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学生不抬头、不听课、不交流

作为知识共同体的象征，大学课堂曾是智识与经验的交汇之处，但如今很多却变得沉默起来。大学生在课堂上不抬头、不听课，甚至不交流，早已不是个别现象。过去两年，为了改善学生听课情况，不少大学采取了包括督导听课、手机入袋、摄像头监控等一系列举措。抬头率、互动率和前排就座率（简称「三率」），这些概念应运而生，甚至被作为看似可以量化的指标，用以要求教师。

过去几个月，我们访问了不同地区、不同高校的老师和学生，试图了解，大学课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背后，来自师生的真正困惑、改变以及仍无力改变的，又是什么。

文｜王青

编辑｜楚明

一节课不听，一节课不逃

不想讲了。站在讲台上，林然不可遏制地泄了气。

那是一门经济学通识课，她用心准备了教案，精细到每个知识点要讲什么内容，在哪里插入互动都会标清楚。但偶尔，当她抬起头，只有一片黑压压的脑袋——学生「躲」在发光的屏幕里，写作业、准备考试、玩游戏、看视频，「干什么的都有」。

今年是林然在华东地区一所理工院校任教的第五年。尽管刚入职的时候，她就听一些老教授讲起过，上课越来越没劲，学生普遍不愿意听课了。但真正站到讲台上，她还是被眼前的现实吓到了。因为太过焦虑，她曾去看了心理医生。

这不是林然一个人的经历。

张倩2010年进入华北地区某大学文学院任教。16年的教学生涯，挫败感在这两年攀上了高峰——

她清晰地记得，早些年，学生即使不听课，也会跟同学聊天。有时候，讲台下窸窣声不断，她不得不停下来维护课堂纪律。但这几年，不仅抬头的学生少了，「讲小话」的也少了。一间能容纳80人的教室里，后边四五排挤满了人，中间四五排就像楚河汉界，「男生一定跟男生坐，女生一定跟女生坐」，再往前则是「空无一人的水域」，除非硬性要求，老师和学生分处在由座椅划开的两端。

课堂讨论更是做不起来了。一个问题抛下去，有点诚意的，回她，「老师，请你再把问题重复一遍」，然后随便应付两句。没有诚意的，直接就说，「我不知道。」请学生分组汇报、互相评议，学生也都照做，但提问的念手机，回答的同学也念手机，张倩判断，内容大概率来自AI。

但相较之下，这些只是「小到不能再小」的变化。

最令张倩感到困惑的，是没人听课，也没人逃课。同样从大学走过来，张倩深知听课这件事强求不来，她为此测算过学生的绩点，一学期逃一两节，并不会产生很大影响。但她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这么听话，他们绝对不会缺席」。即使不来，学生也一定会大费周章地去学办找辅导员开一张纸质请假条，「他们会服从形式上的要求」。

社交媒体上，更多老师分享着类似的无力——有人吐槽，3个班120人，全体无人听讲。有人形容，上了6节课，感觉被冷暴力了一天。有人求教，如何拯救死水一般的课堂？

青年教师袁长庚在豆瓣上写下自己的上课经历：去年，在一门新生必修课上，他掏出了过去20年的专业经验和压箱底的「干货」，但一个学期下来，课堂还是如同「断了气的瓦斯炉」，任凭老师多大的本事，也无法点着。他在帖子里感叹，「有些时候，我听着毫无响动的教室，为我们这个职业感到悲哀。」

显然，我们正在见证大学课堂的变化。过去两年，为了改善学生听课情况，不少大学采取了包括督导听课、手机入袋、摄像头监控等一系列举措。抬头率、互动率和前排就座率（简称「三率」）这些概念应运而生，甚至被作为看似可以量化的指标，用以要求教师。

但就实际情况而言，这些举措多是形式，也起不到实际作用。接受《人物》访谈的多位老师提到，「三率」还未作为硬性指标纳入日常教学考核，但它仍然像一把尺子，时刻测量着他们的课堂。

前段时间，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在公开场合表示：「当下课堂能维持50%抬头率已属难得，学生要么依托AI同步验证知识点，要么脱离课堂自主学习，传统45分钟完整讲授模式亟待革新。」

