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侵权中软件使用者主观过错的认定

共同侵权中软件使用者主观过错的认定

——以侵权诉讼材料的送达为注意义务的转换节点

内容摘要：软件著作权的直接侵权不以过错为要件，共同侵权则仍以过错归责。上游销售者欠缺代理权限时，下游使用者的责任不取决于其是否购买，而取决于其在两个时点上审查义务的履行程度。最高人民法院在（2023）最高法知民终2034号判决中确认：起诉材料送达之前，使用者基于权利人员工参与缔约、软件由权利人一方安装并可正常使用等事实，已满足基础审查要求；送达之后，其已知悉侵权可能，义务标准随之抬升，仅凭销售方的单方保证与复印件继续使用，即成立共同侵权。该判决把抽象的过错还原为可验证的时间序列与证据清单，为同类纠纷提供了操作框架。

关键词：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共同侵权；主观过错；注意义务；无权代理

一、问题的提出

软件著作权的侵权责任构造内含两套逻辑。就直接实施复制、发行等行为的主体而言，法律不问其心理状态，故意与过失只在赔偿数额的确定和救济方式的选择上发挥作用，无法阻却侵权的成立。争点一旦转向复数主体，归责基础即发生位移：《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以“共同实施”为连接点，将连带责任配置于各行为人，过错则重新回到构成要件的位置。

难点随之浮现。软件的终端用户很少直接从权利人处采购，多经由所谓“授权经销商”间接取得。上游销售者可能自始没有代理权，可能逾越授权范围，也可能在代理关系终止后仍以代理人名义缔约。使用者纵在交易环节保持谨慎，亦未必能识别此类权限瑕疵。于是问题被压缩为一个具体判断：使用者在何种情形下应被评价为未尽审查义务，从而具备可归责的过错？

本文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23）最高法知民终2034号二审判决为样本，先还原其事实与裁判脉络，再就注意义务的内容、时点与证明结构略作延伸。

二、裁判要旨

共同侵害软件著作权的案件中，使用者于采购环节完成通常审查的，其注意义务并不因此凝固在缔约时的水准。载有侵权指控的诉讼材料送达之后，义务标准即行抬升：使用者须重新核验供应商的代理资格，并在合理期限内就继续使用抑或停止使用作出决断。怠于完成上述复核、维持原有审查强度的，应认定其主观上具有过错，与无权代理人共同向权利人承担连带责任。

三、案件事实与审理经过

（一）权利基础与主体关系

原告北京某1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某 1 科技公司）系某生产线赋码系统Ｖ4.0等版本软件的著作权人，并领取了相应的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张某与刘某此前均在某 1 科技公司任职多年，所从事的工作涉及涉案软件的销售与技术服务，因而具备接触该软件的现实条件。被告北京某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某某科技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29 日登记设立，公司发起人以及股东高某，均系张某的近亲属。涉案软件的终端使用者为某某制药有限公司（被告，以下称某某制药公司），该公司将上述赋码系统投入日常生产。

（二）被诉行为的发现与一审抗辩

某1 科技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4 日查明，某某制药公司生产线上运行的赋码系统购自某某科技公司，而后者并未取得其代理授权。某 1 科技公司遂以四被告为共同被诉主体，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 21309255.98 元。

一审程序中，经原告申请，法院前往某某制药公司的生产场所，对正在运行的涉案软件实施证据保全。某某制药公司则提交八份购销合同及相应发票，合同相对方均为某某科技公司，用以主张31 条生产线所装软件均系有偿购得、来源正当，其使用行为不应被认定为侵权。

（三）裁判结果与争点归纳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2022 年 12 月 30 日作出一审裁判，以某某制药公司受领起诉材料之时为界，将其被诉行为切割为前后两段：认定前段不成立共同侵权、后段成立，据此对原告的请求予以部分支持。某某制药公司对此不服，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于2024 年 6 月 26 日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的核心争点由此可以归纳为：在共同侵权框架之下，使用者一方的主观过错应依何种标准认定。

