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BL I 甲状腺功能减退通过破坏THRβ/RXRβ–AMPKα1–GPX4信号轴诱导肝脏铁死亡的机制研究

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congenital hypothyroidism，CH）是新生儿最常见的内分泌疾病之一，全球发病率约为1/1400–1/2800。甲状腺激素不仅参与机体生长发育，还在肝脏脂质代谢、能量稳态及氧化还原平衡中发挥重要作用。既往研究发现，甲状腺功能减退与肝炎、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及肝纤维化密切相关，但其导致肝脏损伤的具体分子机制尚不明确。铁死亡（ferroptosis）是一种以铁依赖性脂质过氧化积累为主要特征的程序性细胞死亡方式，其发生与铁稳态紊乱、谷胱甘肽（GSH）耗竭及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4（GPX4）抗氧化防御受损密切相关。然而，甲状腺激素缺乏是否通过扰乱铁代谢及抗铁死亡信号通路，促进肝细胞铁死亡和肝脏损伤，仍有待进一步阐明。

2026年11月4日，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及浙江大学等机构的研究团队在国际学术期刊《Cellular & Molecular Biology Letters》（IF=12.2,Q1，中科院1区）在线发表题为“Hypothyroidism drives hepatic ferroptosis via disrupting THRβ/RXRβ–AMPKα1–GPX4 axis”的研究论文（DOI：10.1186/s11658-026-01024-5）。Chuanhe Chen和Shaogang Qin 为共同第一作者，Yanfang Wang、Jianguo Zhao、Ying Zhang和Kefeng Lei 为通讯作者。论文于2026年3月8日投稿，9月4日接收，目前以Article in Press形式发表。

本研究利用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巴马小型猪模型，结合多组学分析、人类新生儿临床样本及多物种肝细胞实验，首次系统揭示了甲状腺激素T3的抗铁死亡作用。研究发现，甲状腺激素缺乏可导致肝脏铁蓄积、谷胱甘肽代谢障碍及脂质过氧化增强，进而诱导肝细胞铁死亡。机制上，T3通过促进甲状腺激素受体THRβ与视黄醇X受体RXRβ形成异源二聚体，转录激活AMPKα1，进一步启动AMPKα–GSK3β–NRF2–GPX4抗氧化信号轴，抑制脂质过氧化及铁死亡。本研究揭示了甲状腺激素调控肝脏铁稳态和铁死亡的新机制，为甲状腺功能减退相关肝损伤及其他铁死亡相关肝脏疾病提供了潜在的治疗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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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congenital hypothyroidism，CH）诱导肝脏损伤的分子机制及潜在干预靶点。研究团队利用DUOX2基因突变的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巴马小型猪模型，结合肝脏组织学、血清生化、多组学分析及人类新生儿临床样本，系统评估甲状腺激素缺乏对肝脏铁代谢及铁死亡的影响。

研究发现，CH小型猪出现明显的肝脏炎症、轻度纤维化及铁蓄积，并伴随谷胱甘肽（GSH）代谢障碍和脂质过氧化增强，提示肝细胞发生铁死亡。此外，CH新生儿血清铁及转铁蛋白饱和度（TSAT）显著升高，提示铁稳态紊乱具有一定临床相关性。机制研究表明，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通过促进甲状腺激素受体β（THRβ）与视黄醇X受体β（RXRβ）形成异源二聚体，转录激活AMPKα1，进一步启动GSK3β–NRF2–GPX4抗氧化信号通路，从而抑制脂质过氧化及铁死亡。进一步在不同物种来源的肝细胞中证实，T3能够有效抵抗RSL3诱导的铁死亡。

综上，本研究揭示了甲状腺激素缺乏通过破坏THRβ/RXRβ–AMPKα1–GPX4信号轴诱导肝细胞铁死亡的新机制，明确了T3在肝脏铁死亡调控中的保护作用，为甲状腺功能减退相关肝损伤及其他铁死亡相关肝脏疾病提供了潜在的治疗靶点。

01

研究背景及科学问题

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congenital hypothyroidism，CH）是新生儿最常见的内分泌疾病之一，全球发病率约为1/1400–1/2800。甲状腺激素（thyroid hormone，TH）不仅参与机体生长发育，还在肝脏能量代谢、脂质稳态及氧化还原平衡中发挥重要作用。既往研究发现，甲状腺功能减退与肝脏损伤密切相关，可表现为肝炎、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及肝纤维化。然而，甲状腺激素缺乏如何引起肝细胞损伤，其具体分子机制尚未明确。