作为知识共同体的象征，大学课堂曾是智识与经验的交汇之处，但如今很多却变得沉默。过去几个月，我们访问了不同地区、不同高校的老师和学生，试图理解，大学课堂如何走到了今天？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围绕当下的教育状况提出的问题：大学应当提供怎样的环境？年轻人如何在其中有所收获？大学老师又该如何看待自己的价值定位？

在本该通往人生宽阔之处的时刻，一位学生在访谈时引用了上世纪80年代《潘晓来信》中的一句话：「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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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课是一种浪费」

引用《潘晓来信》的学生叫小侯，是四川大学的一名大二学生。小侯第一次意识到这件事，是在上学期的一堂美育通识课上。教室里坐满了80个学生，当她从作业堆里抬起头，老师的PPT做得精美，讲述也生动有趣，但环顾四周，「听课的人不超过10个」。和她一样，大部分低着头的学生，不是在赶作业，就是在背英语单词。

整堂课最活跃的时刻，是老师让大家猜一幅画的内容。许多学生都抬起了头，因为回答问题能加平时分。

大一下学期，小侯一共有15门课，常常整天满课。满课也意味着，她抽不出时间完成课程作业。前段时间，她整理了15门课的考核方式，有实践作业、小组作业、阶段性的任务作业，还有随堂小测。除此之外，她还有长长的待办清单，包括需要填满的志愿时长、二课、综测，以及即将到来的实习和就业规划。

在川大，「卷」是全方位的。就绩点而言，同学间的分数普遍咬得很紧，「前几十名的差异都在零点几分」，因此，即便不听课，大家也不会逃，这是心照不宣的共识——考勤被扣分有点亏

除了绩点，学生还要在综合素质测评的赛道上比拼。它分为德智体美劳几个方面，包含不同形式的加分项目，比如志愿活动时长、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大学生挑战杯，以及院、校级别的各类竞赛。仅志愿活动一项，形式就非常多样，比如给学校菜地浇水的，去图书馆整理书目的，也有面向乡村的云端支教。这些活动的名额通常有限，报名靠抢，尤其是一些热门项目，「可能一分钟之内就被抢光了」。

进入大一下半学期，小侯和身边的朋友都感到一种整体性的焦虑，「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做，但又不知道从何做起」。也是因此，在听课这件事上，大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给课程排序，专业课往往被认为是最「有用」的，而通识课，即便老师讲得再好，课程内容再有趣，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之下，「我们很难有心情去享受有趣」。

对重庆某大学学生王尚熹来说，听课这件事变得不再重要，是从大三开始的。

大学前两年，王尚熹的体验是充实而快乐的，「每节课都会坐在第一排」，学习通上的课程，基本一周会刷完。学习和娱乐的时间也分配得很好，只要是擅长的、感兴趣的社团活动，她都会参加。大一那年，她参加学校的演讲比赛，基本每场都能拿第一名。她喜欢历史，参加的历史剧社团连续四届都拿到学校历史剧表演的第一名。

回想那两年，虽然很忙、很累、很卷，「但完全是一种享受」。

转折发生在大三。最初是在寒假回家的饭桌上，王尚熹忽然发现，所有的话题都转向了她之后的出路——考公还是考编？回到学校，寝室其他5个人都已决定考公，就连老师也劝大家，「考研不过是晚3年考公」。

王尚熹最终决定加入考公大潮。虽然只是抱着给父母一个交代的心态，「考不上就找个班上」。但这个决定切实地改变了她的生活——最直观的体现，她把原本很有热情的社团都退了，只留下一个给自己一点喘息空间的合唱团。

大三下半学期，她自觉仿佛回到了高三，「甚至都不如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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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熬夜备考，同学们大都身心俱疲。王尚熹也开始需要喝中药调理身体。她的作息变得混乱，有时晚上回到寝室，控制不住地想刷手机，一刷就是大半个通宵。去医院，她被诊断为「气血亏虚」。