四、法院裁判观点

（一）受领起诉材料之前：虽未获权利人授权，但审查义务已履行、对价已支付，共同侵权不成立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关于某某制药公司在收到本案起诉材料前使用涉案软件的行为，张某曾系某 1 科技公司的员工，且张某使用某 1 科技公司邮箱并以某 1 科技公司名义与某某制药公司沟通其与某某科技公司购买涉案软件和提供服务的相关事宜，该过程中亦有某 1 科技公司其他员工参与，可以认定某某制药公司已对某某科技公司的代理商资格尽到了基本的审查义务。某某制药公司已按照其与某某科技公司的合同约定支付了相应对价，且涉案软件系由某 1 科技公司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可以正常使用，某 1 科技公司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涉案合同的软件价格存在明显不合理的情形。综合考虑上述情况，某 1 科技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某某制药公司在此阶段使用涉案软件存在过错，以及与某某科技公司、张某存在实施共同侵权的意思联络。因此，某某制药公司在此阶段的行为与某某科技公司、张某不构成共同侵权。”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一审法院只认定某某制药公司在收到本案诉讼材料后的行为与某某科技公司、张某构成共同侵权，对此某 1 科技公司并未提起上诉，某某科技公司、张某上诉亦未对此提出异议，故对于某某制药公司上诉主张中有关于其收到本案诉讼材料前行为的意见，本院不再进行审查。”

（二）受领起诉材料之后：已知悉侵权可能，义务标准升格，怠于复核与停用，共同侵权成立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关于某某制药公司收到本案诉讼材料后继续使用涉案软件的行为，某某制药公司在收到本案起诉材料及证据保全裁定书后，对于涉案软件存在侵权的可能性已经知晓。某某制药公司作为涉案软件复制品的持有人，应当及时谨慎复核某某科技公司是否具有涉案软件授权代理商的资质，并在合理期间内及时判断是否应停止使用涉案软件。但某某制药公司在某某科技公司提供的获得授权依据的《证明》为复印件的情况下，仅依据某某科技公司出具的单方保证，继续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涉案软件，直至 2022 年 5 月才移除其系统内的涉案软件，其行为难谓善意。因此，某某制药公司在其收到本案诉讼材料后未及时移除涉案软件，继续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涉案软件的行为，与某某科技公司、张某存在共同侵权的主观过错，故某某制药公司在此阶段的行为与某某科技公司、张某构成对某 1 科技公司享有的涉案软件复制权的共同侵权。”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某某制药公司在收到本案起诉材料及证据保全裁定书后，对于其使用的涉案软件存在侵权可能性已经知晓。某某制药公司自称收到本案诉讼材料后已对某某科技公司授权代理商的身份进行了充分审查，但其并未发现下列明显的蹊跷细节：某某科技公司此前提交的《证明》缺少原件，所证明的内容未明确指向涉案软件，也未见明确的授权范围、期限等代理授权的必要条款等。某某制药公司收到本案诉讼材料（2020 年 12 月 2 日）后，在明知涉案《证明》为复印件等情况下，依据某某科技公司此前（2020 年 10 月 28 日）出具的单方保证，继续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涉案软件，直至 2022 年 5 月才移除其系统内的涉案软件。综观某某制药公司的上述行为表现，至少审视其在收到一审法院送达本案诉讼材料后的处置表现，难谓其对于采购和使用的涉案软件是否涉嫌侵害某 1 科技公司的著作权、交易相对方某某科技公司是否确为某 1 科技公司合法代理商等不存在过失。故一审法院认为某某制药公司在其收到本案诉讼材料后，未及时移除涉案软件，继续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涉案软件的行为，与某某科技公司、张某存在共同侵权的主观过错，构成对某 1 科技公司享有的涉案软件复制权的共同侵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五、案例来源

《北京某某科技有限公司、张某等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2023)最高法知民终 2034 号]。

六、评析

（一）审查义务的实质化：从“阅过”到“核验”

软件销售领域的代理关系可作有权与无权之分，后者又表现为自始无权限、逾越授权范围、权限终止后仍为代理三种形态。三者在外观上均可能呈现为完整的授权文件，使用者若仅作形式浏览，实际上无法把合法交易与无权处分区分开来。因此，判决所称的“基本审查”并非查阅文件本身，而是就文件是否真实、授权是否仍在存续期内作出实质判断：经销合同有无有效印章、缔约时点是否落入授权期间、获批软件的品名与版本号是否与标的物对应。逐项比对之后，才可能形成“有理由相信”的心理基础；仅以对方曾出示一纸授权为由主张善意，在诉讼中难以获得支持。

