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00年前后，上海，章太炎正在整理《訄书》。他没有把三国人物只当作忠臣、名将来评判，而是盯住了一个很冷峻的问题：关羽败亡之后，谁真正从这场变故中获得了政治上的便利？
章太炎在《訄书·正葛》中提出，关羽之死并不能只归咎于孙权。他甚至推断，诸葛亮可能借孙权之手除掉关羽。这个说法十分尖锐，却不能直接当作已经被史料证明的事实。它更像是一种政治推演，是章太炎借三国旧事，对人物权力关系所作的重新解释。
关羽的败亡，发生在建安二十四年，也就是219年。此前，他镇守荆州，发动襄樊之战，一度水淹于禁所部，威震中原。曹操甚至考虑迁都，以避开锋芒。可关羽的声势越大，所承担的风险也越重。
荆州并非一块普通的驻地。它连接益州、汉中和江东，是刘备集团向北发展的重要通道。关羽掌握重兵，又拥有极高威望，既是刘备的结义兄弟，也是荆州军政体系的核心人物。这样的人，一旦战局失控，影响绝不只是个人生死。
转折来自孙权。孙权早已对荆州虎视眈眈，关羽北攻襄樊后，后方兵力空虚。吕蒙伪装病重，陆逊接替其职，并通过书信降低关羽戒心。随后，孙吴军队袭取公安、江陵，荆州守军相继动摇。关羽从樊城前线回撤时，已经失去了最重要的根据地。
这里有一个关键事实：正史没有留下诸葛亮与孙权合谋杀害关羽的直接证据。诸葛亮当时并不在荆州，也没有可靠文献证明他向孙权发出过秘密指令。关羽被擒后，于临沮被孙权方面处死，主导这一行动的是孙吴政权，而不是蜀汉丞相。
那么，章太炎为何仍要提出这种判断？
原因在于，章太炎并不满足于“孙权杀关羽”这一层解释。他注意到，关羽死后，刘备集团内部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关羽不再拥有独立统率荆州军队的可能，刘备身边也少了一个威望极高、能够直接影响军政走向的人物。对诸葛亮而言，这种变化无疑减轻了内部协调的压力。
有意思的是，关羽与刘封的关系，也被章太炎纳入了推论。刘封是刘备的养子，驻守上庸。关羽北伐时曾向刘封、孟达求援，但两人没有及时出兵。关羽败亡后，刘备追究责任，刘封最终被赐死。按照《三国志》的记载，诸葛亮曾劝刘备除掉刘封，理由是刘封刚猛难制，且刘禅继位后可能形成隐患。
这两件事前后相连，便给了章太炎进一步发挥的空间：关羽一死，刘封失去重要的外部牵制；刘封被除，刘备集团内部又少了一位可能影响继承秩序的人物。章太炎由此认为，诸葛亮虽未必亲自布置了荆州之变，却可能在政治结果上成为受益者。
但“受益”不等于“主谋”。这是读这段历史时必须守住的界限。历史人物可以从某个结果中得到便利，却不能因此倒推出他必然策划了整个事件。若没有通信、命令或旁证，直接认定诸葛亮借孙权杀关羽，仍属于推测。
诸葛亮与关羽之间，也未必存在小说中那种简单的相互猜忌。关羽擅长统兵，诸葛亮长于政务、谋略和后方组织，两人的职责并不完全相同。真正的矛盾，更多来自蜀汉集团资源有限、荆州与益州相隔遥远，以及各地将领必须独立承担决策风险。
关羽的性格同样不能忽略。他轻视士大夫，却重视士卒；对孙权求亲的态度极为强硬，还曾羞辱东吴使者。这样的作风，固然体现了个人气节，也加深了孙刘联盟的裂痕。荆州失守并非一个人的暗算所能解释，而是军事冒进、后方空虚、外交破裂和内部支援不足共同造成的结果。
章太炎真正有价值的地方，不在于他是否准确揭开了某个秘密，而在于他提醒人们：历史不能只看成败，也不能把名将写成毫无缺点的英雄，把谋臣写成永远正确的圣人。关羽之死有明确的行动者，却未必有一个能够包办一切的幕后主谋。
《正葛》的锋芒，正在这种不留情面的追问里。它把关羽、诸葛亮、刘封和孙权放进同一张权力关系图中，逼着读者分辨史实、推论与传说。至于诸葛亮是否真的借孙权除掉关羽，现有史料仍不足以作出肯定结论；可以确认的，是荆州一失，关羽身亡，刘封被杀，刘备集团的政治格局随之彻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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