当大学变成高中，也有一些学生，开始怀疑上课的价值。

小谢是江西一所二本大学汉语言专业的大二学生。高中的时候，她对大学课堂也有过美好的想象，期盼能学到更多知识，获得一些新的体验。但上了大学后，她很快发现，大部分专业内容非常枯燥，还有一些老师上课很「水」。比如，一门她原本抱有很高期待的古代文学史课，老师一半时间在念课件，剩下的20分钟让学生自己复习。小谢觉得，至少高中的课都没那么无聊。

小谢也想过翘课，但她所在的学校，课堂管理极为严格。光是签到，就分为三种——最难逃的是二维码签到，老师会在学习通上发布实时二维码，每5秒钟更新一次，几乎不可能蒙混过关。另一种是位置签到，需要在指定教室内完成签到动作。比较好作弊的是手势签到，根据老师随机发布的手势，解锁屏幕图案。但即便逃过了签到环节，可能也逃不掉一些老师的随机点名。

严格的管理制度之下，大一这一年，小谢再次过上了早读晚修的生活。早上6点45分起床，周一、周三跑操，周二、周四早自习，晚上9点才能回到寝室。每天醒来后，小谢自述重复着同样的行程——吃饭、跑操、上课、打游戏，「就像十几岁的年龄，过的却是老年人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小谢觉得，高中上课，至少有一个明确的应试的目标。但到了大学，大部分课程只需考前突击两周，根本不必认真听讲。从功利的视角，她也觉得，即便自己努力学了，「毕业之后可能也找不到一份好工作」。但同时她又很难真正放松下来，哪怕坐在教室里刷手机，心里始终被一种无名的焦虑笼罩着。

大学头一年，小谢自觉 「人傻了不少」。去图书馆自习，没多久就感觉很累。重温之前读过的小说，看了一会儿，「还不如刷视频」。即便是曾经通宵刷的网文，她发现自己也看不下去了。

这个学期，她正在准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复习的时候她发现，高中学的单词基本已经忘光了。平时写课程作业，她自嘲是AI的搬运工，「根本不需要动脑子」。她感受到自己的退化，却不知如何做出改变。

偶尔地，小谢会在朋友圈刷到读工科的高中同学。看着他们每天泡在实验室里，她既有羡慕，也有失落，「至少他们学到了知识」。她甚至开始怀疑高中分科时的选择。讲到这里，小谢止不住地哭了出来，「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我们却是这样的」，但她立马纠正了自己，「可能还是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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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压缩的适应期」

老师们也理解学生的不得已。

李华是中部地区一所大学的老师，2012年刚工作那两年，她曾教过一届体育特招生。学生的文化课成绩普遍不太好，但她印象很深的，是他们身上蓬勃的朝气，「直来直去的」，上课的时候，听不懂就瞪着一双诚实的大眼睛望着她，困了就趴着睡，下了课，彼此相处得也很好。在当时，不听课的现象当然存在，但并不足以成为困扰老师的问题。

到了最近这三年，学院的生源越来越好，学生却不再像以前那样意气风发。在李华的观察里，许多学生一进大学，就已经绷着一根弦，开始规划出路，甚至高考后的暑假就在预习大学教材。虽然学生看起来都在计划，忙碌，但日常聊天时，李华很少感到有谁真正快乐。

「他们太明白压力来自哪里了。」李华所在的大学，学生的实习期原本放在大四上。但这几年，在考公、考编大潮的影响之下，学院为了让学生全力以赴备考，主动将学生的实习期调到大三下学期。这也意味着，学生前两年的课业负担变重，大二一个学期就得修满14到18门课，光期中考试就要应对8到10门课。

在听课问题上，李华也发现，大一学生还没那么严重，到了大二，学生之间就会流传哪些是水课，哪些课的老师事儿多。等到大三，每个学生面前都摆着电脑，都在做自己的事情，尤其到期中、期末，即使再怎么努力，「也没人搭理我」。出于困惑，李华曾问过学生，为什么要在这节课上做别的课程作业？得到的回答是，每个人的截止日期都不一样。

面对学生普遍的焦虑感，李华觉得，大学高中化还只是当下大学生活的一个侧面。另一个侧面是「被压缩的适应期」。这不仅体现在日益加剧的考试氛围，也体现在层出不穷的履历竞赛中。

