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俄美要重画欧洲安全版图？乌克兰和欧洲为何坐不住了

据新华社报道，为期两天的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11月11日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结束，各方就大规模交换被俘人员达成协议，但在结束冲突、领土争议、乌克兰安全保障及欧洲未来安全架构等关键问题上仍存“重大分歧”。

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与威特科夫12日将前往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其讨论让欧洲参与谈判的可能性，随后赴都柏林向泽连斯基通报会谈情况。

在欧洲国家参与谈判的问题上，俄乌立场存在差异。俄罗斯谈判代表团团长、俄总统助理梅金斯基表示，俄方代表团没有在阿布扎比与欧洲代表接触，此次谈判属于俄美乌三方性质。乌方则主张扩大谈判参与范围。

梅金斯基还表示，安全架构是阿布扎比会谈的核心议题。俄不止一次提出构建欧洲安全架构问题，需在欧洲建立全新的、全面的、公正的安全体系。此前，美方已表明试图将重构欧洲安全架构与停火挂钩，但欧洲多国与乌克兰深感不安，认为应该先停火再讨论未来的欧洲安全。

当地时间2026年11月11日，丹麦哥本哈根，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在丹麦议会发表讲话后获全场起立鼓掌。视觉中国 图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万青松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俄乌双方都陷入战场瓶颈、美国内政出现变数，让三方有意重返谈判。而本次会谈系首次提出探讨冲突结束后的欧洲安全新架构，俄方为此派出了与之前不同的谈判团队，“试图把乌克兰问题重新包装成美俄战略稳定和欧洲安全架构重塑的一部分”。

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思羽对澎湃新闻表示，美国把欧洲安全架构重构与停火挂钩，这一议题正是俄方的议价空间所在。不过，欧洲仍握有三笔筹码。

乌克兰危机得以解决之日，很可能就是新国际秩序的诞生之时，届时对国际冲突的处理模式、大国关系和国际安全机制都将产生颠覆性影响。

谈判重启背后的多重博弈

会谈于10日开始，是俄美乌三方自今年2月以来首次恢复面对面谈判。首日会谈持续近四个小时，第二天会谈不到两个小时。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的报道称，为期两天的谈判气氛逐渐冷淡。

据新华社报道，俄乌大规模交换被俘人员是此次会谈取得的成果。美方谈判代表、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表示，此次交换规模可能创纪录，具体人数预计12日确定。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信息管理局第一副局长亚历山大·佐林当天表示，俄乌可能在未来两至三周内各自向对方移交超过1000名被俘人员。

库什纳表示，各方就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在部分领域看到了妥协空间，但另一些问题仍需磋商。

乌克兰谈判代表团成员、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经过两天谈判，各方得以直接阐述各自立场，但“重大分歧依然存在”，未来仍有大量艰巨工作需要完成，同时也存在继续推进谈判进程的机会。

万青松分析称，此次会谈重启的推动力，在于俄乌双方在入冬前夕都遇到了阶段性瓶颈。“乌克兰面临前线兵员补充困难，俄军对乌电网的高强度空袭，使争取能源设施停火成为乌方的迫切需求。”他表示，“尽管中东危机推高油价改善了俄方短期外贸收入，但在地面难以速胜、后方炼油厂受袭、粮食出口受限等情况下，莫斯科也有动力通过局部缓和换取美方制裁松绑，（10月达成的）俄美柴油交易让莫斯科看到了新的希望。”

与此同时，美国民主党在11月3日举行的中期选举中赢得国会两院多数席位，预计将于明年1月正式接管国会。这一结果可能压缩特朗普政府未来两个月的政策操作空间，带来了结束俄乌冲突的紧迫感。

万青松指出，特朗普试图在中期选举前平抑国内油价、展现其外交控局能力，因此派特使威特科夫于10月下旬密集穿梭基辅与圣彼得堡，赶在投票日前一天的11月2日敲定了会谈日程。但选举结果表明，俄美柴油交易对油价和改变民意的作用有限。不过，特朗普仍然有意在新一届国会明年1月正式运转前，把他在乌克兰危机上的回旋余地发挥到“极致”。

而在俄罗斯方面，万青松认为，莫斯科希望通过与特朗普政府直接接触争取实际利益，但对美国政策的长期延续性持谨慎态度。俄方认为，民主党正式接管参众两院后，美国对外承诺的法律可信度将大打折扣。特朗普在推行涉俄乌政策时，很可能遇到国会对美俄“大交易”的封锁，迫使白宫只能在行政的灰色空间里打擦边球。但这种操作随时可能被下届政府或国会推翻。因此，俄方在谈判桌上只会索取立竿见影的实利，而不会为了一纸脆弱的行政承诺，在核心安全问题上让步。

但在阿布扎比会谈前，一位不具名的美国官员透露，俄乌双方私下都在领土问题上展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任何关于领土的协议可能会在谈判尾声时达成，前提是各方在其他问题上达成一致，尤其是战后安全。

英国《经济学人》的文章称，熟悉阿布扎比会谈的人士指出，俄罗斯在结束当前前线战斗的问题上表现出异常的灵活性。但这种灵活性是在美国谈判代表提出扩大谈判范围，涵盖更广泛的欧洲安全讨论之后才显现的。

尽管核心问题难解，但俄乌通过局部停火尝试缓和局势。在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娅的斡旋下，俄乌于10月下旬在赫尔松州奥列什基及周边地区实施局部停火，为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和人员撤离创造条件。11月5日，梅拉尼娅在白宫会晤了俄乌代表。

