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干了四五十年,一直在挪动那杆秤。”M. 约翰·哈里森(M. John Harrison)上个月对BBC《Front Row》说这话时,大概没想到秤砣会落得这么快。他说的“那杆秤”,是文学世界对科幻的偏见;而挪动它的方式,是当小说家,也当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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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的外星入侵故事《一切的终结》(The End of Everything)拿下了布克奖。在布克奖评委眼里,这不只是年度最好的科幻小说,而是年度所有类型里最好的小说。
这个结果并不算完全意外。今年6月,科幻专栏作者艾米莉·H·威尔逊(Emily H. Wilson)就放话:这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最好的科幻书”,是一部“完全原创的天才之作”。现在看,她可能还说得保守了。
哈里森本人把问题问得很直接:“一部写得好的科幻,为什么不能被当作文学小说?”这句话背后,是文学圈长期不愿把科幻请进“文学”殿堂的老习惯。
这习惯不是没人算过账。2009年,金·斯坦利·罗宾逊(Kim Stanley Robinson)为本刊撰文,直言“过去10届布克奖里,应该有三四届颁给了评委没读过的科幻小说”。他还精准点名了哈里森的《生命迹象》(Signs of Life)。
所以“首位科幻作家获布克奖”这个说法,值得掰扯一下。2019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凭《遗嘱》(The Testaments)获奖,那部书设定在反乌托邦版本的美国。但阿特伍德本人大概会反驳:她反复强调自己写的是“推测性小说”,不是科幻。
这种对“科幻”标签的抗拒,恰好说明了那种文学势利眼有多顽固。2009年厄休拉·K·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评论阿特伍德《洪灾之年》时写道:“她不想让文学偏执狂把她推进文学贫民窟。”
布克奖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加比·伍德(Gaby Wood)在颁奖声明里给出了更准确的说法:许多往届布克奖作者都借用过科幻的某些面向,但哈里森是第一位从“正宗科幻世界”走出来的布克奖得主。
评委主席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对这本书的概括是“以未来为镜头,看当下的政治”。这个描述放在勒古恩的《一无所有》、奥克塔维娅·巴特勒的《播种者寓言》、罗宾逊的《红火星》,以及刘慈欣的《三体》身上,同样成立。
罗宾逊2009年那篇文章里还有一句更狠的:“最能表达我们时代、最能对我们时代说话的文学,就是科幻。还能是什么呢?我们的世界就是一部科幻。”
放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政治版图不断漂移的今天,这句话只会更成立。哈里森挪了四五十年的那杆秤,昨晚终于歪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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