这几年，为了提升学生在大创、大挑项目的中奖率，李华所在大学明确提出「大学生参与科研」的理念，要求学生最晚从大二就发起科研项目，再找到对应的负责指导的老师。李华第一次听到「主理人」这个词，是学生找她指导项目时作的自我介绍。

但在李华看来，刚入学的新生，对科研基本没有概念，也没有相应的课程，其实心里一片茫然。但为了能够加分，很多学生还是会现学现卖，从学长学姐那里下载模板，「照葫芦画瓢」，最后的中标率可想而知，但时间又实实在在花了出去。

访谈中，几乎每位老师都提到，大学内部对学生的评价系统似乎已经开始失效。

教课之外，张倩这两年还要负责学院的行政管理事务。她系统看了学生的年度专业排名后发现，排名第一的学生，就专业成绩而言，可能都排不进前五，全是因为各种加分，拿到综测的第一名，获得学院的一等奖学金。

去年第一名的这位学生，在张倩的课上「有时睡觉，有时填表」，她一问才得知，这位学生已经决定要考公，再追问为什么考公，学生也说不清楚，只说这是父母早早给他定好的路径。在张倩看来，学生虽然卷，但更多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卷，「究竟为什么要卷，他们自己也并不清楚」。

这几年，张倩有个强烈的感受，学生正在快速社会化，「变得精明而老练，懂得计算利益得失」。早年的时候，遇到一些认真、主动的学生，她总会倍加珍惜。但现在，下了课主动找她讨论的学生，有些只是为了出国或保研要高分，在老师面前刷个脸。这让她感到更深的挫败与困惑。

就连老师也被迫卷入其中。入校以来，李华一直负责学院的写作课。但随着考公、考编持续升温，学院数次动员她开一门申论写作课。李华从最初的惊诧、不解，到后来的无奈。即使赶鸭子上架，她仍然觉得无法胜任，「要是我能干，我何必在学校弄？」最后还是拒绝了。

考试的氛围弥散在大学的每个角落。李华说起最冲击她的一个画面。一栋综合教学楼，从3层到5层，过道里密密匝匝地摆着小小的桌子、小小的折叠椅，其中几张桌子上，写着「考公必胜」「谁搬我椅子，谁挂科」的字条。

楼梯间站满了背书的人。一次课间，李华去楼道接水，听到一个男生正在背诵教育学的某个知识点，对方「反复念，反复念」，念到李华感觉这些内容已经进不到学生的脑子里了，但她却被迫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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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变化

不可避免地，大学氛围的变化，也作用在学生之间的关系上。

小李是武汉一所双非大学的学生。她告诉《人物》，从开学到现在，除了微信群里安排寝室卫生之外，宿舍4个人几乎没有讲过一句话。但她并不觉得有问题，没有闹掰，能淡淡地相处，在她看来不失为一种舒服的宿舍环境。

小李今年大三，上课以外的大部分时间，她都待在宿舍，备考或者画画。这是一间被她称之为「极简主义」的宿舍。墙上不贴海报，桌上没有装饰品，大部分物品都被小李收在一只箱子里。曾经有同学来宿舍，形容这是「叙利亚风格」，如果灾难发生，人可以迅速消失，无影无踪。

即便白天，宿舍四人也不会把床帘掀开。那是一张巨大的帘子，从床顶一直垂到距离地面半米的地方，每个人都习惯了在床帘里开台灯，没有人清楚彼此正在做什么，甚至不知道对方几点睡觉。

磨合也都是心照不宣的。无论洗漱、洗澡、洗衣服，还是收拾出门，大家动作都很快，速战速决，「每个人都自觉把存在感缩到最小。」兴趣爱好也都很「小声」，甚至耳机从不离耳。小李自嘲，毕业之后，「四个人可能都会变聋」。

「我们都是忍者，都在彼此忍让。」小李如此总结。

这样的关系模式，是小李主动的选择。上了大学后，她也见过关系紧密的宿舍，几个人每天都黏在一起，但在她看来，关系越是浓烈，遇到冲突，反而不好收场，不如从一开始就「君子之交淡如水」。大二分宿舍，小李主动联系了几位看起来性格相似的同学。

