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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斯蒂芬·威特(Stephen Witt)
作者是《黄仁勋:英伟达之芯》(The Thinking Machine)一书的作者,该书为黄仁勋的传记。
我们生活在人工智能时代,而这一时代之所以能够到来,黄仁勋或许比任何其他个人都发挥了更加关键的作用。我们正在利用英伟达的设备构建各种人工智能系统,它们将以我们目前无法想象的方式重塑社会与文化。然而,黄仁勋的崩塌并不是一个关于技术的故事,而是一出亘古不变的人性悲剧:一个男人因狂妄自大、过度自信而最终走向自我毁灭。有些事情,从来就不曾改变。
当初为黄仁勋撰写传记时,我将其命名为《思考机器》。这个书名既指驱动人工智能的微芯片,也指黄仁勋那颗咄咄逼人、永不停歇的大脑。他的思维似乎从不放缓,更不会停止运转。如今,随着他的惊人离职,至少两段婚外情的曝光成为促使他下台的导火索。其中一名女子被美国情报机构认定为竞争对手剑蝶,另一人则是直接向他汇报工作的下属。我想,我应该为这本传记写一部续篇,书名就叫《思考机器:你当时究竟在想什么?》。
先来看看黄仁勋与Alice Huang的婚外情。Alice是一名企业高管,负责管理一家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公司,该公司在东南亚拥有多座数据中心。这些数据中心被怀疑曾帮助竞争对手人工智能开发商绕过美国对英伟达设备销售实施的限制。鉴于美国情报机构已经掌握了黄仁勋与Alice存在恋爱关系的证据,很难相信他对其中发生的事情毫不知情。
再来看据报道黄仁勋与金伯莉·鲍威尔(Kimberly Powell)的关系。鲍威尔是英伟达医疗保健业务部门的一名高管,也是黄仁勋的直属下属。一名前英伟达员工告诉我,这段婚外情在公司内部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别忘了,黄仁勋的两个孩子也在同一家公司担任高管。这种行为所表现出的傲慢令人震惊,也是对家人公然的不尊重。我问那名前员工,黄仁勋为什么要当着自己孩子的面做出这样的事情。对方说,这能让他产生一种亢奋感,一种自恋者沉醉于自我满足的快感。
今年早些时候,我就开始听到有关黄仁勋婚外情的传闻,但始终无法予以证实。在英伟达内部,存在着一种近乎黑手党式的缄默文化,外人很难打破,而这种文化使黄仁勋得以肆无忌惮地展现自己最糟糕的一面。有时,我能从下属在他面前阿谀奉承的笑声中感受到这种唯命是从的氛围,也能从他离开房间后那些人低声嘟囔的只言片语中察觉端倪。最终,打破英伟达沉默文化的,是政府情报机构以及本报的记者。然而,如今这道遮掩真相的屏障已经瓦解。如果接下来有更多女性站出来,我不会感到惊讶。事实上,谁都不会感到惊讶。
黄仁勋曾煞费苦心地掩饰自己的傲慢。2023年,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和身边负责对外事务的团队一直努力塑造他谦逊低调的形象。在我们的交谈中,黄仁勋总是设法将人们的注意力从自己的成就上移开,迅速把功劳归于员工和高管团队。他还喜欢主动与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握手寒暄。他自己年轻时曾当过洗碗工,这一点他从来不会让你忘记。他喜欢光顾那些不起眼的街边小餐馆,并留下极为慷慨的小费。有一次,我和他在丹尼斯餐厅共进早餐,他给我们的女服务员留下了1000美元小费,全是面值100美元的钞票。而且,他并没有刻意张扬这件事。我还是后来专门找到那位女服务员询问,才得知此事。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我开始怀疑,这一切不过是一场表演。它并不是为了博取旁观者的好感,而是为了满足黄仁勋对自身形象的迷恋。事实上,黄仁勋是个相当傲慢的人。他几乎无法容忍不同意见,也基本没有平等、开放地展开讨论的能力。哪怕你只是在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反驳他,也无异于点燃了一根导火索。如果你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很快就会勃然大怒,冲着你破口大骂,斥责你的愚蠢。黄仁勋的一通训斥可能持续一个小时甚至更久。他手下的高管似乎真的很害怕他。听他们讲述这些经历时,我不禁想起电影《爆裂鼓手》中那个以辱骂和精神压迫折磨学生的音乐教师。
