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经济与“中国模式”渐行渐远，转身拥抱韩国“财阀模式”

2024年8月，当苏林当选越南总书记时，《福布斯》估计越南Vingroup（温纳集团）董事长范日旺的财富约为41亿美元。

仅仅过了两年，今年8月《福布斯》的实时排名显示，范日旺的财富约为360多亿美元。两年前的财富之不到现在的一个零头。

范日旺是根正苗红的“红色资本家”，父亲是防空军的军官，他本人在1987年被派到苏联的莫斯科深造。能在那个时代上大学，还能被派出去留学，不用想也知道他的血统有多“红”。

苏联解体时，范日旺跑到乌克兰卖方便面，并由此发家。到了2000年代，他返回越南，主攻房地产，并于2013年以约15亿美元身家成为越南首富。

而对于越南的书记苏林，他是由公安部长升任最高领导人的，这在该国并没有先例。在苏系国家中，跟他同样晋升途径的也仅有苏联的安德罗波夫，他们都是在国家面临信仰危机时，党不得已由民主集中转向集权，而公安部长则是承接这一权力的最好人选。

而到了2026年，苏林已经兼任了主席。以往的越南最高权力是分散的，最近三十年同时身兼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于一身的，仅有阮富仲一人。

对于苏林和安德罗波夫，消除人们因信仰消退对其本人和政党的执政合法性质疑的最佳手段，就是发展经济，而这或许也是他们能拿出手的唯一手段。

为此，在2026年1月召开的越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该国正式确立了2026年至2030年期间GDP年均增长10%以上的雄心勃勃目标。该国还承诺，力争到2030年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与此同时，苏林采取了不同于我们的发展方式，即所谓的“国退民进”。2025年5月4日，在我国的青年节之际，年轻且朝气蓬勃的越南颁发了第 68‑NQ/TW 决议（以下简称第68号决议），首次明确私营经济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动力”，而此前民营经济是排在国企和外资之后的。

该决议为民营经济赋予了中心地位，并提出2030年全国运营企业要达到200万家，而目前该国企业数量刚刚突破100万家。

但越南的“国退民进”似乎还留有伏笔，68号决议还提出，要至少打造20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大型企业。

一年多时间过去了，随着政府大幅度减税（对小微企业减税达30%）、优化行政与营商环境，

越南的民营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个企业总数仅有100万的国家，2025年全年新成立和恢复运营企业约29万家（但退出市场的企业数量约22万家），2026年前几个月仍保持高增长，前4个月的新成立企业数量约12万家。

截止日前，越南国内私营部门约占GDP的近一半，就业人数超过80%。作为对比，该国国有经济产值仅占GDP的20％。

然而，各界更关注的是越南头部企业。在68号决议推出后，越南不断对民间经济巨擘们开放原本仅为国有企业涉足的领域，并加大政策和金融扶持力度，该国的资源加速向各头部企业集中。

比如，原本深耕房地产的VinGroup（温纳集团）获得了国家在基础设施（如全国充电桩网络土地划拨）、公共交通采购（电动公交车替换）上的政策倾斜。

汽车组装制造商THACO（长海集团）正在向现代农业、物流与工业装备制造全面跨界，承接了多项原先由国有企业主导的国家级基建和工业园区开发。

各界质疑，越南已经与“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的“中国模式”渐行渐远，走向财阀主导经济的“韩国模式”：

越南和上世纪的韩国一样，都在以国家意志强行“造星”。韩国朴正熙政府当年通过《出口振兴法》和《重化学工业推进计划》，点名扶植三星、现代、LG、SK等少数家族企业；越南68号决议也明确设定量化指标——“到2030年培育至少20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本土大型民营集团”，并鼓励龙头企业承担国家战略使命。

两国都打破市场规则，利用国家力量进行资源倾斜。韩国当年通过国有银行定向发放低息的政策性金融贷款、配给外汇和进口许可证来喂大财阀；越南允许政府跳过国际公开招标，采取“直接指定承包”、“委托订购”方式把北南高铁、地铁、机场等万亿级超级工程交给本土民企。

两国龙头企业的跨界多元化扩张的形态更是惊人地相似。韩国财阀讲究“从方便面到造船厂”的无边界扩张；越南的后起之秀们扩张路线也几乎如出一辙。

二、

在1961年6月东京飞往韩国汉城的飞机上，战战兢兢的韩国三星创始人李秉喆正迎来命运的大考。

他此行是回国自首的。一个月前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将包括李秉喆在内的部分企业家列为“非法敛财者”进行通缉，而李秉喆正滞留日本。