铁死亡（ferroptosis）是一种以铁依赖性脂质过氧化积累为核心特征的调控性细胞死亡方式，其发生与细胞铁稳态失衡、谷胱甘肽（GSH）耗竭及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4（GPX4）抗氧化防御功能受损密切相关。甲状腺激素能够调节细胞代谢及氧化应激，但其是否通过特定受体信号调控肝细胞铁死亡，目前仍缺乏系统性证据。因此，本研究利用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猪模型，结合人源临床样本、多组学分析及多物种肝细胞实验，探索甲状腺激素缺乏诱导肝脏铁死亡的分子机制，并寻找潜在干预靶点。

科学问题

1. 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是否会诱导肝脏损伤及铁死亡？甲状腺激素缺乏是否伴随肝脏铁蓄积、脂质过氧化及GSH代谢异常？

2. 铁代谢紊乱是否参与甲状腺功能减退相关肝损伤？CH患者及动物模型是否存在系统性铁稳态失衡，其与肝脏铁死亡之间是否存在联系？

3. 甲状腺激素T3是否具有抑制肝细胞铁死亡的作用？T3能否通过增强细胞抗氧化能力、维持GPX4表达，减轻不同物种肝细胞的铁死亡？

4. T3通过哪些受体及下游信号通路调控铁死亡？THRβ/RXRβ异源二聚体是否通过转录激活AMPKα1，进一步调控AMPKα–GSK3β–NRF2–GPX4抗氧化信号轴？

5. 靶向该信号通路能否为甲状腺功能减退相关肝损伤提供新的治疗策略？激活AMPKα或增强GPX4介导的抗铁死亡能力，是否有望成为改善甲状腺功能减退相关肝损伤的潜在干预方向？

02

重要发现及亮点

1. 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小型猪出现肝脏炎症、组织损伤及轻度纤维化

研究首先利用DUOX2基因D409G突变的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CH）巴马小型猪模型，系统评估甲状腺激素缺乏对肝脏组织结构及功能的影响。研究团队检测了肝脏甲状腺激素水平、血清肝功能指标，并结合H&E、Masson染色及免疫组化分析肝脏病理变化。

结果显示，与野生型对照组相比，CH小型猪肝脏中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水平显著降低，而甲状腺素（T4）水平无明显变化。组织学分析发现，CH小型猪肝脏出现肝小叶结构紊乱、局灶性淋巴细胞浸润，以及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浸润，并伴有轻度纤维化。此外，CXCR2和MMP9阳性细胞数量明显增加，提示肝脏炎症反应增强。

值得注意的是，CH小型猪血清AST、ALT及ALP水平并未升高，反而显著降低，提示甲状腺激素缺乏可能同时影响肝细胞代谢及肝功能相关酶的合成。

上述结果表明，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不仅造成肝脏T3缺乏，还伴随肝脏炎症浸润、组织结构异常及轻度纤维化，为进一步研究甲状腺功能减退相关肝损伤提供了动物模型基础。

图1：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小型猪出现肝脏损伤。

（A、B）检测野生型对照组（Ctrl，n=7）和CH组（n=8）肝组织中T3（A）和T4（B）的含量，并按照每毫克肝组织进行标准化。（C、D）检测两组小型猪血清AST（C）和ALT（D）水平。（E、F）检测血清AST/ALT比值（E）及碱性磷酸酶（ALP）水平（F）。（G）两组小型猪肝脏大体形态代表性图片及肝脏指数分析（Ctrl，n=9；CH，n=6）。（H、I）肝组织H&E染色（H）及Masson染色（I），黑色箭头表示局灶性淋巴细胞浸润，黄色箭头表示中性粒细胞，绿色箭头表示巨噬细胞；同时对胶原纤维体积进行定量分析。（J）免疫组化检测两组肝组织中CXCR2和MMP9的表达，并定量分析每个视野中阳性细胞所占比例。数据以均值±标准差（SD）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Student's t检验或Mann–Whitney检验；ns表示无统计学显著差异，*P<0.05，**P<0.01，***P<0.001。

2. 多组学分析揭示甲状腺功能减退相关肝损伤伴随铁死亡激活

为进一步明确CH诱导肝损伤的分子机制，研究团队对CH组和野生型对照组肝组织进行RNA测序（RNA-seq），共鉴定出2400个差异表达基因。KEGG通路富集分析显示，差异基因显著富集于铁死亡（ferroptosis）、炎症反应及多种代谢相关通路，提示铁死亡可能参与甲状腺功能减退相关肝损伤。

