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7年秋，湖北麻城一处普通农家门前，郑国仲带着几名战友停了下来。离开故乡红安十八年后，他终于站在了自家门口，却没有立刻推门。
门上的旧木栓还在，屋檐下也留着扫帚划过的痕迹。院子没有荒废，这让郑国仲松了一口气。可真正到了门前，他反而迟疑了。
十八年，足以让一个少年变成中年人，也足以让一座村庄换掉大半张面孔。更重要的是，父母是否还活着，家里是否还记得这个不告而别的儿子，他都没有答案。
他抬手，轻轻敲门。
开门的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人。她看见门外站着几名军人，神情有些紧张，赶忙侧过身，客气地问：“长官，你找谁？要不要喝水？”
这一句话，让郑国仲几乎站立不住。
眼前的老人，正是他的母亲。记忆里的母亲并没有这么苍老，背也没有这样弯。可岁月和战乱没有给她留下辨认儿子的机会，母子之间隔着的，不只是十八年，还有无数封没有寄出的信和无法打听的消息。
郑国仲当即跪在门槛前，声音发颤：“娘，我是国仲儿。”
老妇人愣住了。她盯着这个穿军装的中年人，想从他的眉眼里寻找童年的影子，却怎么也无法马上确认。
“你真是国仲儿？”
她蹲下来，伸手摸了摸他的脸，又问起家里的旧事。母亲叫什么，父亲叫什么，家中还有哪些亲人，小时候住在什么地方。郑国仲一一回答，没有半点迟疑。
母亲终于认出了他。
眼泪落下来后，她抬手拍了儿子两下，既像责怪，也像确认这个人确实还活着。她告诉郑国仲，当年他突然离家，家里四处打听，有人说他参加了红军，也有人说他早已战死。
父亲不肯相信儿子没了，曾赶到麻城一带寻找。可是战火连绵，村庄不断变动，打听一个没有明确去向的人，无异于大海捞针。后来，地方武装还多次到家里逼问，要求交出郑国仲。
家人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
父亲因此受了很大刺激，常常坐在屋里自言自语，反复问儿子去了什么地方。这样的日子过了许多年，老人虽然活着，却早已被忧虑磨去了大半精神。
屋内的父亲正在火塘边烤火。母亲把消息告诉他时，老人抬头看了许久，像是不敢相信，也像是害怕这只是一场空欢喜。
郑国仲走到父亲面前，再次跪下：“爹，儿子回来了，你老了。”
老人没有马上说话，只是伸手抓住他的胳膊。那双手粗糙而有力，郑国仲却不敢用力挣开。他知道，父亲等这一天，已经等得太久。
有意思的是，郑国仲当时已经是部队领导干部，经历过多年战斗，见过许多生死场面。可面对年迈的父母，他仍然像当年那个十六岁的孩子，除了跪下和流泪，几乎说不出别的话。
十八年前，他是在干农活时离开家的。
那天，红军队伍从附近经过。郑国仲把农具扔在田里，追上队伍，要求参加红军。父亲舍不得儿子离开，本不愿答应，可郑国仲认定只有参军才有出路，最终还是跟着队伍走了。
他并非没有回家的机会。参加红军初期，他曾在家乡附近活动，也熟悉麻城、红安一带的道路。只是战斗频繁，乡里又有地方势力盘查，他担心与家人联系会给父母带来祸患，于是把思念压了下去。
这一压，就是十八年。
1947年9月，张家店战役打响。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在安徽张家店重创国民党军，歼灭其第八十八师第六十二旅大部，取得挺进大别山后的重要胜利。战事结束后，部队向湖北麻城一带转移，准备短暂休整并继续执行作战任务。
麻城距红安不过几十公里。
郑国仲向上级请示回乡探亲。部队正处在连续行军和作战之中，能够抽出几天时间并不容易。但对他而言，这次距离家门如此近，若再错过，谁也不知道下一次还能不能回来。
他没有带很多人，也没有惊动乡亲。凭着少年时代留下的记忆，他穿过熟悉又陌生的道路，找到了那间旧屋。
探亲时间很短。父母已经年迈，家中也有太多事情需要慢慢询问，可新的任务很快到来。郑国仲不能久留，只能把这些年没有说完的话，挤在几天之内说完。
临别时，母亲仍在反复打量他，仿佛只要一转身，儿子就会再次消失。父亲没有挽留，只叮嘱他在外面多保重。老人知道，儿子已经不属于一间屋子，他还有部队，还有必须完成的任务。
郑国仲离家十八年，终于见到了双亲。这场迟到的团聚之所以令人难忘，不在于军衔和职位，而在于战乱年代里，一个普通家庭曾经怎样守着一个没有消息的名字，熬过漫长岁月，直到那名军人重新站到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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