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引资的“杀猪盘”：撤股三年后，外商如何被法院精准“收网”

如果法律的解释权，永远掌握在只想吃干抹净的赢家手里；如果完善的纠错机制，遇上本地利益就集体静默。那么所谓的招商引资，不过是请君入瓮的请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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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罗，只有一张原告自己填写的表格，一张自己开具的证明。自己起诉自己，自己和解自己，最后拿着法庭的裁决，去掏外地投资人的口袋。

作者| 杨雄

出品| 有戏Review

2017年，澳籍华商杜洪涛等人赴宁夏平罗县投资平川化工，注资并代偿债务数百万后，惊觉对方隐瞒巨额债务与资质过期事实。及时止损，杜洪涛于2018年将股份零对价转让退出。

三年后的2021年，平罗县法院却在一笔破产烂账中，跨越时空将杜洪涛的代持人追加为被执行人，查封千万房产。

此后，宁夏高院虽撤销这一荒谬裁定，平罗法院却又调换案由，重新判决代持人承担连带责任。

面对伪造的巨额“高管欠薪”和漏洞百出的程序，当地警方拒不立案，检察院拒绝监督。一场外资入局的商业试水，最终演变成求告无门的连环死结。

（关联报道详见网易号“法治边角料”）

1、你以为是来赚钱，他当你是来扶贫

资本是趋利的。

但资本最怕的，是不按常理出牌的局。

杜洪涛带着钱来宁夏。300万启动资金，帮平川化工垫付几十万历史欠薪，又清偿近五十万电费。他以为这是合作的诚意，是双赢的开局。

他错了。对方要的不是合伙人，是提款机。

商业投资讲究尽职调查，但有些坑，填满了文件也防不住。

平川化工藏起了巨额的隐性债务，捂住了早已经过期的《生产许可证》。杜洪涛真金白银砸下去，买来的不过是一座随时停摆的违规火炉。

欺诈成立，合同本该是一纸废文。按照成熟商业社会的法则，受欺诈方有权索赔。但在平罗这块土地上，止损，成了杜洪涛唯一能做的选择。

2018年，他净身出户，股份零对价转让。

钱没了，认栽。买个教训。

杜洪涛以为这场噩梦已经醒了。

他低估了权力的想象力。在某些地方，当你想要离桌的时候，庄家还没吃饱。

2、跨越三年的时光机，与定向爆破的判决

时间来到2021年。

杜洪涛早已退场三年。平川化工也已宣告破产。

然后，天外飞仙般，平罗县法院的一纸裁定砸了下来。

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庭审抗辩，没有任何合法的传票送达。法院直接在执行程序中，强行追加杜洪涛的代持人章某某为被执行人，雷厉风行地查封了其在浙江近千万元的房产。

理由是：为平川化工的债务买单。

现代公司法的基石，是有限责任与公司人格独立。

成熟如特拉华州公司法，严谨如新加坡商事法庭，想要“刺破公司面纱”让股东个人承担连带责任，需要极其严苛的证据，必须证明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逃避债务。

而平罗法院刺破面纱的工具，只是一份随意的执行裁定。

法律规定，认缴制下的股东享有期限利益。杜洪涛等人的认缴期在2027年。

2018年转让股权，合法合规。案涉的平川化工债务，产生于2020年。

用2018年的合法退出，去为2020年的一笔糊涂账背锅，平罗法院的法官发明了一台司法时光机。

宁夏高院看出了荒谬。

2024年，高院出手，撤销了平罗法院剥夺当事人诉权的追加裁定，认定股权转让享有期限利益，不构成恶意转让。

正义似乎迟到了，但终究算是来了。

错觉。

高院说程序不对，平罗法院转身就换了个马甲。

同样的债务，同样的转股行为。平罗法院重新立案，改换门庭，用“损害债权人利益”为由，重新判决代持人败诉，硬生生把合法转股定性为“恶意逃债”

高院的纠错，在这里成了一场走过场的游戏。你撤销你的裁定，我下达我的判决。

逻辑在权力面前，苍白得像一张纸。

3、死去的工厂，与永生的高管工资单

案涉的那笔债务，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这是一场名为“劳动报酬”的狂欢。

平川化工破产了。工厂停工，资产拍卖。

但在法庭上，它突然“雇佣”了近两百号人。

短短一个月内，数百宗追讨工资的案件在仲裁庭和法院光速和解结案。近两百万的“欠薪”，被平川化工的破产管理人推到了杜洪涛原来所在公司的头上。

保护劳动者权益，是现代法治的文明底线。

但这底线，不该是权贵套现的遮羞布。

稍微翻开那些卷宗，就能嗅到浓烈的腐烂气息。

工厂总经理、法人代表张伟和丁学志，自己给自己做工资表。

不仅自己领几十万，连在读大学的女儿、闲居的兄长，都赫然出现在欠薪名单上，瓜分了几十万的“血汗钱”。

一个停产缺电、常年不正常的化工小厂，鼎盛期也只需要八九十人，去哪里变出两百号员工的欠薪？

在正常法治社会，法院审理劳动纠纷，必须有劳动合同、社保记录、银行流水、税务清单。

在平罗，只有一张原告自己填写的表格，一张自己开具的证明。自己起诉自己，自己和解自己，最后拿着法庭的裁决，去掏外地投资人的口袋。

相近的诉求、密集的诉讼、毫无实质的对抗、诡异的结案速度。

稍微有常识的法律人都能看出，这已经高度疑似一场团伙作案的虚假诉讼。

但在审判长杨金国、法官赵文琴等人的法槌下，这些幽灵工资单，全都变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执行依据。

4、当纠错机制成为护城河

面对一场明目张胆的围猎，杜洪涛等人选择了相信体制。他们去报案。控告平川化工合同诈骗，控告高管虚假诉讼。

公安局不立案。

他们去申诉。

向石嘴山市检察院申请检察监督。检察院发出一纸《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拒之门外。

高院的再审申请，也未经听证便被驳回。

公、检、法。原本是互相制衡的齿轮，是维护公平底线的三道防线。

但在某些地界，齿轮紧紧咬合，防线成了一堵密不透风的铁墙。这堵墙不防坏人，只防外地来维权的投资客。

营商环境，是近些年出场率极高的词汇。

从《外商投资法》到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各类红头文件，中央的决心不可谓不大，三令五申要打破地方保护，严禁利用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严禁枉法裁判损害企业合法权益。

文件可谓字字千钧。

落在平罗的黄土地上，却激不起一丝涟漪。

地方保护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短视的饮鸩止渴。

当个别法官用判决书当镰刀，帮着本地利益集团割了外地商人的韭菜，整个区域的司法信用就将会在投资界彻底破产。

谁敢把资金，投向一个判决可以朝令夕改、程序可以随意穿越的地方？

谁敢把信任，交给一个连大学生的假工资单都能盖上法院大印的系统？

杜洪涛的千万资产，被查封，被变卖。

法官马琼甚至在被高院撤销裁定后，依然强行延长对其车辆的查封，底气十足地宣称“实体处理没错”。

权力的任性，在此刻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商道重信，法道重平。

如果法律的解释权，永远掌握在只想吃干抹净的赢家手里；如果完善的纠错机制，遇上本地利益就集体静默。

那么所谓的招商引资，不过是请君入瓮的请柬。

而投资客的下场，早在踏入那片飞地的一刻，就已经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