飞机降落到汉城金浦机场后，李秉喆刚下飞机，便迅速被军方关押。

第二天，李秉喆见到了朴正熙，后者的第一句话是“让你受委屈了”。

随后双方达成妥协——李秉喆交出部分资产并配合政府推动工农业发展，而政府则为三星提供政策倾斜和金融扶持。

这背后是朴正熙精明的算盘。朴正熙很清楚，韩国国内市场太小，资源匮乏，如果走内循环路线肯定玩完，于是选择了出口导向型工业化。

他决定集中全国的资源，发展工业，再用赚来的外汇进口机器和原料，推动产业不断升级。

他挑选了一批有潜力的企业，包括三星、现代等，给它们低息贷款、税收减免、土地和基础设施支持，并优先提供外汇配额，条件只有一个：拼命出口。

在这种模式中，朴正熙让财阀将产业在各行各业发展，进而主导整个国家的产业经济。而政府则手握暴力机器作为筹码，迫使财阀听话。

自此，韩国开启了“政商合作”的发展模式，韩国的财阀时代开始了。

有了强权力几十年如一日的扶持，韩国的财阀在造船、半导体、汽车、石化、金融、航空、大型建筑以及现代零售等领域形成垄断优势。在1975年，韩国前5大企业产值占GDP仅为5.1%。而到了2011年，前四大财阀集团资产总值达到GDP的65%。

如今的越南面临着与1960年代韩国相似的处境：人民尚不富裕，国内市场小，资源同样匮乏，只能通过对外贸易来积累财富。

然而，长期以来该国的对外贸易被外资企业所主导，外企占到了越南约70%的出口额。其中，仅三星一家就占到越南总出口额的五分之一。此外，富士康、立讯精密、歌尔和英特尔等电子供应链也功不可没，服装、鞋类和家具行业也大多由外国企业或外国投资企业生产。

越南迫切需要打造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企业。

此前中国也曾面临如此处境，我们的一剂重要“药方”是将国有企业集团整合为国家龙头企业，并将巨额信贷和产业支持导向半导体、电信等国有主导行业。

越南最开始是学习我们，试图打造国有经济属性的龙头企业。十几年前，他们在阮晋勇总理的领导下，国家投入大量资源打造了诸如造船企业Vinashin、能源巨头越南石油集团(PVN)和越南电力集团(EVN)等国家冠军企业。政府还成立了国有企业管理委员会，将19家原本属于各部委的大型企业的所有权与监管权集中管理。

然而，越南缺乏中国诸多结构性优势，比如庞大的国内市场、实力雄厚的政策性银行和充裕的资本，以及完善的制造业生态系统。越南经济规模远小于中国，对贸易的依赖程度更高，对外国供应链的依赖也更甚。

最终，这一尝试以惨不忍睹的失败而告终，最后却把烂摊子留给了国家，由全体人民承担亏损。

其中，造船企业Vinashin借贷了约40亿美元，最终在2010年破产，其董事长被判入狱。

航运和港口集团Vinalines紧随其后，其董事长逃往国外。

越南石油集团的建筑子公司PVC因承建其不具备能力的项目而损失惨重，越南石油集团前总裁郑春成逃到德国后又被绑架至河内受审，此案也终结了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政治生涯----胡志明市的书记丁罗升被逮捕并获刑。

这些企业失败的深层原因出奇一致：预算约束宽松、腐败猖獗，以及基于政治关系而非竞争优势而进行的对非核心业务的扩张。

到了2025年，越南国有企业管理委员会宣布解散，其下属各企业重新划归财政部和其他部委，这标志着其经济治理模式正在发生重要调整。

而去年该国68号决议的出台，标志着越南将希望寄托于培育一批植根于私营部门的民族冠军企业。

目前，该国已将大量曾经由国有垄断企业主导的行业向私营企业开放，以往由国有企业承建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包括铁路、机场和能源生产设施也向私营承包商开放招标。

尽管国有企业在金融和电信等领域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越南加大力度推行“股份制改革”，即将部分国有企业改组为由私人股东持有股份的股份制公司---这将迫使企业在更大的市场约束下运营。

三、

去年11月，路透社的一篇报道在越南引起轩然大波。

在68号决议推出不久后，越南最大的商业集团Vingroup旗下企业就竞标该国“国运级”工程---预计耗资700亿美元的贯穿全国南北的高铁。

然而，Vingroup的核心业务是房地产。

路透社称Vingroup针对该高铁项目提出的方案是，政府要以贷款的形式为该项目提供80%的资金，而且这个贷款是0%利率，时长达数十年。

在路透社看到的文件中，越南央行和财政部罕见地对此提出质疑，称Vingroup 杠杆率过高且缺乏铁路建设经验，拟议的0%利率相当于国家补贴，可能会影响越南的信用评级。一份政府文件还指出，这笔贷款有30年还款期限——债务仅在到期时偿还——“风险极大”。

越南房产、汽车企业大跨界的背后，是68号决议出台后，该国的政策向这些巨头们倾斜。

该国开始鼓励民营企业参与高铁、城市轨道、能源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国防等重大项目，而这些领域原本都是国企的禁脔。