万青松认为，奥列什基停火在技术和程序层面创造了积极条件。一方面这证明了即便在高度敌对的状态下，俄乌的基层无人机操作员和炮兵能执行近140个小时的静默命令，军事指挥链仍严密有效。另一方面，从救援平民、授勋致谢切入，美俄乌得以在中期选举前后的敏感时刻在白宫公开会面，为阿布扎比磋商提供了顺畅的舆论铺垫。

欧洲安全架构成为新焦点

俄乌冲突是“二战”以来欧洲最惨烈的地缘冲突，但在此前的会谈中，欧洲往往被排除在外。

长期以来，欧洲领导人坚持认为，欧洲应参与所有有关结束冲突的谈判，且任何协议都不应以牺牲乌克兰主权为代价。欧洲各国担心，美国可能施压乌克兰，达成有利于俄罗斯的解决方案。但俄罗斯一直坚持会谈应以美俄乌三方的形式进行。

本轮会谈形式则改为乌方先与英、法、德、意、北约和欧盟委员会代表对齐立场，美国总统特使在场，再进入三方会谈。有消息称，该程序系乌方争取所得，以使欧洲获得实质参与通道，乌克兰在进入三方会场前完成立场聚合。

近几周来，让欧洲参与会谈的呼声有所增强。在10月20日前往莫斯科前，威特科夫曾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停留，和挪威、芬兰领导人会晤。库什纳表示，美方代表12日和普京会晤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允许欧洲加入下一轮谈判，以便继续讨论俄罗斯和北约的关系，以及未来的欧洲安全体系。

据媒体此前报道，特朗普宣布正酝酿一项关于欧洲安全的重大协议，且“涉及的范围将远不止乌克兰”。库什纳也表示，美国希望在乌克兰、俄罗斯和欧洲之间“建立一个新的安全框架”，以确保“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和平”。

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报道分析称，相较此前的会谈，特朗普政府正在尝试一种新方法，把关注点转向北约和更广泛的欧洲安全秩序问题。美国的立场和俄乌冲突爆发前俄罗斯的观点接近，即俄乌冲突无法在不讨论欧洲未来安全架构的情况下结束。

分析认为，阿布扎比会谈的俄方代表团阵容本身，就释放出了俄罗斯对谈判要求的信号。本次俄方代表团仍由强硬派的梅金斯基率领，除外交官外，还包括军方和联邦安全局官员。其中，负责对美关系及军控事务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首次参与谈判。

万青松表示，俄方通过派出军事、情报、对美关系等领域的专业官员，试图把乌克兰问题重新包装成美俄战略稳定和欧洲安全架构重塑的一部分。此外，俄罗斯还希望在接下去的多边场合，把地区冲突的解决纳入全球安全议题。

而对于乌方，王思羽分析称，乌克兰提出缓和局势、落实停火、建立安全保障机制、推动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并主动提交黑海与能源领域专项停火方案，将释放战俘列为第一优先，正试图在局部议题上抢占主动，随后引欧洲入场，增加保险。

但乌克兰和欧洲官员担心，美国提出把欧洲安全架构的讨论纳入谈判，可能为俄罗斯提供新的手段以拖延达成停火协议。

ABC分析称，讨论欧洲安全的安排对任何长期和平协议都至关重要，但这一方法的问题在于，它可能会用一场更漫长、更艰难，事关北约在欧洲存在的谈判，取代一场已经很艰难的领土谈判，把问题变得更复杂。

有报道称，美国官员希望探讨与乌克兰达成北约式的集体防御协议，甚至可能让北约本身作为担保。但乌克兰怀疑特朗普能否兑现此类承诺。俄罗斯不愿意接受多国联合维和部队进入乌克兰，也未放弃要求乌克兰宣布中立并削减军队规模的立场。

除了安全保障，战后对乌克兰的财政支持同样是争议焦点。《经济学人》文章称，乌克兰认为，若要解除武装并让俄罗斯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乌克兰将需要至少十年的巨额安全和财政援助，以弥补战争造成的损失，支持退伍军人及其家属，维持一支至少80万兵力的军队。目前尚不清楚欧洲国家是否愿意在战后为乌克兰提供如此规模的经费支持。

王思羽指出，若华盛顿持续向较弱且更依赖美方的一方施压，谈判存在滑向以乌克兰主权换停火的风险，这就成为欧洲必须对冲的方向，也是基辅坚持引入欧洲作为谈判方的原因。

“目前，欧洲仍握有三笔实际筹码。”王思羽指出，解除制裁取决于欧盟理事会的一致同意程序，英国也须依据本国法律调整制裁措施；欧盟境内约2100亿欧元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绝大部分由比利时欧洲清算银行托管，相关资产的处置及乌克兰重建资金安排离不开欧洲的参与，乌克兰入盟进程也将影响其长期重建与发展；乌克兰战后的安全保障安排将涉及欧洲主导的多国部队部署，欧洲在其中具有重要作用。

万青松认为，欧洲安全结构本质上由美国领导的北约主导。俄罗斯虽然希望成为新欧洲安全架构的设计者，以最大限度保障本国安全利益，但为此要打破以西方为规则基础的国际秩序，这一目标暂时不现实。

“乌克兰危机涵盖三方面的矛盾：双边层面是俄乌争夺苏联解体遗产的无解矛盾；地区层面是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安全困境；全球层面是大国围绕构建新世界的激烈争斗。”因此，万青松说，乌克兰危机得以解决之日，很可能就是新国际秩序的诞生之时，届时对国际冲突的处理模式、大国关系和国际安全机制都将产生颠覆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