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个世纪以来,人们都知道昆虫在世界许多地方被当作美味。”这句话听起来像不像某篇新潮饮食文章的标题?它出自昆虫学家弗里德里希·西蒙·博登海默(Friedrich Simon Bodenheimer)的一本书,出版于1951年。他在书里说,自己起初只是“出于好奇”才研究这个话题,结果被食虫现象的规模吓了一跳:“昆虫作为早期和原始人类食物的真正而基本的重要性,竟然被忽视了这么久,实在令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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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多年过去,这句话依然成立。21世纪以来,食用昆虫(entomophagy)时不时被媒体宣布“正在迎来自己的时刻”:美国第一家可食用昆虫农场在2014年开业,此后不少同类农场跟进;昆虫蛋白含量高,还有证据显示养殖昆虫产生的温室气体比传统肉类少;《新科学家》之类的杂志写过无数篇关于食用昆虫的报道;昆虫食品公司带着巨大声量登场。
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食用昆虫在许多文化里司空见惯,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但如今正在失宠;在欧洲和美国,它长期被视为恶心之物。西方文化里能想到的吃虫角色,要么是《德古拉》里那个一边吃爬虫一边伺候邪恶主人的伦菲尔德,要么是《夺宝奇兵2》里那场让人不适的晚宴。
问题在于,“虫子很恶心”这件事,本身就是文化的。有些昆虫确实不能吃,因为它们携带疾病或有毒,但许多其他昆虫安全且富有营养。那么,人类吃虫的历史到底能追溯多久?
关于史前食虫的证据,零散而不完整。英国杜伦大学的考古学家丽莎-玛丽·希利托(Lisa-Marie Shillito)说,部分原因是考古学家并不常主动去找它。“我们并不总能认出我们没在找的东西。”昆虫遗骸经常在考古遗址出现,但“人们往往只当它是污染或害虫”。
最好的证据之一来自粪化石(coprolite),里面可能含有昆虫外骨骼碎片和其他痕迹。可惜,“它们不像其他器物那样被常规采集”,希利托说,“它们出奇地难辨认”,可能被误当成土块。全世界只有少数研究者专攻粪化石,希利托是其中之一。“我大概算是出了名的古代粪便专家。”
希利托把大量关于史前食虫的证据汇总成一篇综述论文,10月27日发表在《世界考古学》(World Archaeology)上。她首先指出,这一习俗“在地理上分布极广”。
- 美国俄勒冈州佩斯利洞穴:有约1.43万年前人类活动的证据,是美洲最古老的此类遗址之一。2020年,希利托和同事研究了洞穴中的粪化石,发现人们吃的东西里包括昆虫,而且是“又大又多汁的那种”,比如能长到近3厘米长的十线六月金龟,以及耶路撒冷蟋蟀(这名字既不对也不产自耶路撒冷,它们与新西兰体型硕大的沙螽是亲戚)。希利托说:“如果你是狩猎采集者,它们看起来挺有肉,捡起来就能吃。”
- 美国内华达州邦纳维尔庄园岩厦:一块粪化石中含有棘头虫的卵。这类寄生虫以昆虫和其他节肢动物为中间宿主,因此被感染的人很可能吃过昆虫。
- 澳大利亚克洛格斯洞穴:研究者发现了澳大利亚原住民食用布冈夜蛾的证据。这种蛾每年大规模迁徙,原住民似乎利用了这一点。遗址中一块磨石上留有约2000年前被研磨和烹煮过的布冈夜蛾残骸。
- 尼日利亚诺克文化:约3500年前,农民和采集者比邻而居。2021年对陶器的一项研究发现了特征明显的脂质,说明人们在吃蜂蜜或蜂巢里的其他东西,可能包括蜜蜂幼虫。
- 埃及:陶器上留有至少8000年前的蜂蜡痕迹。
以上例子都来自相对晚近的过去,也就是最近两万年。但我们的物种至少存在了30万年,人类演化史更是跨越700万年以上。更久远的祖先也吃虫吗?
首先要知道,作为我们现存最近的亲戚,非人灵长类绝对吃虫。2012年的一篇综述发现这是常见行为,而且非人灵长类倾向于选择蛋白质与脂肪比例高的昆虫,说明昆虫是它们重要的蛋白质来源。这暗示——当然不能证明——我们与猿类最近的共同祖先也吃虫。
有一些证据显示这一行为被延续了下来。在2001年和2008年发表的研究中,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露辛达·巴克韦尔(Lucinda Backwell)和法国波尔多大学的弗朗切斯科·德埃里科(Francesco d’Errico)描述了在南非遗址发现的骨制工具。他们认为骨头上的磨损模式与挖掘白蚁丘相符。这些工具超过100万年历史,使用者可能是傍人,一种与我们人属相关的已灭绝人科动物。
2014年《人类演化杂志》的一项研究则汇总了早期人属标本以及更早的南方古猿的同位素数据。遗骸中的碳同位素组合能粗略勾勒出这些人科动物吃了什么:他们至少吃了一些动物性食物,其中至少一部分可能是昆虫。
一些读者可能还记得2025年一项耐人寻味的研究,它重新检视了尼安德特人骨骼的同位素数据。生物体倾向于积累较重的氮-15、流失较轻的氮-14,所以食物链越靠上的生物,氮-15越多。尼安德特人的氮-15水平高得惊人。一种解读是他们几乎只吃肉,可称为“超肉食者”。但这不太说得通:只吃肉危险地不健康,而且有其他大量证据显示尼安德特人饮食多样。于是研究者提出,尼安德特人有时会吃那些在腐肉上大快朵颐的蛆。
该研究的作者之一、美国密歇根州韦恩州立大学的朱莉·莱斯尼克(Julie Lesnik)在2019年出版的《食用昆虫与人类演化》中主张,昆虫数量丰富且风险相对较低,是理想的食物来源。她提出,母亲们可以一边抱着婴儿一边安全地采集昆虫。当然,这假设了女性不与男性一同猎杀大型动物——而这个假设看起来相当站不住脚。但撇开这点,这似乎是个合理的假说。
尽管如此,关于昆虫在史前饮食中的地位,我们不知道的还有很多。希利托问:“它们有多重要?在不同地区,这如何随时间变化,又为什么变化?”她推测,在许多地方昆虫可能是季节性食物,“它们不是一直都在”。这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何在考古记录中寻找食虫的硬证据如此困难。“我们手握这些撩人的证据,”希利托说。现在,她想更系统地去寻找。
最显而易见的结论是:所有鼓吹所谓“原始人饮食法”的人得重新想想了。少一点红肉,多一点蚱蜢和甲虫。这(大概)就是祖先做过的事。
最后回到开头。过去20年,关于食用昆虫的环境与粮食安全益处,报道铺天盖地。然而昆虫产品并没有成为超市常备货,至少在我住的地方没有。如果说轮子正在转动,那也转得很慢。我们不断重新发现人类经常吃虫这一事实,又不断为此感到惊讶。总有一天,我们该停止惊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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