为了塑造一个顾家好男人的形象,黄仁勋付出的努力甚至更多。在这方面,他的表演更加难以识破,而其中必定也掺杂着大量自我欺骗。他总是谈起妻子洛丽,以及两个孩子麦迪逊和斯宾塞。与他那套经不起推敲的亲民形象不同,他对家人的感情似乎是真挚的。他经常带着家人周游世界,也鼓励两个孩子放弃原本从事的其他行业,加入自己的芯片公司。就在几个星期前,黄仁勋还在夏威夷的一场婚礼上,亲自将女儿麦迪逊交到新郎尼科·卡普雷兹(Nico Caprez)的手中。卡普雷兹同样是英伟达的一名高管。
黄仁勋17岁时认识了洛丽。当时,两人是电气工程课程上的实验搭档。黄仁勋那时十分腼腆,足足过了六个月才鼓起勇气约她出去。洛丽是他的初恋,两人在二十岁出头时结婚。为了让黄仁勋能够追逐创办公司的梦想,洛丽退出职场,承担起抚养孩子的责任。黄仁勋曾多次谈到妻子为他作出的牺牲。而如今,他对她的背叛可谓彻彻底底。
在为黄仁勋撰写传记的采访过程中,我曾与他和洛丽的一些相识最久的朋友交谈。这些人在两人二十多岁时就已与他们相识,那时黄仁勋还没有获得后来的财富与声望。我有时会试探性地抛出一些问题:黄仁勋有没有可能不忠于婚姻?有没有听说过他们夫妻关系不和的传闻?两人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特殊的婚姻“约定”?我得到的回答始终是,黄仁勋夫妇的婚姻十分幸福,甚至堪称理想,是值得他人效仿的典范。
如果两人离婚,洛丽·黄可能成为美国最富有的女性之一。他们当然有可能签署过婚前协议,或者存在其他某种约定,但我对此表示怀疑。两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结婚时,都没有多少财产。如今,他们共同持有的数亿股英伟达股票由家族信托持有。不久前,他们还向范德堡大学位于旧金山的新校区捐赠了7500万美元,用于建设一座标志性建筑。而在两人相识的俄勒冈州立大学,由他们资助建设的另一座建筑也即将竣工。
这种虚伪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早年间,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英伟达基本上是一个由男性主导的圈子。员工们在办公室里打电子游戏、喝啤酒,公司里几乎没有女性员工。有一段时间,英伟达甚至把一个名叫“黎明”(Dawn)的计算机生成精灵形象当作吉祥物。这个精灵衣着暴露,胸部丰满。到了2020年左右,“黎明”仿佛被刻意从公司的历史记忆中抹去。也正是在那个时期,黄仁勋开始谈论如何赋予公司女性员工更多权利。2023年,我在英伟达园区亲眼见到黄仁勋慷慨激昂地呼吁实现公司内部的性别平等,尽管当时男性仍占员工总数的80%。或许,他还有某种不为人知的动机。
2025年,当黄仁勋成为特朗普总统的亲密盟友时,我感到十分意外。坦率地说,甚至可以用震惊来形容。他过去从未表现出对政治有多大兴趣,在华盛顿的人脉也相当有限。他甚至没有出席特朗普的就职典礼。然而,没过多久,他便凭借堪称高明的社交手腕赢得了总统的信任,而其中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对特朗普极尽恭维。到了今年9月白宫举行总统科技峰会时,黄仁勋已经坐在了特朗普的右手边。
特朗普与黄仁勋有不少共同之处:虚张声势、自恋,以及,我想,还有在男女关系上的放纵。然而,真正促使黄仁勋走向垮台的,却是政治因素。他说服特朗普总统放宽对英伟达芯片出口至美国主要竞争对手的限制,却也因此与特朗普政府内部主张对这一竞争对手采取更强硬政策的官员发生冲突,其中尤以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为甚。正是鲁比奥监督起草了那份揭露黄仁勋相关情况的备忘录。
