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是怎么“失窃”的（法治聚焦）

本报记者 倪 弋

境外“社工库”倒卖公民个人隐私，滥用GPS定位技术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窃取个人信息10亿余条并进行网络“开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5年之际，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一批依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典型案例，聚焦当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新特点、新趋势，揭示犯罪套路和危害后果并进行警示提醒。

警惕“境内找买家—境外拿数据—境内加价倒卖”犯罪链条

2024年6月，王某、许某玲发现可以从境外网络“社工库”批量购买我国公民个人信息，便租赁场地、招募业务员、组建“工作室”。王某对接上游卖家，许某玲负责资金结算，业务员通过电话和网络寻找下游买家，形成“境内找买家—境外拿数据—境内加价倒卖”的犯罪链条，倒卖户籍、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信息，涉案198万余元。为逃避查处，团伙统一配工作手机和社交账号，用网络支付收款，再以虚拟货币向境外上游付款。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检察院对电子数据作实质化审查，把信息源头、流转路径、资金结算一节节查明，依法认定犯罪事实和数额；引导侦查、监督立案，把上游供料人员、下游二次倒卖者一并抓获，实现全链条惩治。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日益呈现组织化、链条化、跨境化等特征，类似犯罪链条也藏在“公开信息”的二次加工里。刘某专门设立房产中介公司，招募人员从各类平台抓取“一手女房东”发布的房屋租售内容，再筛选出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女性，把房产信息、联系方式等打包整理，向境外人员出售，共非法获取、出售信息2.4万余条，获利19万余元。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已公开信息不是可任意倒卖的“公共资源”——刘某未经权利人同意，擅自改变信息公开目的与用途，定向加工后跨境提供，明显超出合理使用限度。检察机关以“情节特别严重”提起公诉，向行业主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进行风险提示，推动房源信息发布审核与中介行业源头治理。

犯罪手法从人工偷向技术窃转变，隐蔽性强、危害性大

2020年起，陈某丞、陆某鹏、马某力为博取网络影响力，使用脚本代码侵入某省事务平台系统，非法获取公民身份号码、电话号码等1600万余条；又编写程序窃取多个网络贴吧、云空间用户账号信息10亿余条。依托精准窃取的个人信息，犯罪分子对47名网友实施“开盒”、网暴、线下滋扰，致5名被害人因精神抑郁就医，多名未成年人、在校大学生产生厌学情绪。

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组织网络信息专家研判：陆某鹏侵入国家事务计算机信息系统并提供技术支持，构成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与寻衅滋事罪，数罪并罚；陈某丞、马某力侵入系统获取信息，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另因网暴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数罪并罚。

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中，犯罪手法正越来越多地从传统的“人工偷”向“技术窃”转变。

2022年4月至2024年2月，王某某、林某某在互联网上运用“爬虫”程序，非法入侵某三甲肿瘤专科医院服务器，窃取患者个人信息、门诊医嘱数据、住院医嘱数据等共计385万余条，迁移至境外服务器存储达半年之久，并将部分医疗数据出售牟利。办案中，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检察院破解医疗健康信息“可识别性”“关联性”认定难题，确认处方数据能精准追溯至特定患者，属于法律明确保护的医疗健康类敏感个人信息。刑事判决生效后，检察机关另行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虽然可查证获利仅1.08万元，但数据敏感度高、波及面广、修复成本大，且出境存储冲击公共卫生安全，据此酌定公益损害赔偿金150万元。

对老年人、名人等特定人群定制套路精准围猎

在一起典型案例中，潘某、范某发现，不少农村老人有激活医保电子凭证的实际需求，但手机操作不熟、防范意识不强。二人组建“村推”团伙，借“帮忙办业务”之名，在河南等6省500余个村庄挨家挨户“服务”，骗取2万余名老人的姓名、身份号码、人脸信息，批量实名认证支付宝账户后倒卖，非法获利180余万元。

河南省孟州市人民检察院精细审查电子数据，准确认定信息数量，对组织指挥者从严惩处；针对老人不知如何处置风险账号的难题，联合公安、基层组织入户排查，帮助注销本地涉案账号，同步开展普法宣传。

犯罪分子对特定人群量身定制套路，进行精准围猎。

航空公司外包客服舒某屏热衷追星，利用系统权限查询明星待出行航班，100余架次航班信息经网络群组外流，引发跟拍、陪飞、“刷关”，不仅侵害个人隐私，更扰乱机场秩序、埋下公共安全隐患。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认定：待出行航班能锁定特定自然人未来时段所处位置，属行踪轨迹信息。检察机关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提起公诉，同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检察机关提醒：任何组织、个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信息；广大群众要提高防范意识，刷脸授权前先问清用途，不购买来路不明的“定位查询”“背景调查”等服务，发现信息被泄露及时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