小李进一步解释，从高中分科开始，她就意识到，每个人的道路不同。在她看来，「把自己变淡」是一种独立的标志。

班上同学的关系就更为冷淡了。几乎所有受访学生都提到，上了大学后，就不再有「班级」的感觉。小组作业，线上交流居多，好朋友大都还是高中同学。小侯形容，「现在的大学更像一个教培机构，主要的任务就是坐在教室上课。」

小满就读于陕西一所大学工科专业。平时课业紧张，班上同学几乎每天都一起上课、做实验。但即便如此，同学之间的交流基本都用企业微信，除非必要情况，很少有人会主动加对方微信。

她印象很深，大二上学期的一门专业课上，老师问全班，某某同学是否没到？整间教室一片沉默，即使一个寝室的同学，也没吭声，「很多人甚至连这个同学的名字都不清楚」。

她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大学关系的常态。她曾上过一门公选大课，课间的时候，看到文科班的学生「氛围特别好」，聊天，打闹，很热闹的样子，「至少在我的环境里面，大家都非常安静，下了课要么玩手机，要么在睡觉」。

读了两年工科专业，小满明显感到自己的语言组织能力极速下滑。有时候，一种感受涌上心头，想要表达出来，话到了嘴边，却苦于无法找到合适的词汇，最后只能硬生生地憋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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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们也感受到学生关系的变化。

谈到听课问题时，不止一位老师提到，课上的沉默还在其次，下了课，教室依旧是沉默的。「男生和女生首先不说话，同性别之间，除非是一个寝室，说话的也很少。」张倩印象很深，有次课间，她去隔壁教室，推开门，「真的是鸦雀无声」，每个人都低着头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她只能小声问任课老师，「你下课了吗？」

学生也不愿意面对面交流了。就拿开班会这件小事，明明当天就在同一间教室上课，大家还是会选择另找时间预定一个腾讯会议，「每个人开麦说一轮」。录制比赛视频，相比找同学帮忙，现在的学生更倾向选择网上摇人。

最微小、也最极致的例子是，张倩有一回布置随堂作业，有学生没带笔，但他宁愿走到讲台边问老师借，也不愿意向身边的同学开口

这几年教课，李华发现，学生的文学趣味也变了。最喜欢的作家是诗人佩索阿，「情感疏离，又有很多马甲」。其次是毛姆，不是因为《月亮与六便士》，而是「毛姆够冷静」。学生会从毛姆小时候的经历讲起，延伸到他的性格，还会着重分析作家的MBTI，「就像是他们自己的投射对象一样」。

在李华的观察里，许多学生私下都会写读书笔记，比如读到《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的某些情节，感到很愤怒，也会上网发表评论。但回到课堂，很少有学生因为某个观点展开争论，哪怕心里不认同，也觉得没必要正面反驳。有时李华多问两句，学生直接会说，「老师，这部分你不必知道」。

回想自己的大学时代，李华最珍贵的回忆都和「人」有关。她讲起曾经的同学，直到今天依旧是生活里最重要的朋友。但现在，学生们不仅不恋爱了，自我保护意识普遍都特别强，社交平台往往是不透明的。结果是，彼此之间，不是竞争关系，就是互不相干。

在她看来，大学提供的不止是一个学历，更重要的是自我探索的空间。「一个人的成长是需要深度交流的」，李华说，「如果没有深度交流，没有感知到肉身的差异，在一路竞争的环境里面，真实的自我始终得不到展露，得不到探索，更谈不上接纳。最终只能被外部的评价系统裹挟。」讲到这里，李华的声音里有一种急切。

但对学生来说，老师口中的大学生活早已远去。一位学生在社交媒体上发出感叹：「究竟是谁偷走了我的老式大学生活？」她列举了「老式大学」包含的几大要素，几乎都和同窗情谊有关。评论区里，有人怀念，有人喟叹，高赞的一条回复是：「难怪老辈子总说上了大学就好了。可惜我体验不到。」

图源剧集《Normal People》

「猫鼠游戏」

不点名、不互动、不提问。

从教20年，这是萧剑一直坚持的课堂教学理念。萧剑是南方一所211大学文学院教授，在她的课堂上，还有许多反常规的做法：一堂90分钟的课，没有课间休息，她能做到连续高密度地输出，在此期间，学生如有需要可以随意进出教室。