随后，研究团队通过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肝细胞超微结构，发现CH组肝细胞线粒体出现明显异常，表现为线粒体圆形化、嵴减少甚至消失。进一步检测发现，CH组肝组织中4-HNE荧光信号明显增强，提示脂质过氧化水平升高。与此同时，脂质组学分析显示，肝脏磷脂中的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PUFAs）明显增加，脂质过氧化相关基因ACSL4、ACSL6及ALOX15表达升高，丙二醛（MDA）含量也显著增加。

此外，研究团队检测了铁死亡相关蛋白，发现ACSL4、TF及SLC5A11等蛋白表达发生明显变化。结合TUNEL阳性增加及Cleaved Caspase-3激活较弱的结果，作者认为CH肝脏存在广泛的非凋亡性细胞死亡，并将其与铁死亡特征相联系。

上述结果表明，甲状腺功能减退相关肝损伤伴随着线粒体结构异常、PUFA积累及脂质过氧化增强，提示铁死亡可能是CH诱导肝细胞损伤的重要机制。

图2：CH小型猪肝脏中出现铁死亡相关特征。

（A）基于肝组织转录组数据绘制CH组（n=3）与对照组（n=3）的差异表达基因火山图，红色和绿色分别标记铁死亡相关基因和炎症相关基因。（B）肝组织RNA-seq差异表达基因的KEGG通路富集分析。（C）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两组肝细胞线粒体超微结构，黑色箭头表示正常线粒体，红色箭头表示异常线粒体。（D）免疫荧光检测肝组织中4-HNE（绿色）的表达，并定量分析平均荧光强度（MFI）。（E）肝组织TUNEL染色及阳性面积定量分析。（F）脂质组学分析两组肝组织中多不饱和脂肪酸（PUFAs）的标准化相对丰度。（G）RT-qPCR检测脂质过氧化相关基因ACSL4、ACSL6及ALOX15的mRNA表达水平。（H）检测肝组织MDA含量。（I、J）Western blot检测ACSL4、ALOX15、PRDX3、TF及SLC5A11蛋白表达，并对其相对于GAPDH的表达水平进行定量分析。数据以均值±SD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Student's t检验；*P<0.05，**P<0.01。

3. CH小型猪及人类新生儿均存在铁代谢紊乱，提示铁稳态失衡具有临床相关性

鉴于铁死亡是一种依赖铁离子积累及脂质过氧化的调控性细胞死亡方式，研究团队进一步系统分析了CH小型猪的铁代谢状态，以明确铁稳态失衡是否参与甲状腺功能减退相关肝损伤。

结果显示，与野生型对照组相比，CH小型猪血清铁及肝脏铁含量均显著升高，脾脏铁含量也明显增加。普鲁士蓝染色进一步证实CH组肝组织存在明显铁沉积。与此同时，肝组织中转铁蛋白（TF）水平及多种铁代谢相关基因表达发生显著改变，提示甲状腺功能减退可能影响机体铁的摄取、转运及储存过程。

为验证上述发现的临床相关性，研究团队进一步检测了CH新生儿及健康对照的血清铁代谢指标。结果发现，CH新生儿血清铁及转铁蛋白饱和度（TSAT）显著升高，而未饱和铁结合力（UIBC）明显降低；血清铁蛋白、转铁蛋白及总铁结合力（TIBC）则无显著差异。

上述结果表明，甲状腺功能减退不仅在动物模型中引起肝脏铁蓄积，还可能伴随人类新生儿系统性铁代谢紊乱，为铁稳态失衡参与CH相关肝损伤提供了临床支持。

图3：CH小型猪及CH新生儿存在系统性铁代谢紊乱。

（A）CH组和对照组小型猪铁代谢分析的实验流程示意图。（B）检测两组小型猪血清铁含量（Ctrl，n=6；CH，n=8）。（C）检测两组不同组织器官（肝脏、心脏、肾脏、肠道及脾脏）的铁含量（CH，n=5；Ctrl，n=6）。（D）检测两组小型猪肝组织中转铁蛋白（TF）水平。（E）肝组织普鲁士蓝染色及铁阳性染色面积定量分析。（F–N）RT-qPCR检测CH组和对照组肝组织中铁代谢相关基因的mRNA表达水平。（O）CH小型猪肝脏铁代谢紊乱的机制示意图。（P）CH新生儿及健康对照新生儿铁代谢指标检测的实验流程示意图。（Q）检测CH新生儿（n=7–8）及健康对照（n=7）的血清铁代谢指标。数据以均值±SD表示。针对多重比较，采用Benjamini–Hochberg错误发现率（BH-FDR）方法校正P值，并以q值表示；q<0.05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4. 谷胱甘肽代谢障碍可能是CH肝脏铁死亡发生的重要原因

