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无耻成为一种生存智慧

明末清初，亭林先生顾炎武著《日知录》，于《廉耻》篇中写下掷地有声的一句：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顾炎武特重一个"耻"字。在他看来，士大夫读圣贤书，明古今义，本是天下之道德表率和道统守护者。"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上行则下效，士大夫持廉知耻，民风便有所维系；若士大夫寡廉鲜耻而毫无愧色，则礼崩乐坏自上而下，这便不是一人一家之丑，而是整个国家的耻辱，是谓"国耻"。

他为何在《廉耻》篇首径引欧阳修《新五代史·冯道传论》？因为冯道，恰是"士大夫无耻"二字最刺目的历史注脚。

冯道，自号"长乐老"，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十帝，复曾臣事契丹耶律德光，人称"官场不倒翁"。他晚年亲撰《长乐老自叙》，细数历朝所授官爵勋阶，洋洋自得，竟以事四姓、相六帝为人生荣宠。

北宋欧阳修修《新五代史》，读罢《长乐老叙》，愤而作论：

"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贬斥更为凌厉：

"君则兴亡接踵，道则富贵自如。……奸臣之尤！"

王朝更迭，君王接踵而亡；冯道却始终高踞庙堂，富贵自如。国家存亡他漠不关心，唯个人禄位须妥帖保全。易姓改号，他率先诣阙拜贺；新主入城，他即刻呈上"劝进表"。在冯道眼中，社稷百姓、纲常名节，皆不如自家一顶乌纱、一场长乐。

有人替他开脱，说他身处五代乱世，武人跋扈、朝不保夕，冯道以圆滑周旋保全百姓、校刊经籍，也算乱世仁政。此论或有同情之处，冯道私德也未必全无可取，但顾炎武引欧阳修以明耻，要说的正是另一层道理：士大夫可以不必愚忠一姓，不可以无底线依附任何一姓。"行己有耻"是士大夫最后的防线。你可以去职、归隐、逃禅、躬耕，独不可把变节事仇、卖身求荣当作值得炫耀的资本写入自叙。冯道之可鄙，不在"不死于国难"，而在他把无节无耻活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生存智慧，且沾沾自喜。

当读书人把廉耻卖了，把圣贤书读成做官经，把道德文章变成政治化妆术，他们不再信"道统"，不再敬"士林"，不再以忠义廉耻为荣。一个时代最可怕的亡，不是城池陷落、龙旗变色，而是支撑这个民族精神的"耻感"先行死去。这就是顾炎武的沉痛警告：士大夫无耻，是谓国耻。

然而，顾炎武的这声警告，穿越三百余年，在今天听来，竟像是对当下的一记当头棒喝。

今日之"士大夫"，便是我们口中的知识分子、文化精英、公共意见领袖。他们不再穿长袍马褂，不再写八股策论，但他们手中握着的，依然是话语权、解释权、价值定义权，这正是古之士大夫的核心职能。

那么，今日的"冯道"们在哪里？

他们就在我们身边。

他们中有的人，昨天还在高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今天便欣然接受资本的豢养，为金主撰写量身定制的"学术报告"，把利益代言包装成"公共关怀"。有的人，在讲台之上引经据典、针砭时弊，走下讲台便钻营课题经费、买卖论文版面、把学术变成一门精致的生意。有的人，以"启蒙者"自居，对民众的朴素情感嗤之以鼻，转身却对权力摇尾乞怜，对资本屈膝献媚，将"批判性"精准地只对准无权无势者，对真正的压迫者保持优雅的沉默。

更令人齿冷的是，他们中不少人还精于冯道式的自我包装。冯道写《长乐老自叙》炫耀历仕多朝，今日某些人则把"跨界""转型""资源整合"挂在嘴边，从学界跳到商界，从体制内跳到体制外，从"左"跳到"右"，从批判者跳到既得利益者的座上宾，每一次转身都伴随着一篇漂亮的"心路历程"，把投机写成探索，把变节写成超越，把无耻写成通透。

冯道至少还诚实，他明明白白地写了《长乐老自叙》，把自己的履历摊开来。今日的"冯道"们，连这份诚实都没有，他们一边做着冯道之事，一边还要占据道德高地，以"理性""务实""成熟"自诩，把那些仍守着底线的人嘲笑为"幼稚""极端""不食人间烟火"。

顾炎武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今天，当知识分子放弃了对真理的忠诚、对弱者的同情、对权力的警惕，当"读书人"三个字不再意味着良知和风骨，而仅仅意味着一张通往利益分配桌的入场券，这难道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国耻"吗？

一个社会最危险的信号，不是有人公开作恶，而是作恶者还能赢得掌声；不是廉耻的丧失，而是丧失廉耻之后，还能被包装成"智慧"和"成功"。当知识分子集体噤声或集体转向，当"士"的精神彻底死亡，这个社会的精神地基便已悄然崩塌。城池还在，GDP还在涨，但那个叫"耻感"的东西，已经像五代的君王一样，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了。

顾炎武在三百多年前写下那句话时，大约没有想到，它需要被重复多少遍，才能唤醒一个又一个装睡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