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张志强
《天边》要呈现的不是一个人的成长，而是一群人如何从荒芜中创造出世界。小说是从一声追问开始的。中原大地的红薯地里，10岁的少年八分仰起头问姥爷：“天边在哪里？”姥爷赵秉承答得十分狡黠：“天边在天山的边上。”八分于是悲愤起来，觉得大人拿车轱辘话糊弄小孩。
《天边》是一部拓荒书更是一部创业史。通常有关屯垦戍边题材的作品都会全力描写苦难，铺陈住地窝子、喝苦水、风沙蔽日、人拉犁等。张者不同，塔里木河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碰面才是他要写的重点。沙漠遇到河流，沙和水融合成土，这就形成了旷野和荒原，这才是他真正要表达的东西。
先有水与沙，再有土，再有旷野，再有草木，最后才是“这时，兵团人来了。”这个叙述次序不动声色地把兵团史嵌进一个拓荒的框架里。作者要说的是，兵团最本质的行为是“无中生有”，把地图上一片虚无的大蛮荒，变成一个可以住人、繁衍的世界，一个生机勃勃的人间。八分在沙丘上望出去，“天地沉默不语，万物寂寥无声”，他感到“那种广阔的‘无’，却比‘有’更能震撼人心。”
小说中的地名“一碗泉”具有深刻的哲学意味，它说的是，世界的第一滴水，不是江河湖海，而是被量过、被省着喝、被一个人的性命换来的“一碗”水。拓荒在这里不是从汪洋里分出陆地，而是兵团人说的“水要省在一碗里”。
在这片荒原上展开的第一件大事不是开荒，而是通信。中原和天边之间，信来信往。在兵团垦荒的姚桂嘉排长与赵秀英结了婚，秀英把孩子八分生下来搁在娘家，一个人走了。这孩子凭什么存在？凭的就是那封信里的婚约。他后来怎么想象爹妈？靠信封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那行红字，靠用军装改的童装，还靠衣服上留着的莫合烟味——“是新疆人的味道，也就是爹的味道”。一个从头到尾缺席的父亲，被八分靠文字和气味一点点描述出来。
这是一个由语言、信、气味、距离搭建起来的世界。当八分决定把“八分”改掉，取名“姚远”的时候，是人物的第二次命名、第二次出生。姚远，遥远，天边本就遥远。至此，人与地理合而为一，人被造出来的时候，就被造成了一个坐标。
《天边》的空间想象，具有独特的结构感，它像一张同心圆构成的宇宙图。最里圈是绿洲，出了绿洲是大田，出了大田是大漠，走出大漠才能走向全世界。张者说，少年时代他们把整个大漠当成舞台、当成天堂、当成青春纪念册。这句话里有层层递进的创造逻辑，家园是中心，劳动是它的延伸，荒原是它的边界，而世界在更外面等着。
《天边》最具史诗性的地方是，它的拓荒不是单次的，而是可以反复重演的，是被彻底世俗化了的。兵团已经繁衍到第四代，每一代人都在重新创造一遍自己的世界。姚远从各地招工，新疆、河南、重庆，四面八方的人揣着发家致富的梦想坐上绿皮火车，这些场景正是《天边》把一个宏大叙事拉回人间的方式。拓荒在这里是一次又一次的播种与采收。棉田里的吆喝、绿皮火车上的喧哗、不同地方的歌声和舞步……《天边》从拓荒的奇迹，变成了拓荒的日常。
小说的调性，最终要靠声音来确定。张者说，写这部小说最难的是调性，轻与重的平衡把握不好，就失去了写作的意义。为了找到那个调子，他专门跑去新疆听木卡姆。木卡姆是一门把苦难唱成欢喜的口头艺术，在悠扬的吆喝里唱述命运。找到了它，张者才觉得好写了。这让人忽然意识到，《天边》是一支曲子，张者用一份能唱苦难的谱子造世界。
《天边》创造了一个世界，最后是给沙漠“锁边”。“天边”就是边陲、戍边、锁边，乃至兵团人的边境守望，都围绕着一个“边”字。《天边》的落点在“边”，世界不是从中心向外的无限扩张，而是被人在最危险的边缘处一寸寸画定、缝牢、守住。
多年以后，姚远、黄建疆、李军垦三位老人在一家名叫“天边”的客栈里重逢，这家客栈此时已成游人纷至的诗与远方。黄建疆的女儿黄花问：“天边到底在哪里？”姚远答：“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已经不只是造一个世界，而是造完之后，还要知道这就是世界。由此，张者完成了他的世界想象，这个世界是历史与现实、空间与时间的交织，也是物质与精神的激荡。
(作者系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创作教研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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