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穿着军大衣唱《滚滚长江东逝水》的农民,红了十五年,也忍了十五年。
演出被搅黄十几场,家人跟着挨骂,他一度只想息事宁人,可这一次,他没有再退,十月的最后几天,他带着一摞整理好的材料走进派出所,把几个网名背后的人推到了法律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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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这些被指控的人当初并不躲闪,反而把举报录音晒出来当战果炫耀,他们大概从没想过,那些随手发进群里的截图和录音,有一天会原封不动地躺进案卷,一个本分人为什么突然不肯忍了,那些晒出去的“战绩”又是怎么变成证据的,事情要从一场接一场被叫停的演出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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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上被叫停到派出所报案,他把委屈换成了证据
朱之文这些年被议论得不少,喜欢他嗓子的觉得那股朴实劲儿难得,看不惯他的觉得话题太多,喜欢不喜欢本是个人自由,可当网上的声音钻进现实,搅黄了一场又一场已经签了合同的演出,事情的性质就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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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上半年,他因为一句网络热梗重新回到大众视野,景区、商演、音乐节的邀约排进了档期,出场价没怎么涨,大体还是一场面十万上下、唱三首歌,扣掉各项开销到手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多。
演出多起来没多久,举报也跟着来了,从八月开始,他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各地文旅部门、政务热线和主办方的投诉记录里,翻来覆去就是“劣迹艺人”“偷税漏税”那几句。
可查遍公开通报,没有任何部门认定他违规,也没有任何处罚落到他头上,八月二十九日台儿庄古城那场演出,当地文旅部门核查后明确给出结论,表演合规,不予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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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官方结论出来了,事情该收场,实际情况正相反,九月以后,青岛、潍坊等地已经签好合同的演出一场接一场被叫停,有的是提前几天通知取消,有的是人到了现场才被告知演不了,泰安那一场,他已经在菏泽高铁站排队检票,主办方一个电话打过来,演出没了,只能掉头回家。
十月二十一日济南黄河国际会展中心那场,原定下午一点半开演,开演前不久取消通知到了,当天傍晚他是在回单县的大巴上接的记者电话。按他自己的账,十月一整个月顺顺当当唱完的只有三四场,被取消的至少十六场,后面排着的二十多场也都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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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密集的举报,靠几个人随手打电话做不到,媒体调查发现,举报者建了好几个微信群,人数多的几百人,少的也上百,群里分工清清楚楚。
有人专门盯他的公开行程,演出刚一官宣,主办方名称、地点、联系电话很快被整理出来发进群;有人负责收集各地投诉渠道,把号码和格式化的话术贴出来,群成员照着念就行;打完电话的人把通话录音传回群里算作“交作业”;群里还有凑钱的动作,转账截图也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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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名“黑马”“佐罗”的几个人并不避讳,当初还晒过举报录音,把演出被叫停当成战果来说,这些公开晒出来的东西,后来一条条都成了律师手里的材料。
十月二十九日,朱之文的代理律师杨安明从北京赶到山东菏泽单县,陪他走进郭村镇派出所,带去的材料不算少,群聊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按时间顺序整理好,当场交给民警。
杨安明对媒体说得很直接,公安机关已经受理,这次被指控的一共四个网络账号,网名分别是“青山绿水”“黑马”“未来将军”“佐罗”,其中“黑马”和“佐罗”出现得最多,几个月来组织举报、拉人进群、发动打电话,基本绕不开这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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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整理材料的思路很清楚,围绕“谁组织、怎么组织、造成了什么后果”这条线走,群聊截图、通话录音、转账记录相互对得上,目的是让警方把整件事从头到尾查明白,而不是只追究某一个打电话的人。
在我看来,这一步的意义不在于输赢,而在于划出一条线,举报本身是公民的合法权利,这一点没有争议,可当官方已经核查认定合规,还有人反复拿没有依据的说法去投诉,并且建群分工、成规模地干,性质就不是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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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之文对记者坦言,自己就是个农民,种地才是本行,打官司的门道原先一窍不通,前面走了不少弯路。
