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岸曾提台海和平新方案：抛弃，“一国两制”的新模式行不行？

发布会上多位政界人士到场站台，“不用‘一国两制’也能走向统一”这一说法随即引起两岸舆论关注。这种新模式究竟是另辟蹊径，还是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原点？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把目光放回半个多世纪前。

事情要追溯到朝鲜战争。1950年6月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随即下令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并公开宣布援助台湾当局。

1953年朝鲜停战，美方与新中国的关系已彻底对立，1954年12月又与台湾当局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

条约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两条：美国有权在台湾及附近区域部署军队；美台一方在条约所涉西太平洋地区遭受武装攻击时，双方将依各自宪法程序应对共同危险。

条约虽然签了，美台之间却并不完全同心，分歧集中在怎样理解这份条约上。蒋介石希望借助美国的保护，保留有朝一日“反攻大陆”的可能；美国则希望台湾当局放弃金门、马祖这些紧邻大陆的岛屿，只经营台湾和澎湖，这样一来海峡两边就被一道海面隔开。

美方还推动新西兰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所谓“停火”提案，试图把属于中国内政的国共之争变成国际问题，最终造成“划海而治”、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

在这件事上，国共两党虽然兵戎相见，立场却出奇一致。

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公开反对把台湾问题国际化，反对“两个中国”。

美国希望他撤出金马，他偏要反过来做。1958年8月金门炮战打响以后，他带着宋美龄登岛巡视，又让蒋经国等家人前往金门、马祖慰问守军，以此表明绝不放弃金马的态度。

大陆方面对此看得很清楚。炮战开始两个月后的1958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台海局势，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我们同蒋介石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反对两个中国，这样看来也不是非登金马不可，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也无妨。

此前是否拿下金马一直悬而未决，到这时有了明确答案，为了挫败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两个小岛暂时由国民党军队守着反倒更为有利。

随后大陆宣布暂停炮击，10月25日的《再告台湾同胞书》又进一步提出双日不打炮，以便金门军民得到充分供应、利于长期固守，补给不足时大陆也可以提供。

此后的炮战延续了很多年。这种打法背后的逻辑其实很朴素，中国的内政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绝不能让美国借机把它变成国际问题。

美国很快察觉到国共在这一点上的默契，开始考虑扶植一个更听话的人物取代蒋介石。台湾当局领导人改选之际，毛泽东在一次接待外宾的场合公开表示支持蒋介石继续主政台湾。

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都有意做进一步接触，而接触总要有可靠的传话人，这个角色落在了曹聚仁身上。

曹聚仁是浙江兰溪人，抗战期间当过战地记者，战后从事新闻教育，新中国成立后定居香港。此后多年他往返于两岸之间，为国共双方传递意见。

当时大陆对台方针被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是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的大意是：回归后除外交统一于中央外，军政大权和人事安排仍交由蒋介石父子；军政经费不足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待条件成熟并尊重其意见后协商进行；双方互不派人做破坏对方团结的事。概括起来，只要台湾回归，其余事项都可以商量。

照理说，这已是相当宽松的条件，但蒋介石始终没有表态，既不拒绝也不接受。这种僵持一直延续到1965年。

这年7月，李宗仁回到大陆，受到隆重接待，这一事件对台湾方面触动不小。

据流传的说法，此后国共之间展开了一轮秘密商谈，由蒋介石一方主导拟定了回归条件，内容包括蒋介石本人回大陆后以庐山为安置之地、蒋经国出任台湾省省长、拟议中的厦门、金门自由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师长人选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以及台湾现任官员官阶待遇不变、人民生活水平只可提高不可降低等。

如果这份条件属实，那么平心而论它算得上有诚意。蒋介石为自己要了一个退休之所，为蒋经国要了一个省长职位，其余条款基本围绕回归后的政务、军事和民生安排，并没有提出更多要价。

从这些接触可以看出，双方曾试图寻找进一步协商的空间，可此事后来没有继续推进，最终因种种原因被搁置下来。

又过了十年，双方再次有了动作。

1975年3月，大陆特赦了全部在押的293名战争罪犯，同时宽大释放95名美蒋特务和49名武装特务船员，其中包括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特人员，愿意去台湾的还发给路费。

同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病逝，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国共双方的这些接触终究没有促成统一。

回看这段历史，一个事实格外清楚，国共两党争了几十年，争的是由谁来代表中国，而不是要不要一个中国。“一纲四目”允许台湾保留军队、保留原有社会制度和人事安排，本质上已经包含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思路。

官方后来也多次说明，“一国两制”的构想最早正是针对解决台湾问题提出的，后来才率先在港澳付诸实践。

用这条线索来看《两岸和平方程式》，会发现所谓“双制度共容”与半个世纪前的思路并没有根本区别，都是在承认两岸制度差异的前提下谋求和平整合。

书中关于两岸青年的设计颇有现实意义，主张为年轻人创造共同的发展机遇，让他们从彼此陌生走向合作共事，这和大陆近年持续推动的台湾青年来大陆就业创业、实习交流等举措方向一致。

它强调的“非军事、制度化”路径，在台海军机活动频繁、外部势力不断介入的当下，也确实回应了岛内民众求和平、求稳定的普遍心理。

问题在于“抛弃‘一国两制’”这一提法本身。如果只是不满意某个名称，大陆从来没有把话说死。

2019年1月，中方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2022年8月发布的《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也写明，“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建议，充分照顾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

真正不能谈的是“一国”。无论叫“共同体”还是别的名字，只要它被用来模糊一个中国的主权归属，把两岸包装成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那就和当年美国推动的“划海而治”殊途同归，不可能被大陆接受，也难以真正带来和平。

反过来，如果“双制度共容大中华共同体”的出发点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在此基础上探讨制度安排，那它与“一国两制”实际上是同一件事的不同说法，所谓“抛弃”也就无从谈起。

所以，这个新模式行不行，关键不在名称新旧，而在根基是否稳固。

台湾岛内能有人从和平与制度整合的角度去思考两岸前途，本身是值得肯定的变化，但任何方案若想走得远，都绕不开这块基石。国共双方当年未竟的事业，今天仍在等待两岸中国人在同一个前提下把它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