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长征》：为什么王明一回到延安，张国焘就决定叛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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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1936年10月，红军的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代表长征胜利结束。

但这对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张国焘而言，也标志着他政治资本的瓦解。

早在鄂豫皖时期，张国焘就以“土皇帝”自居，实行家长制领导，在军内培植私人势力。

当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发现中央红军实力远逊于自己，对中央的态度就由原来的钦敬，瞬间转化为蔑视，夺权当领袖的欲望膨胀。

随后张国焘自恃兵强马壮，坚决不执行中央北上的决议，执意带着红四方面军南下，造成了巨大损失。

他甚至“自立中央”搞分裂，妄想与中央平起平坐，这彻底暴露其“军阀主义的本质”。

即便是会师前夕，张国焘还出尔反尔，命令红四方面军从北上转为西进。

张国焘这种将个人权力凌驾于组织之上的思维，是他最终无法安于党内正常秩序的深层根源。

由于以上种种，三军会师后，张国焘就被解除了兵权，进而失去了对红四方面军的直接控制。

随后，他就被派往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由于主席林伯渠常驻西安，张国焘一度代理主席职务，主持日常事务。

这个职务虽然听起来不错，但属于政府机构，不能参与最核心的军事和党务工作，这个时候的张国焘实际上已经被高高挂起了。

张国焘的检讨不深刻

1937年1月，中央内部开始对张国焘的错误开展了批评运动。

1937年2月6日，张国焘在巨大的压力下，向中央递交了书面检讨，标题为《从现在来看过去》。

根据内容来看，张国焘只是勉强承认自己犯了：政治上的原则性错误，组织上的组织路线错误。

但这次的检讨，被普遍认为是一种策略性的退让，而不是他真正思想上转变了。

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中央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系统性地清算了张国焘犯下：右倾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的错误，并且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

这次中央在政治上，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正式定性，不过中央在处理上，还是留有余地的，采取的是积极帮助教育的态度，并且保留了他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职务。

王明让张国焘崩溃了

真正让张国焘决心叛逃的人，还是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

1937年11月底，王明从苏联经新疆回到延安。他此行是奉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的，但其做派却俨然像“钦差大臣”一般，以中共领袖自居。

王明的归来，立即给延安的政治生态增添了不少的变量。对张国焘而言，他更是如坠冰窟，因为王明自始至终对张国焘的态度，都是充满了敌意和压迫感。

王明对张国焘的致命打击，并没有停留在理论批判上，而是落实在了行动中。

此前，王明在路过新疆的时候，就已经在新疆的迪化（现在的乌鲁木齐）以“托派分子”的罪名，下令处决了张国焘的铁杆追随者：李特和黄超。

李特和黄超都是原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张国焘对他们都是相当倚重的。

王明在随后与张国焘的单独谈话中，故意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张国焘。

王明说：李特和黄超都是托派，已经被枪决了。（托派罪是王明从苏联带回来的，是他排除异己，制造恐惧的工具，李特和黄超后来得到了平反）

当张国焘震惊地反问“那任何人都可被定为托派”时，王明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安抚道：你不是托派，不过被托派利用了。

王明为什么要针对张国焘？

王明与张国焘的这次谈话，直接让张国焘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从此之后张国焘开始心神不定，坐卧不安。

这源于王明向他传递了一个很清晰又恐怖的信号：那就是清算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还是肉体上的。而且，自己很有可能就是王明的下一个目标。

那么问题来了，王明为什么要这样处心积虑地针对张国焘呢？

首先王明与张国焘是有旧怨的。

早在王明和张国焘俩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时，他们就存在权力的竞争：王明在苏联的时期，就企图排挤和取代张国焘。

现在王明回国了，记仇的他当然要把张国焘视为自己压制与打击的对象。

其次，王明回国后，试图推行一套不同于主席的路线。

张国焘作为有“分裂”前科，且被中央批评过的实权人物，这是他需要“驯服”或“清除”的障碍。

这正是王明先处决李特，黄超，后敲打张国焘的原因。他就是想利用张国焘的名气，向党内展示自己的权威。

最可怕的是，王明使用的“托派”罪，相当恐怖，只要被他指定了，那就是格杀勿论。

张国焘为何会叛逃？

1938年1月，张国焘因为惧怕死亡的恐惧，怕王明对他下手，有了脱离党组织的念头。

可以说：王明是将张国焘逼走的导火索，是给张国焘已经摇摇欲坠的心理防线，最后一击的那个人。而那次谈话，就是压垮张国焘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然王明本身对革命的悲观思想，对革命前途信心的丧失，对抗日运动的不信任，也是他另谋出路的原因。

