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3年5月1日清晨，青岛港码头，“跃进”号万吨远洋货轮鸣笛离港，船上装载着玉米，目的地是日本。对当时的中国而言，这不仅是一艘货船，也是新中国船舶工业走向远洋的一次公开亮相。
“跃进”号从铺底到下水，仅用了58天。这个速度在当时颇受关注，船员们也清楚，自己执行的并不只是一次普通航行。谁也没有想到，出发几个小时后，这艘船会突然沉入海中，并迅速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
下午，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得知船只失事后，立即要求海军组织救援，同时让有关方面核实船员情况。第二天，日本方面传来消息，称中国船员已被日本渔船救起。事情尚未查清，日本一家广播机构却抢先宣称，“跃进”号是被鱼雷击沉的。
这条消息传开后，外界议论骤起。那时的远东海域并不平静，任何涉及军舰、鱼雷和公海的说法，都可能引发外交风波。周恩来没有急于表态，而是要求先掌握证据。他很清楚，判断错一步，后果就不只是一次沉船事故。
船员被接回后，周恩来亲自询问航行经过。有人说听见水下传来闷响，像是船体遭到攻击；也有人声称看见海面上出现黑影。船长却没有顺着这种说法往下讲，认为那声响更像船体触礁。
几种说法摆在一起，结论反而更不能草率。周恩来当时强调，不能凭感觉办案，必须把沉船位置、船体破损、海底地形和航行记录逐项对照。这个要求，看似谨慎，实际上决定了调查能否经受检验。
5月12日，周恩来到上海布置调查工作。他指出，“跃进”号沉没已经成为国际事件，主要负责人不能只在岸上听汇报，必须到现场抓住关键问题。东海舰队政委刘浩天当即表态：“我们亲自去。”
这句话不长，却意味着调查不能停留在纸面上。随后，东海舰队与交通部门组成联合编队，共有10艘舰船、1097名人员参加，陶勇、刘浩天等负责组织指挥。队伍中既有军舰，也有潜水作业船和打捞救生船。
5月18日，编队从上海吴淞码头出发。抵达作业海域后，浓雾、风浪和五十米左右的水深，给探摸工作带来很大困难。调查人员先用磁性探测设备确定目标，再组织拖扫和潜水摸查，不能放过任何异常痕迹。
潜水员前后进行了72人次探摸，最终确认船体有三处破洞、五处凹陷，龙骨也发生折裂。更关键的是，苏岩礁附近留有明显碰撞痕迹，礁石上粘着紫红色油漆皮，现场还发现并捞取了岩石碎片。
调查人员又反复检查船体焊缝，没有发现能够证明鱼雷攻击的异常破坏。船体损伤与礁石痕迹相互印证，航行记录也提供了重要参考。经过多日核查，调查组认定，“跃进”号是触礁沉没，并非遭到鱼雷袭击。
6月1日，刘浩天等人完成主要调查。次日清晨，编队又进行了一次复查，取出航向记录本、国旗和相关资料，随后撤离作业区。新华社发布调查结论，公布沉船位置及调查结果，外界此前流传的说法也随之被事实纠正。
这次任务之所以受到重视，还在于刘浩天本人并非只会处理行政事务。1912年11月5日，他出生于江西宁都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期参加革命，后来经历中央苏区斗争、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长期从事政治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刘浩天曾任第二十七军政委，参加抗美援朝东线作战。回国后，他又参与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面对机构设置、干部调配和教学力量等繁重任务，他常常工作到深夜，对家人说：“我文化低，只有多花些时间才能把工作做好。”
这种经历，使他在“跃进”号调查中格外看重现场和证据。1963年，他刚调任东海舰队政委不久，身体已经有病，却仍带队深入海上作业。调查结束后，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总参对出海编队予以嘉奖。
多年以后，刘浩天谈及工作，仍强调不能摆架子，遇到重大问题要亲自下去。1984年1月9日，他因心脏病在上海逝世，终年72岁。留在“跃进”号沉船调查中的，不只是一个结论，还有一套靠现场核验、集体协作和责任担当建立起来的办事方法。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