他还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这回就算以后接不到商演也无所谓,大不了回老家种地,但这件事一定要弄个清楚。能把一个本分人逼到这一步,可见那些攻击落在身上有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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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司背后的一家人,和那些跟着遭殃的旁人
这其实不是朱之文第一次走法律途径,往前数到2025年,他就打赢过一场官司,那起案子的被告人姓孙,从2020年到2023年三年时间里,针对朱之文和他的家人剪辑了数百条带有侮辱、诽谤内容的视频。
朱之文以刑事自诉的方式起诉,2025年2月18日案子在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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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时他说过,现实里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也从没打过交道,可对方不光骂他,连他家里人也一起骂,同年11月1日一审宣判,孙某某犯两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六个月。
当时代理这起案子的也是杨安明,他事后表示法院支持了他们当初提出的请求,这份判决对当事人来说是一种慰藉,有了这一回的经验,这次面对组织化的举报,朱之文选择直接报案,路子要清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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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条的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法律摆在那里,关键看有没有人认真去用。
朱之文这次的态度很明确,以前黑粉认错态度积极,他可以接受调解,这回不行了,被指控的几个人里还有曾经写过保证书的惯犯。
之前他在接受专访时表态,一定要让这四个人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哪怕后期因为这一举动让他没有了任何商演,他也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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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风波里吃亏的远不止他一个人,他损失了十几场演出的收入,还得花时间找律师、理材料、跑派出所,请他演出的大多是地方景区和中小商家,场地搭了,宣传做了,钱已经花出去,演出一取消,这部分投入基本打了水漂。
而“黑马”“佐罗”等人,前前后后搭进去大量时间拉群、盯行程、打电话,现在轮到自己接受公安机关调查,如果最后被认定要承担法律责任,赔偿损失跑不掉,严重的还可能留下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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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不少人拿“赔了夫人又折兵”来形容这几个人的处境,这话放在他们身上并不算夸张,本来想断别人的商演路,结果把自己送进了派出所,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
朱之文从2011年穿着一件军大衣唱《滚滚长江东逝水》走红,到现在已经十五年,这些年他一直住在单县朱楼村,没往外搬,早年还自掏腰包给村里修路、装水泵、添健身器材,走红之后的日子并不清静,村里人拍他赚钱,外地人黑他博流量,走到哪都有人跟着拍,一点隐私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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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老老实实唱歌赚钱,招谁惹谁了,这话听着朴素,却是很多草根出身的人共同的处境,一个人从泥土里走出来,靠嗓子吃饭,本来是该被善待的事,偏偏有人见不得旁人过得舒心。
进入十一月,事情有了点松动的迹象,十一月三日他在湖北孝感安陆唱完了一场,几首歌唱下来,鞠了个躬下台,这一回没有举报电话打到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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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的导向也一直还算平稳,不少人开始重新打量这件事的分寸在哪里,案子眼下还在办理中,郭村镇派出所已经受理,四名被指控者到底要担什么责任,还得等公安机关依法调查完才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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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最值得琢磨的地方,不是谁输谁赢,而是一个老实人如何在忍让和较真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朱之文早年遇事总想着别闹大,能压就压、能消就消,结果对方反倒觉得他性子软好拿捏,行事越来越肆无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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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回他彻底伤了心,打定主意硬碰硬争到底,这种转变谈不上多高明,却透着一种朴素的道理:善良要有边界,退让要有底线。
一个农民歌手能把官司打到底,靠的不是什么复杂的手段,就是把证据一条条理清楚,把道理一句句讲明白,剩下的交给法律,至于那些躲在账号后面组织举报的人,大概没想到,自己晒出去的“战果”,有一天会变成别人手里的呈堂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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