交易环节的证据固定因此具有独立价值。使用者宜就历次采购建立台账，留存授权文件、往来函件与付款凭证。此类材料在争议发生前看似冗余，争议发生后却直接决定其能否完成“已尽审查”的举证。

（二）义务标准的时点转换：以诉讼材料送达为界

采购时的谨慎不能为后续使用提供永久豁免。软件的安装与运行具有持续性，权属瑕疵亦可能在使用过程中方才显露。判决采取的技术方案，是把同一使用行为按信息状态拆为两段：送达之前，使用者处于信息不对称的一端，法律只要求其达到通常交易人的审慎程度；送达之后，侵权指控已经具体化，使用者获得了足以重新评估交易的风险信息，义务标准随之抬升。

这一处理的内在依据，在于义务与认知能力的对应关系。注意义务的高低并非抽象设定，而是随行为人所掌握的信息而浮动。当使用者已知悉所使用软件可能侵权，其继续使用便不再是单纯的事实性利用，而带有放任损害扩大的意味。此时若仍以缔约时的审查强度相抗辩，实质上是将自身的信息优势弃置不用，难谓善意。就操作层面而言，收到材料后宜即刻咨询代理人、调取交易存档，并向销售方与权利人双向求证；一旦确认手续不实，应尽快卸载该软件，不再将其投入生产经营。

（三）过错的证明结构：争点落于送达后的处置

从举证角度看，此类案件的争点通常不在是否购买、是否付款，而在收到材料之后做了什么。权利人只需证明送达事实与继续使用事实，即可初步表明使用者存在过失；使用者则须举证证明其已向销售方与权利人双向核实，并已采取合理措施。样本判决中，使用者未能解释授权《证明》何以仅有复印件、《证明》所载事项何以未能明确对应涉案软件、何以缺少授权范围与期限等必要条款，其据此提出的抗辩遂未获采纳。

尤须注意的是，销售方出具的“单方保证”不能替代使用者自己的判断。保证的意义在于补充信息，而非免除核查；当保证与已知疑点并存时，信赖该保证本身即构成过失。同理，事后的移除只能影响责任范围的计算，无法回溯性地消除此前持续使用所形成的过错。

七、结语

该判决并未创设新的责任类型，其价值在于把“过错”这一抽象要件还原为可验证的时间序列与证据清单。对使用者而言，合规重心有两处：缔约时把授权文件读到条款层面，送达后把复核动作做到留痕层面。对权利人而言，则提示其在维权初期即应明确告知涉嫌侵权的具体范围，使相对人的注意义务获得清晰的触发点。

李营营律师团队专业介绍：
李营营律师团队长期专注于商业秘密、计算机软件及企业技术保护领域的争议解决与专项合规服务，能够围绕技术成果从形成、确权、使用、许可到维权的全生命周期提供法律支持。团队服务事项涵盖技术秘密、经营秘密侵权，员工及核心技术人员离职带走资料，竞业限制与人才争夺，软件著作权确权及侵权诉讼，源代码、目标程序、数据库结构和接口调用比对，开源软件合规，技术合作、委托开发、许可实施及成果归属争议。团队注重法律与技术事实的交叉验证，可结合代码仓库、研发文档、版本记录、编译部署信息、服务器日志、邮件及即时通信、访问权限和下载记录，设计电子数据取证、证据保全、行为保全及司法鉴定方案；针对鉴定意见，能够从检材来源、提取过程、哈希校验、版本对应、非公知性、同一性、实质性相似及因果关系等方面开展审查和质证。除诉讼案件外，团队还可协助科技企业建立分级分类的技术秘密保护体系，完善保密制度、涉密载体管理、员工入职在职离职流程、合作伙伴权限控制、研发及代码管理、开源组件审计和技术合同机制，并结合产品形态和商业模式开展风险排查与应急响应。团队坚持以权利基础、技术载体、接触路径、使用行为、损害结果和责任主体为主线构建证据体系，根据委托人的诉讼地位制定权利稳定性论证、侵权链条证明、技术抗辩、损害赔偿计算及谈判解决方案，努力将专业法律服务转化为可执行的技术保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