铁死亡的发生不仅依赖铁离子积累及脂质过氧化，还与细胞内抗氧化防御系统受损密切相关。其中，谷胱甘肽（glutathione，GSH）是维持细胞氧化还原稳态的重要抗氧化分子，也是GPX4发挥脂质过氧化物清除功能的关键底物。

为明确CH肝脏抗氧化代谢是否发生改变，研究团队进一步开展非靶向代谢组学分析。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CH组肝组织中GSH及多种抗铁死亡相关代谢物明显减少。进一步分析发现，GSH、氧化型谷胱甘肽（GSSG）、谷氨酸（Glu）、γ-Glu-Gln、焦谷氨酸（pGlu）及胱氨酸-谷胱甘肽二硫化物（Cys-SSG）等多种参与GSH代谢的关键代谢物均显著下降。

与此同时，RT-qPCR结果显示，谷胱甘肽合成酶（GSS）表达受到抑制，而谷氨酸-半胱氨酸连接酶催化亚基（GCLC）、修饰亚基（GCLM）及SLC5A11表达升高，提示GSH合成及相关代谢网络发生明显紊乱。

上述结果表明，CH肝脏存在显著的GSH代谢障碍，抗氧化防御能力下降可能进一步加剧脂质过氧化，为肝细胞铁死亡提供了代谢基础。

图4：甲状腺功能减退相关肝损伤中GSH代谢受到损害。

（A）非靶向代谢组学分析CH组（n=7）与对照组（n=7）肝组织中代谢物的标准化相对丰度。（B）利用MetaboAnalyst平台对非靶向代谢组学数据进行代谢物通路富集分析。（C）检测GSH代谢相关代表性代谢物的相对丰度。（D）RT-qPCR检测两组肝组织中GSH代谢相关基因的mRNA表达水平。（E）CH肝脏中GSH代谢紊乱的机制示意图。数据以均值±SD表示。组间比较采用Student's t检验或Mann–Whitney检验；*P<0.05，**P<0.01，***P<0.001。

5. T3在不同物种及肝脏细胞类型中均表现出抗铁死亡保护作用

鉴于CH小型猪肝脏中T3水平显著降低，同时伴随铁死亡及抗氧化代谢障碍，研究团队进一步探讨T3是否能够直接发挥抗铁死亡作用。

研究首先在人源肝上皮细胞THLE-2中建立RSL3诱导的铁死亡模型。结果显示，T3预处理能够显著改善RSL3诱导的细胞形态损伤，提高细胞存活率，并降低培养液中乳酸脱氢酶（LDH）释放水平。进一步检测发现，T3能够降低细胞内MDA及4-HNE水平，减轻脂质过氧化损伤。

随后，研究团队进一步在不同物种来源的肝脏细胞中验证T3的保护作用，包括人源肝星状细胞LX-2、人源肝癌细胞HepG2、猪源肝星状细胞PHSC、猪源肝细胞PICM-19、小鼠肝星状细胞JS-1及小鼠肝癌细胞HEPA1-6。

结果显示，T3在上述不同细胞类型中均能够不同程度地抵抗RSL3诱导的铁死亡，其保护作用与经典铁死亡抑制剂Liproxstatin-1具有一定相似性。此外，T3还能够改善Erastin诱导的铁死亡，但对FINO2诱导的铁死亡保护作用相对有限，提示其抗铁死亡效应可能具有一定的作用机制选择性。