除此之外，张国焘自己在晚年也曾反思自己“不够泼辣”，就是在关键时刻缺乏坚持己见的决心，容易被外部压力压垮，说得直白点：就是抗压能力不强。

他这种性格弱点，是有先例的。早在1924年，张国焘被北洋政府逮捕时，他就曾变节供出大钊先生等人，只是后来隐瞒了这段历史。

一个在生死考验面前，有过动摇记录的人，在恐惧再次袭来时选择叛逃，其行为逻辑是一致的。

张国焘如何执行的叛逃？

为了叛逃成功，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张国焘刻意让自己表现得极为悠闲，不问世事，甚至被延安的一些女同志戏称为“模范丈夫”。

1938年4月1日，张国焘找到主席，坚持要求代表边区政府去祭扫黄帝陵。理由是老蒋方面派出的代表级别很高，我们这边不应该“授人话柄”，这关系到统战工作的级别对等。

主席虽然有所警惕，但还是同意了张国焘的请求，还叮嘱道：扫完墓立即回来。

4月2日，张国焘带着警卫员与秘书等人从延安出发，于4月3日抵达位于陕甘宁边区南部的中部县（现在的黄陵县）。

4月4日，祭拜黄帝陵的仪式一结束，张国焘就甩开随行人员，一头钻进了老蒋方面的蒋鼎文车里，直接去了西安。

4月7日，张国焘又在南京政府的安排下，转到了武汉。

张国焘的具体叛逃行动，如此迅速且丝滑，很明显是早就沟通好了的。

张国焘被开除党籍

中央知道后，立即电令给在武汉的周副主席等人，希望能够将张国焘找回来。

周副主席，王明，博古等人，找到张国焘进行了多次劝说，并转达了主席等人的挽留电文，但张国焘去意已决，不可能再回头了。

4月17日，周副主席与张国焘作了最后一次谈话，提出了三条路供其选择。

其一：改正错误，回党工作。

其二：向党请假，暂时休息。

其三：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其党籍。

张国焘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三条。

1938年4月18日，中央作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同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也开除了其代理主席等一切职务。

随后，共产国际也批准了这一决定。

张国焘叛逃后对我党我军的影响

张国焘叛逃后，在老蒋的授意下，加入了军统，担任特种政治问题研究所主任，挂少将军衔，主要任务是：策反中共人员，训练特工。

然而，他的价值远未达到老蒋的预期。

张国焘提出的在边区周边设立“策反站”，派遣人员渗透等计划，几乎毫无成效。派出去的人要么一去不返，要么根本无法立足。

张国焘还曾夸下海口要策反八路军的129师，结果还是以失败告终。

他还为戴笠训练了约700名特务，并挑选了55人潜伏回延安，结果这批人很快就被边区保卫部门全部查获了。更讽刺的是：其中有31人被策反，反而为延安服务。

戴笠都被张国焘的这些操作，弄崩溃了。逐渐由器重转为了厌烦，甚至多次当面训斥张国焘，张国焘的待遇也一落千丈，连专车都被取消了。

张国焘在军统的表现，对我党的影响十分有限，不过他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掌握了大量内部信息，叛逃后向国民党高层进行了泄露。

老蒋对此极为兴奋，认为找到了对延安的“致命打击”，得到了一个“反共的法宝”。

实际上具体造成了什么样的实际后果，现在还没有公开资料罗列出来，估计还是影响很有限。

除此之外，张国焘本身的身份，就是老蒋在舆论上攻击我党的棋子，不过还是没有什么效果。

张国焘在《扫荡报》上，发表了《张国焘声明》以及《敬告国人书》：公开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宣称：三民主义是唯一主义，老蒋是唯一的最高领袖。

他还曾试图拉拢陈独秀再组织一个党来对抗延安，但遭到了拒绝。

总结

张国焘的叛逃，是一个野心家在权力尽失后，因对革命前途的悲观而消沉，又因对个人生死的恐惧而最终决裂的完整链条。

他将红四方面军视为私产，当这条路走不通时，革命信仰便不足以支撑他面对清算的风险。

王明处决李特和黄超的举动，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将一个早已因野心受挫和悲观失望而摇摇欲坠的人，彻底推向了敌对阵营。

相比之下，张国焘的叛逃，其本身造成的实质性损失，是有限的。

他的叛逃，在组织上没有造成连锁反应，在军事上没有带走力量，在情报上虽有泄露但破坏程度有限，在后续的反共活动中更是全面失败。

中央对张国焘叛逃事件的定性是：这不但不是什么损失，还去掉了一个腐朽的不可救药的脓包 。

宇哥带你读原著，感谢你阅读《伟大的长征》解析第三十四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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