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文|李晓
十多年前一个冬天的下午，一个30多岁的汉子趴在老街饭馆的桌上酣睡了几小时。醒来，他在桌上用小刀刻下一行歪歪斜斜的字：“吴小菊，嫁给我！”
那个汉子中午在老街饭馆里喝了酒，明显是喝高了，他突然抱住头哭了起来。饭馆老板龙大哥给他添了一大碗青菜豆腐汤，叮嘱道：“兄弟，多喝点汤，醒酒。”汉子结账后，走了几步，脚步发飘。龙大哥扶着他说：“兄弟，你先在这儿歇歇。”
今年秋天的一个中午，一个两鬓斑白的中年男子带着一个女子来到老街饭馆，进门就喊：“老板，红烧肥肠，冬瓜炖肉！”龙大哥上前，怔了怔——这人看着好眼熟。中年男人自我介绍：老板，我就是那年在你店里喝醉酒的人。龙老大猛然想起，来人就是那个在桌上刻字的人。老街饭馆里当年黑黢黢的小木桌还保留着，浸透了油渍，裹着岁月包浆。龙大哥把男子带到那张桌前，男子揉揉眼睛，看到油光闪亮中那一行模糊的字，他伸出手，抚摸着那张桌子。男子带来的女人，就是当年他嘴里喃喃惦记着的“吴小菊”。
这家老街饭馆，至今已开了五十多年。当年龙大哥的父亲是饭馆主人，他64岁那年把饭馆正式托付给了儿子。父亲做了一辈子厨子，把手艺也传给了儿子。父亲有句口头禅：“只要手艺在，就饿不死人。”龙大哥信这话，把父亲的厨艺发扬光大，做出的饭菜，老街人喜欢，新城人满意。
在老街旁边，一座新城拔地而起，老街逐渐变得冷清了。新城里巨大的玻璃幕墙，把天光折成碎片，投射在老街暗淡的墙上。老街饭馆，在一条长蛇状的巷子中段，一扇旧木门随时敞开着，门框上钉一块三合板，红漆写着“老街饭馆”，漆皮有些翘了起来，龙大哥拿透明胶粘过好几回。这块三十多年前做的牌子一直就没换过，就像灶上那口铁锅，锅底积着一层黑亮的油垢，铲都铲不动，可离了它，龙大哥感觉就不会烧菜了。
龙大哥的父亲当年烧菜时，最初用的还是煤炭，灶火熊熊，与巷子尽头那家铁匠铺的煤火呼应着，让这条巷子里一年四季袅绕着浓浓烟火气息。
老街后面有一家菜市，龙大哥每天清早都要去买菜。他推着一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后架上绑一只大竹筐，筐底垫着旧报纸，回来时筐子装得满满的。龙大哥的自行车上，经常挂着块五花肉，回到饭馆，他把肉往案板上一撂，蹲在门口用镊子一根一根地拔毛。拔完了，铁锅烧红，肉皮朝下烙上去，焦香冒起来，皮面起了细密的泡，拿铲子刮一刮，再烙，直烙到皮色焦黄才满意。
红烧肉，是老街饭馆的招牌菜。龙大哥选肉，一层肥一层瘦，层层分明，厚薄要匀，太厚了腻，太薄了柴。肉切成一寸见方的块，直接下锅，用冰糖炒的糖色裹上去，块块泛出琥珀色的光。这锅肉要炖上许久，中间也不揭盖，只偶尔侧耳听听锅里咕嘟咕嘟的声响，便心里有数。待炖到火候，汤汁收得浓稠，红亮亮挂在肉上，筷子夹起来颤巍巍的，肉皮透亮，肥肉如凝脂，瘦肉一丝一丝松开却不散。入口根本不用嚼，一抿就化了，脂香在舌面上漾开，不腻也不寡，咽下去半天，喉咙里还留着一点黏黏的甜。老街的老邻居们说，龙大哥的红烧肉有“三不”：不腻嘴，不塞牙，不剩汤。最后一勺汤用米饭一拌，碗底刮得干干净净。
三年前的秋天，龙大哥的父亲患上了肺癌，弥留之际，老人想去自家饭馆里再吃上几块红烧肉，这是他在人世间最后的念想。龙大哥去新城的家里，把父亲从病床上扶起来，搀扶他走到老街饭馆。从锅里舀起做好的红烧肉，老父亲先嗅了嗅，腮帮子鼓着，慢慢吞下两小块肉，可不到几分钟就吐了出来。两天后，老父亲去世了。龙大哥梦见过几次父亲，放心不下的父亲在梦里还在叮嘱儿子：好好做菜，把老街饭馆开下去。
这些年，从老街搬迁到新城的老邻居们，大多仍把聚会的地方安排在老街饭馆。我18岁那年来到老街一家单位工作，后来单位与家都搬迁到了新城，但我每周总要抽时间去老街走走，接接地气，去老街饭馆里看看，抚慰心肠。我请人吃饭一般也选择在老街饭馆。有一次，我请天津一家文学刊物的编辑朋友在老街饭馆里吃了一道叫高粱粑煎腊肉的菜，朋友吃得满眼是泪。我惊问何故，朋友告诉我，他母亲是四川人，最爱的就是这道菜。
今年夏天，老街傅哥的母亲80岁生日，傅哥把从前在老街住过的邻居全部请回来，吃了一顿饭。老邻居们动情地相互拥抱，倾诉想念之情，这种久违的邻里之情，让人不禁泪湿眼眶。老街人之间的情谊，如一坛尘封的岁月老酒，一直存放在心房里，默默发酵。
老街的老饭馆里，油烟熏黄了日子，却藏着老街人最柔软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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