如今,英伟达必须寻找新的接班人。这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黄仁勋从未培养过继任者,公司内部也不存在一个能够接替他的二号人物。科莱特·克雷斯(Colette Kress)将担任临时首席执行官,但她的专业背景是财务,而非电气工程。因此,我不认为她能够成为解决英伟达长期领导权问题的人选。
无论谁接替黄仁勋,必须是一位世界级的计算机科学家;既要能与实力雄厚的大客户敲定交易,又要能在芯片交货延迟时,直接打电话到台湾大声咆哮。没有黄仁勋的英伟达,就像没有迈克尔·乔丹的公牛队。他从一无所有打造了英伟达,但正是凭借他的傲慢与有毒的自我膨胀,留下了一个可能永远无法填补的空缺。
编者注: 本文编译自《纽约时报》,原文部分背景信息(竞争对手)使用了策略化改写,同时保留主要报道内容及原有事实表述。
作者简介|斯蒂芬·威特(Stephen Witt)
斯蒂芬·威特(Stephen Witt,1979年生),美国调查记者、非虚构作家及电视制片人,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数学专业,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硕士学位。其报道主要关注科技、商业与文化变迁,作品见于《纽约客》《纽约时报》《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知名媒体。2015年出版首部著作《How Music Got Free》,追溯MP3技术、数字音乐盗版及互联网对音乐产业的深刻影响,并入围《金融时报》年度商业图书奖等重要奖项。2025年,他出版黄仁勋传记《The Thinking Machine》(中文出版名《黄仁勋:英伟达之芯》),通过对黄仁勋的六次直接采访,以及与近200名英伟达高管、员工、联合创始人、商业竞争对手和多年好友的交流,深入考察了黄仁勋的个人经历、领导方式及英伟达崛起的历史。这部作品荣获2025年《金融时报》与施罗德集团年度商业图书奖。威特现居美国洛杉矶。
拓展阅读|斯蒂芬·威特如何走近黄仁勋?
斯蒂芬·威特对黄仁勋的了解,并非仅仅来自公开报道。2023年,他为《纽约客》撰写黄仁勋的人物特稿,此后又以此为基础,完成了2025年出版的传记《黄仁勋:英伟达之芯》(The Thinking Machine)。为了尽可能还原这位科技巨头的真实面貌,威特系统查阅了数百篇历史报道和大量早年影像资料,并通过深入挖掘黄仁勋鲜为人知的个人经历,逐步获得了他的信任。据威特本人介绍,在传记写作过程中,他先后六次直接采访黄仁勋,并与约200名相关人士交谈,包括英伟达的高管、员工、联合创始人、商业竞争对手,以及黄仁勋相识多年的朋友。
黄仁勋本人也为他接触部分受访者提供了便利。然而,如此广泛的采访并不意味着威特能够不受限制地观察黄仁勋的私人生活。他曾希望全天跟随黄仁勋,观察其日常工作及与员工的互动,但未能获得许可。2025年,威特还公开表示,希望有机会进一步采访黄仁勋的妻子洛丽,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这意味着,他此前对黄仁勋婚姻与家庭关系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建立在黄仁勋本人的讲述、老友的回忆及公司内部人士的观察之上。正因如此,当新的调查报道与他过去掌握的信息发生冲突时,威特在本文中对黄仁勋的重新审视才格外值得关注:这既是一位长期接触当事人的传记作者对其公众形象的重新评价,也揭示了人物传记写作中一个难以回避的局限,即便能够接近权力核心,也未必能够看清一个人的全部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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