上述结果表明，T3不仅是调节机体代谢的甲状腺激素，还具有跨物种、跨肝脏细胞类型的抗铁死亡作用，为T3及其下游信号通路作为潜在干预靶点提供了实验依据。

图5：T3在不同肝脏细胞中发挥抗铁死亡作用。

（A）THLE-2细胞经RSL3（3 μM，12 h）处理，并在处理前给予T3（10 μM，6 h）预处理后，观察细胞形态变化（每组n=3）。（B）采用细胞活力检测评估RSL3诱导的THLE-2细胞损伤，以及T3和Liproxstatin-1（Lip-1）的保护作用（每组n=6）；T3或Lip-1均在RSL3处理前6 h加入。（C）检测THLE-2细胞培养液中的乳酸脱氢酶（LDH）释放水平（每组n=6）。（D–G）RT-qPCR检测不同处理条件下THLE-2细胞中SLC7A11、SLC5A11、HMOX1及GCLC的mRNA表达水平（每组n=3）。（H、I）检测THLE-2细胞中MDA（H）及4-HNE（I）含量（每组n=4）。（J）观察人源LX-2、HepG2，猪源PHSC、PICM-19，以及小鼠源JS-1、HEPA1-6细胞在RSL3处理及T3预处理后的形态变化。（K–P）分别检测T3和Lip-1对RSL3诱导的人源LX-2（K）、HepG2（L）、猪源PHSC（M）、PICM-19（N）、小鼠源JS-1（O）及HEPA1-6（P）细胞铁死亡的保护作用。T3和Lip-1均在RSL3处理前6 h加入。数据以均值±SD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及Tukey事后检验；*P<0.05，**P<0.01，***P<0.001。

6. T3通过激活AMPKα–GSK3β–NRF2–GPX4信号轴抑制肝细胞铁死亡

为进一步明确T3发挥抗铁死亡作用的分子机制，研究团队重点关注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4（GPX4）。GPX4是抑制铁死亡的核心抗氧化酶，能够利用GSH清除细胞内脂质过氧化物。研究发现，CH小型猪肝脏中GPX4表达显著降低，而T3处理能够有效恢复RSL3诱导的THLE-2细胞GPX4表达下降。

进一步研究发现，T3能够促进核因子E2相关因子2（NRF2）相关抗氧化信号，并增强AMPKα及GSK3β相关通路活性。为明确该信号轴在T3抗铁死亡作用中的必要性，研究团队分别采用AMPK抑制剂Compound C（CC）、GSK3β抑制剂AR-A014418及NRF2抑制剂ML385进行干预。

结果显示，上述抑制剂均不同程度削弱T3对RSL3诱导铁死亡的保护作用，表现为细胞存活率下降及GPX4表达恢复受阻。进一步检测发现，T3能够调节NRF2的核质分布，并通过AMPKα–GSK3β信号参与其定位调控。

上述结果表明，T3能够通过AMPKα–GSK3β–NRF2–GPX4抗氧化信号轴增强肝细胞抗脂质过氧化能力，从而抑制铁死亡，为甲状腺激素调控肝脏铁死亡提供了重要的分子机制依据。

图6：T3通过AMPKα–GSK3β–NRF2–GPX4信号轴保护肝细胞免于铁死亡。

（A）Western blot检测CH组和对照组肝组织中GPX4蛋白表达，并对其相对于GAPDH的表达水平进行定量分析。（B、C）免疫荧光检测RSL3、T3及联合处理后的THLE-2细胞中GPX4（绿色）的表达，并定量分析平均荧光强度（MFI；每组n=3）。（D、E）免疫荧光检测CH组和对照组肝组织中NRF2（绿色）的表达及平均荧光强度（MFI；每组n=3）。（F）Western blot检测两组肝组织中NRF2、磷酸化AMPKα（p-AMPKα）、AMPKα、磷酸化GSK3β（p-GSK3β）及GSK3β的蛋白表达。（G）Western blot检测不同浓度T3处理后THLE-2细胞中NRF2、p-AMPKα、AMPKα、p-GSK3β及GSK3β的表达。（H–K）观察THLE-2细胞形态（H；每组n=3）及细胞活力（I–K；每组n=6），评估AMPK抑制剂CC（10 μM）、GSK3β抑制剂AR-A014418（10 μM）及NRF2抑制剂ML385（1 μM）对T3抗RSL3诱导铁死亡作用的影响；各抑制剂均在RSL3处理前6 h加入。（L）Western blot检测RSL3、T3及CC联合干预后THLE-2细胞中p-AMPKα、AMPKα、p-GSK3β、GSK3β及GPX4的蛋白表达。（M、N）免疫荧光检测THLE-2细胞中NRF2（绿色）的表达及核/质荧光强度比值，分析不同处理条件下NRF2的亚细胞定位变化（每组n=3）。数据以均值±SD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及Tukey事后检验；*P<0.05，**P<0.01，***P<0.001。