所有的互动都放到了课后。在还没有微信的年代，她在豆瓣创建小组，和学生讨论文学话题。有了微信群之后，无论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必修或选修，她都会给每节课单独建一个群组，分享最新的文学作品和文化现象。

很长时间里，这样的教学方式也得到了学生的认可。一个明显的标志是，在她的课上，「人头永远比座位多」。旁听的学生不算学分，这种投入，无法换来功利性的好处。但也正因此，这是身为老师的勋章，是知识和人格魅力的展现。

但是这几年，主动来旁听的学生越来越少。个别坚持来的，总带着一种「背徳感」，担心自己原本该去的课上，老师会点名。还有一类，「可能是有求于你」，希望能帮忙写推荐信。

不点名，也很难做到了。萧剑即使不点，班长也会点。以前，萧剑很少收到请假条，但现在，学生请假需要辅导员、教务员和任课老师三方签字，盖了红章才算数。拿着这些请假条，萧剑经常不知如何处理，但也不敢扔，生怕哪个环节遗漏，会被处分。

「准点下课」也被写进了教学管理细则中。最开始给本科生上电影课，萧剑有时会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带学生拉片。上文学精读课，光《哈姆雷特》，她就讲了两个半月。但这样的余裕在今天可能会被认为是教学事故，老师被要求严格按照教学日历执行，分毫不能差。

到了期末考试，就像高考阅卷一样——学院把试卷匿名后扫描上传到系统里，每个老师负责给不同的主观题目打分，系统批改客观题，并最终自动合成总分，同步统计公布每个班的平均分。与此同时，学生也要给老师打分。

萧剑越来越感受到，师生之间已经不再是知识共同体，更像是消费者和服务者的关系，「就像猫和老鼠，只不过教学的时候，我是老鼠，学生是猫。学生学习的时候，我是猫，他们是老鼠」。

正是出于这样的体认，这几年来，萧剑试图用自己的行动，为学生搭建起一座小小的堡垒，希望「起码在我的课堂上，学生不会离文学更远」。但更多时候，她感受到的只有无力。

上个学期，萧剑给本科生布置期中作业，要求学生阅读规定文本，用思维导图做一份总结。她的想法很简单，无论做得好坏，只要学生认真写，都能获得一个不错的分数，这样期末万一考砸，成绩上兴许能有所补救。但成绩公布之后，一位同学找到她，原话是，「同样的作业，她做了三页纸，另一个同学做了一页纸，怎么给成绩？」要求萧剑「不能搞平均主义」。

萧剑困惑、愤怒，继而无奈。「明明我们可以内部抱团，哪怕天塌了，老师给撑起来，但学生就是不要，就是要卷。」后来，她只能明确要求，思维导图每人只做一页A4纸、正反面，谁都不许多做。

更让她崩溃的，是刷到学生对自己的评价——「活少分高」。为了给学生「减负」，除了期中作业和期末考核，萧剑很少会留平时作业，希望学生能用这些时间来阅读、生活，充实自己。她怎么也没想到，在学生眼中，自己的文学热情、学术能力，以及人为制造的自由空间，会被简化为一种性价比。

她甚至「自取其辱」地问过学生，你们来上我的课，是因为喜欢电影？是我的粉丝？还是因为「活少分高」？讲完最后一句，学生哄堂大笑。

日常交流，学生似乎纷纷患上了「头衔焦虑症」。有学生给萧剑打电话，邀请她去某场演讲比赛当评委，开头自我介绍，不说自己哪个专业、哪个班，而是先摆出头衔，「我是学生会学术部部长助理」。

曾几何时，萧剑坚定地认为，中文系是一所大学的天际线。但如今，她不再敢断言。「在这样一个选拔机制当中，我们筛选出来的，往往不是最有才华、最有潜力的学生，而是最适应游戏规则的人。」

今年是萧剑任教的第20个年头。刚从北大博士毕业的时候，她问过导师，如果找不到教职该怎么办？导师告诉她，那就没办法，你只能当老师，你就适合当老师，而且你能做好老师。

这些年来，她也一直以这股巨大的热情投身教学工作。她记得，直到三年前，很多学生毕业后，还会回来听课，还会跟她一起追导师的讲座。有学生找到工作了，第一时间和她发信息，告诉她，老师我们又能去听您的课了，明天我们课堂见。

