改道术后吻合口区域完成3cm病变的ESD，在解剖结构改变、手术风险极高的部位实现完整切除，这类操作的难点不在“会不会”，在于团队对出血、穿孔、狭窄这些术中变量的预判和处理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

技术厚度的另一面是学术可见度。2026年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年会上，杨国栋在消化内镜隧道技术分会场作《内镜经黏膜下隧道肿瘤切除术一例视频分享》专题报告。内镜隧道技术（STER）是消化内镜微创治疗里操作空间最窄、对隧道建立和闭合精度要求最高的一类术式，能在全国年会上做视频分享，意味着这套操作被同行认可为“可以拿出来当范本”的水平。科室同期有4项临床及基础研究入选壁报交流，13项成果获电子壁报收录。一家科室的技术卓越，如果只停留在手术量上，它是一家好科室；如果手术量能同时转化为学术输出和教学范本，它才具备成为区域技术策源地的条件。

图：近日，2026年中华医学会消化系病学年会（CGC 2026）与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年会（CCDE 2026）相继召开。两场年会是国内消化病学与消化内镜领域的重要学术盛会，汇聚了全国专家学者，集中呈现消化领域的前沿进展与临床研究成果。杨国栋主任在消化内镜隧道技术分会场作《内镜经粘膜下隧道肿瘤切除术一例视频分享》专题报告，结合典型病例分享了科室在内镜微创治疗方面的经验体会。

环京平台与30个县域：技术下沉不是“送手术”，是“送一套能留下来的标准”

北京世纪坛医院消化内科在2025年7月正式挂牌国家消化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分中心和早癌筛查基地，纳入国家消化疾病临床研究创新体系。同年9月，科室牵头启动“环京地区县域食管早癌防治协作平台”，计划3年内覆盖至少30个县域，培训300名基层医师，将协作地区食管癌早诊率进一步提升。

这两个动作放在一起看，指向的是同一件事：技术下沉的载体不是手术刀，是标准。

县域医院消化内镜的困境，数据写得足够直白：县级医院院均配置消化内镜医师仅2.6人，其中具备三、四级消化内镜诊疗能力的医师占比不足25%。一个县医院有两三个内镜医生，其中能做ESD的可能一个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派专家下去做几台手术，最大的收益是那几个被手术的患者；而把“早筛—转诊—诊治—随访”的闭环流程、染色剂喷洒的剂量和角度、病变范围的测量方法、ESD术后标本的评估规范拆解成可培训、可考核的操作模块，收益才是持续性的。杨国栋在环京平台启动时提出的原则是“区域协同、技术下沉、资源共享、质控同轨”。“质控同轨”四个字是关键——如果基层医院做早癌筛查的质量控制标准和世纪坛不在同一条轨道上，筛查出来的“阳性”就没法被信任，转诊链条就转不起来。

进修培养是这个体系里最基础也最笨的一环。河北内丘县人民医院的郝宏宇，进修前从未接触过胃肠镜操作，科室为他定制了以“内镜精准诊疗”为核心的方案，从进镜手法、黏膜观察要点到活检时机逐项带教，诊断准确率提升至98%以上，最终拿下河北省赛区第一名。衡水市第四人民医院的门晓燕，6个月里反复演练早癌筛查规范流程近百例，从探头定位不稳到能独立完成消化道各部位超声扫查。这些个案的意义不在于“又培养了两个好医生”，在于证明了一套流程的可复制性：一个零基础的内镜医生，在一套有标准、有带教、有复盘闭环的体系里，可以在可预期的时间内达到独立操作的水平。科室近年来为全国各级医疗机构输送了数百名消化专科人才，这个数字放在“全国缺口35万”的背景下不算大，但它是“标准可以被传递”的证据。

图：近年来，北京世纪坛医院消化内科始终坚持“理论与实操并行、技术与思维同塑”的进修培养理念，已为全国各级医疗机构输送了数百名优秀的消化专科人才。消化内科杨国栋主任表示，未来科室将持续优化教学体系，聚焦临床实际需求打磨个性化培养方案，让更多进修医师在这里学有所成，把更优质、精准的消化诊疗服务带回基层，惠及更多群众。

35万与4万之间：消化内镜的人才账，不能只靠“进修”来平

《2020中国消化内镜诊疗技术调查报告》的数据在2026年仍然是被反复引用的基准：中国内镜医师不足4万人，基于人口基数和高危人群比例，预计大约需要35万消化内镜医师才能满足诊疗需求。另一组2026年的统计口径显示，现有内镜医师约4.7万人，人均供给3.3人/10万人口，日本是28.4人，欧盟是11.1人。

35万和4万之间的缺口，不可能靠几家国家级分中心的进修项目来填。进修体系的定位本来就不是“批量生产”，而是“生产种子”。一个郝宏宇回到内丘县人民医院，带动的是整个科室的内镜诊疗规范；一个门晓燕回到衡水四院内镜室，改变的是这个内镜室的早癌筛查流程。“种子”的价值不在人数，在扩散半径。环京平台“3年30个县域、300名基层医师”的目标，逻辑也是扩散：先把县域里的关键节点（县医院消化科或内镜室）用标准武装起来，再由这些节点向乡镇和社区辐射。

但扩散有一个前提：种子本身要足够硬。郝宏宇的诊断准确率98%、门晓燕的超声内镜独立操作能力，是“硬”的量化表达。杨国栋团队近两万台4级手术积累的操作规范和并发症处理经验，是让种子变硬的知识来源。一家科室的卓越，如果只体现在自己做了多少高难度手术，它对行业的贡献是有限的；如果它能把自己做高难度手术时形成的判断规则和操作标准，变成别人可以学会、可以考核、可以质控的东西，它的卓越才具备了外部性。世纪坛消化内科的进修体系和环京平台，做的正是把“手艺”翻译成“标准”的工作。

从“名医带科室”到“平台带体系”：消化内镜的竞争拐点已经不在手术台上

消化内镜这个领域正在经历一次不太张扬但很深刻的重心迁移。过去一家医院消化科的实力，主要看学科带头人能做多难的手术、发多高的文章。现在评价一家科室的行业位置，越来越看它能不能在早癌筛查的链条上承担“标准制定”和“质量输出”的功能。

原因不复杂。消化道肿瘤的死亡率排位（食管癌第4、胃癌第3、结直肠癌第5）决定了早筛早诊是降低疾病负担最有效的杠杆，而早筛的质量高度依赖内镜医师的识别能力和操作规范。一台ESD手术做得再漂亮，它解决的是一个已经确诊的早期癌；一套早癌筛查的质控标准被30个县医院执行，它解决的是这30个县里未来几年早期癌被漏诊的概率。后者的杠杆率，远高于前者。

杨国栋和世纪坛消化内科2026年的动作，恰好踩在这个拐点上：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分中心和早癌筛查基地的挂牌，提供的是平台身份；34000余例内镜数据，提供的是平台底气；进修体系和环京协作平台，提供的是平台输出通道。“追求卓越”在这个语境里的含义，已经不是一个人把手术做到极致，而是一个科室把自己在极致操作中形成的那套知识，变成一套可以被别人学会、被体系验证、被基层执行的标准。这条路比多做几千台手术慢，但它决定了一家国家级分中心在下一个五年里，是继续做一个“很厉害的手术科室”，还是真正成为一个“让更多基层科室变得厉害”的节点。前者值得尊敬，后者才是这个行业当下最稀缺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