7. T3通过THRβ/RXRβ异源二聚体直接调控AMPKα1转录表达

在明确T3通过AMPKα–GSK3β–NRF2–GPX4信号轴抑制铁死亡后，研究团队进一步探讨T3如何激活上游AMPKα信号。

研究发现，CH小型猪肝脏中RXRα和RXRβ表达下降，而THRβ表达升高，提示甲状腺激素受体相关信号可能存在异常。进一步通过基因敲低实验发现，RXRβ敲低能够显著阻断T3对AMPKα–GSK3β–NRF2–GPX4信号轴的激活，而RXRα敲低未表现出相同程度的影响。与此同时，THRβ敲低也会削弱T3的抗铁死亡作用。

随后，研究团队利用免疫共沉淀（Co-IP）及双分子荧光互补实验（BiFC）证实，THRβ与RXRβ能够形成异源二聚体，且T3能够增强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为进一步明确其转录调控机制，研究团队采用CUT&Tag技术分析THRβ和RXRβ在基因组中的结合位点，发现二者均在AMPKα1基因启动子区域存在明显富集。结合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证实T3能够在THRβ/RXRβ参与下增强AMPKα1启动子活性，提示AMPKα1是T3受体复合物调控的重要下游转录靶点。

上述结果表明，T3通过促进THRβ/RXRβ异源二聚体形成，转录激活AMPKα1表达，进而启动下游AMPKα–GSK3β–NRF2–GPX4抗氧化信号轴，最终发挥抗铁死亡作用。

图7：T3通过THRβ/RXRβ异源二聚体激活AMPKα信号通路。

（A）T3经典细胞内信号转导机制示意图，展示T3与甲状腺激素受体（THR）结合后，通过与RXR形成异源二聚体调控靶基因转录的过程。（B、C）Western blot检测CH组和对照组肝组织中THRα、THRβ、RXRα及RXRβ蛋白表达，并对其相对于β-Tubulin的表达水平进行定量分析（每组n=3）。（D）Western blot检测不同浓度T3处理后THLE-2细胞中THRα、THRβ、RXRα及RXRβ的蛋白表达。（E）Western blot检测敲低RXRα和/或RXRβ后THLE-2细胞中THRα、THRβ、RXRα、RXRβ、NRF2、p-AMPKα、AMPKα、p-GSK3β、GSK3β及GPX4的蛋白表达。（F）Western blot检测RXRβ敲低的THLE-2细胞在有无外源性3×FLAG-THRβ表达条件下上述相关蛋白的变化。（G）检测RXRβ敲低及外源性THRβ表达对THLE-2细胞存活率的影响；T3（10 μM）在RSL3（3 μM）处理前6 h加入（每组n=3）。（H）采用双分子荧光互补实验（BiFC）验证HEK293T细胞中THRβ与RXRβ蛋白之间的相互作用（每组n=3）。（I）CUT&Tag分析THLE-2细胞中RXRβ和THRβ在转录起始位点附近区域（TSS±3 kb）的结合峰分布热图。（J）CUT&Tag基因组浏览图，展示RXRβ和THRβ在AMPKα1基因区域的结合信号。（K）采用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检测人AMPKα1启动子活性，并分析T3处理及THRβ/RXRβ表达对启动子转录活性的影响（每组n=5–6）。（L）韦恩图展示CH肝组织差异表达基因富集的KEGG通路与THRβ、RXRβ结合相关基因富集通路之间的重叠情况。数据以均值±SD表示。组间比较采用Student's t检验；*P<0.05，**P<0.01，***P<0.001。

【贡献】★★★★★

本研究通过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猪模型、人类新生儿临床样本及多物种肝细胞实验，揭示了甲状腺激素缺乏与肝脏铁代谢紊乱、铁死亡及肝损伤之间的联系。其主要创新点在于：

1. 发现新的疾病关联： 将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与肝脏铁死亡及系统性铁代谢紊乱联系起来，并在人类CH新生儿中获得初步临床支持。

2. 揭示新的保护机制： 明确T3具有抗铁死亡作用，提出THRβ/RXRβ–AMPKα1–GSK3β–NRF2–GPX4信号调控轴。

3. 拓展甲状腺激素的生物学功能： 将T3从传统的代谢调节激素拓展为肝细胞铁死亡的重要内源性调控因子。

4. 提供潜在治疗靶点： 为靶向AMPKα、NRF2及GPX4等下游分子干预甲状腺功能减退相关肝损伤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尚未完成T3或相关通路激动剂在CH动物模型中的体内救援实验，且人类临床样本量较小。因此，相关机制的体内因果关系及临床治疗价值仍需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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