但是现在，一到毕业，师生关系就走到了终点，甚至可以用「杳无音信」形容。最让她挫败的一件事，是某一年她发现，自己尽心尽力指导过的本科生在毕业后直接删了她的微信。她花了很久接受这个事实。

除了本科生的教学工作，萧剑每年还要带一批研究生。在她的经验里，研究生三年制，师生关系原本应该更紧密。但这几年，萧剑发现，到了研二开完题，学生基本就不再来上她的课。直到研三预答辩之前，才重新回到她的视野里，要她帮忙修改论文。一旦论文送了匿审，学生再次消失。

「我们之间的关系，始于论文，也结束于论文。」萧剑说。

两年前，除了少数研究生，萧剑决定不再对学生开放朋友圈。对她来说，这是妥协，也是一种不得已的自我保护，「现在，学生就是我职场的一部分」。

图源剧集《独家记忆》

「活人感」

在受访的大学生中，小侯是不太一样的存在。

翻看小侯的朋友圈，能感受到一种少见的活力——她会一边读金爱烂，一边标记将来去韩国游玩的景点；会分享舍友调的奶茶，配文「今日同舍友滨」；会练毛笔字；会在假期和朋友一起去雪山，也会在看完《我，许可》后，发布一段长长的观影感受。

后来我们聊到大学生活的感受。小侯说，上了大学后，虽然也会面临新的困难，但她确信自己能够解决。而这份坚定，在她看来，就藏在这些微小却具体的日常里。那是一个她亲手建造的世界，有文学，有朋友，让她在漫长枯燥的学习之外，体会到真实的快乐。

但她同时承认，自己比较幸运，「没有人生来是沉默的」。她在成都长大，高中虽然累，还没有到压抑的程度，仍然有时间可以和朋友一起在操场上散步，在晚自习结束的时候站在楼道里看月亮。上了大学，她才听一些同学说起，高中一个月只有一天，甚至两节课的假，「连洗澡的时间都不够」。

访谈的过程中，我们问过每个学生，有没有哪个时刻，感到真正的放松或者滋养？

一位中山大学的学生提到了初中。在她的讲述里，那是一段探索欲最旺盛的时期。她偶然刷到罗翔的视频，读了相关的书，萌生了学法律的想法。高中，她参加辩论队，每天放了学就和队员聊辩题，准备比赛。对她来说，那时虽然也有学习的痛苦，但也有许多快乐的时光。

工科生小满讲到初中的物理老师，当着全班人的面夸赞她有天赋，超出了自己能教授的范畴。后来高考填报志愿，她想过报考地理专业，但因为忘不了老师的这句话，最终选择了物理方向。上了大学后，她说，感觉自己一点天赋都没有。

访谈的最后，她像是自己跟自己说话：「从高中开始，学校一直在教我如何解决一个问题，但好像没有人教过我，遇到人生的问题，我应该怎么解决？」

对小谢来说，尽管高中有很多考试，但当时只要做对一道数学大题，她就觉得自己很厉害。到了大学，她不再有这样的信心，即便拿到院级英语演讲比赛第三名，但她仍然觉得不够，因为「总有人比我更厉害」。访谈中，她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够优秀，我没做出什么成绩。」

王尚熹念的是政治学专业。这是她主动的选择。初中的时候，因为对历史感兴趣，她看了很多西方历史剧，从《都铎王朝》《波吉亚家族》里的历史八卦，延伸到不同国家的宗教、政治体制。那时，学习对她来说不是苦役，甚至不需要老师教，她就会提前把教材翻完。

没人能说清，这些曾经的热情、好奇、求知欲，是如何一点点被磨损掉的。但走到今天，每个人都感受到「力竭」。

去年，李华的一个学生保研成功。让她意外的是，学生并不激动，兴奋，反而有种挫败感。学生告诉她，在面试过程中，其他学校的学生都太优秀了，她看到自己的差距，已经想好了要从现在开始补课。李华试着安慰她，好不容易努力了半天，能不能让快乐再延续一会儿？

听到这句话，学生「哇」地哭了出来，问李华，我真的可以这样做吗？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句话。

「即便他们成功了，仍然觉得自己还不够。」这件事给李华带来了巨大冲击，「所以一方面，他们看起来好像很功利，会计较学分，选老师也要看给分高不高，但心理上其实很累，并不快乐。」

学生力竭的同时，老师们正集体经历一场意义感的危机。

几乎所有老师都提到，以前教课，学生会因为一句话、一次互动，心有所动，甚至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这曾经是这份职业很大一部分的意义感来源。但现在，这样的时刻越来越少。很多时候，他们的坚持，一厢情愿地努力，只是为了课堂上那两三个愿意抬起头来的学生。

这些年，萧剑也在思考，读莎士比亚和玩游戏，究竟哪个更有意义？她曾读到法国学者米切尔·赛尔的《拇指一代》，有一段话印象深刻，大意是，「知识的时代终结了，专家的时代终结了，表演者的时代终结了，决策者的时代终结了。」萧剑觉得，很不幸的是，大学老师身兼这四种角色。

那么，老师还能做些什么？

「西西弗斯不会胜利，但西西弗斯永不投降。」萧剑说。哪怕环境变了，学生不再需要她了，但站上讲台，她还是会忍不住，「忍不住好为人师，忍不住掏心掏肺，忍不住手舞足蹈，忍不住真情流露」。

所以每次走进课堂，就像是重新搭建一座小小的文学堡垒——讲到文艺复兴，萧剑会别上莎士比亚的胸针，讲到简·奥斯丁，她会换上奥斯丁的头像。微信群里回复消息的学生越来越少了，但她还是会不断在群里发声。

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获奖。这是萧剑很喜欢的作家，她想邀请学生，一起挑战看根据拉斯洛作品改编的电影《撒旦探戈》。那是一部长达七个半小时的大闷片，她试图给学生灌鸡汤，「这可能会成为你们一生当中绝无仅有的观影体验。」学生们带着好奇答应了。

放映那天，一群人关在一间图书馆的放映厅，没有手机，没有教材，饿了就啃面包。七个半小时后，灯光重新亮起，萧剑形容，每个人都看得东倒西歪，披头散发，目光呆滞，甚至需要彼此搀扶。但是走出放映厅，学生是兴奋的，发了朋友圈，还有人开玩笑地说，我这个「人设」算是立住了。

这样的时刻，让萧剑想起自己体验过的大学。1998年12月31日，那天本该有一堂古代文学课，但老师跟学生们约定，如果31号那天下雪，就不上课了。到了那天，真的下起了雪，所有人都默契地没去教室。

萧剑说，在今天，这样的故事或许会成为教学事故，但不合规矩，或者叫「活人感」，才应该是大学留在一个人身上最难忘的印记。

图源剧集《毕业》

聊到「活人感」，张倩想起上个学期的一堂课。当时学生汇报提到《红楼梦》，她点评时分享了自己在网上刷到的「悼明文学」。台下学生的眼睛立马亮了，不仅抬头了，参与度特别高。于是，她顺势聊到现代作家与《红楼梦》的渊源，还延伸到张爱玲的小说。

虽然只有短短5分钟，并不是课堂的主要内容。这几年，专业课课时一再被压缩，留给她闪转腾挪的时间越发有限。但对张倩来说，那是一个珍贵的时刻，是「一个『活』的老师和一些『活』的学生在做交流」。

这样的「活人感」，小满也感受过一次。只是不在大学里。

那是一次突发奇想的旅行，她花掉攒了很久的钱，请了两天假，飞去国外看了一场演唱会。因为不懂当地语言，她只能在网上搜攻略，靠着翻译软件一路从机场坐电车摸到了目的地车站。

从车站出来，路边是行色匆匆的人，有人聊天，有人弹着吉他唱歌。所有的声音在那一刻向她涌来。她想起平时在教室里、寝室里感受到的安静，「安静到你可能什么都听不见」。

那天下午，站在车站的出口，小满忽然发现，世界其实很大，也很吵闹，「吵闹到好像世界本来就应该这样缤纷、这样有色彩。」

图源视觉中国

（应访谈对象要求，除王尚熹外，文中人物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