而对于技术复杂、具战略意义的超级基建，如北南高铁、城市地铁、能源及数字基础设施等，

越南甚至都可以不走竞标，用“委托订购”、“限制性招标”甚至“直接指定承包商”的方式授予具备实力的本土大型民企。除此之外，土地、资本分配更强调对民营企业一视同仁。

针对过去几年反腐风暴中大企业家普遍担忧的“商业失误被刑事追究”问题，新规明确确立“优先适用民事与行政措施，严禁将经济纠纷刑事化”及无罪推定原则，严禁溯及既往的不利执法；（这条是针对所有民营企业）

越南还明确鼓励形成“区域级乃至全球级民营经济集团”，为Vingroup、THACO、Hòa Phát等现有龙头进一步做大做强提供了制度空间和政策背书。

这些政策和措施直接刺激了大型民营企业大胆进入以前几乎由国企垄断的超大型基础设施领域。大型企业加快增资扩股，为承接超大项目做准备。

对于Vingroup集团，虽然因为广泛的质疑，其旗下高铁公司 VinSpeed撤回了对南北高速铁路的投资提案，但他们迅速调整策略，将资源集中到与其核心房地产业务高度绑定的城际快铁项目上。

去年12月，VinSpeed关于胡志明市滨城—芹耶全程54公里的高铁已经开始动工。而到了今年4月，VinSpeed也正式动工建设广宁到河内这条全长120公里的高铁。每个中国人都很清楚，一条高铁能对河内或胡志明这种越南核心城市周边卫星城的房价提升有多大，而Vingroup集团的主业恰恰就是房地产。

不仅仅是Vingroup集团，以 Vingroup、Thaco（长海集团）、Hoa Phat（和发集团）、Sun Group（太阳集团）、Masterise 为代表的龙头企业都开始玩“跨界”，全面打破过去由国企垄断的超级基建与重工业壁垒。

原本是汽车组装制造领域的Thaco（长海集团），已经获批推进总投资约 101亿美元的岘港地铁网络，并主导投资河内红河景观大道轴线工程及胡志明市多条城市地铁线路。该集团还与韩国现代签约，在胡志明市建设占地320公顷的铁路设备与自动化地铁列车制造园。

原本主要制造普通建筑钢材的Hoa Phat（和发集团）也在向国家战略基建所需的特种钢材跃迁，着力于垄断越南本土基建上游供应链。目前，该集团的高铁专用钢轨与型钢项目工程进度已达80%。

根据越南券商（如BSC Research、TCBS）的追踪数据，以 Vingroup、Thaco（长海集团）、Hoa Phat（和发集团）、Sun Group（太阳集团）、Masterise 为代表的龙头财阀,目前已经切入总计约 40个国家级重点项目，总投资规模高达约1938亿美元。

这个金额意味着，越南所有的国家级重点工程中，至少有六成被上述集团所承揽，而此前这块“蛋糕”大多被国企所分食。

从贷款上也能看出国家对这些龙头企业支持力度之大，越南顶级企业的负债权益比普遍在2左右，个别企业的负债权益比甚至高达4.23。作为对比，三星和乐天等韩国财阀的负债权益比一直保持在1左右。

四、

对于经济实力并不强大的小国或地区，想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拥有一席之地，并不一定只有韩国的“财阀模式”一条路。比如，我国的台湾地区就着力于培养密集且专业的中小企业集群，这也让台湾的经济更具韧性。

但“财阀模式”对统治集团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一套既能让小国的统治集团既保留权力又能发展经济的模式。

在这套模式中，政府通过巨量的资源倾斜，让财阀将产业在各行各业发展，进而主导整个国家的产业经济。发展到后期，财阀的势力已经渗透进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全国的经济资源几乎都成了它们的“血包”，中小企业根本无力制衡。因此，统治集团只需直接对接这几大财阀巨头，开个会下达“产业指导”，再依靠国家暴力机关强制推行，就能让政策畅通无阻。

统治集团也能通过这套模式得到大量的利益输送。比如2016年导致韩国总统朴槿惠下台的“崔顺实干政案”，牵扯到几乎所有的韩国大企业，前总统朴槿惠因为收受了韩国多家大型财团的贿赂被判 22 年监禁。其中，仅三星的李在镕就向其及亲信支付了 5280 万美元的贿赂款。

细究目前受到重点扶持的越南资本家，也十分有趣。首先，越南最富有的八位资本家都来自越南北部，而这正是越共的龙兴之地。

更有趣的是，这八位亿万富翁中有七位在“革新开放”（相当于我们的改革开放）前都曾在前苏联或东欧留学，这背后所反映出他们的家庭出身的信息，每个中国人都很清楚。

比如FPT集团董事长张嘉平的前岳父就是武元甲大将，他本人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数理学部，并在苏联获得数理博士学位。

更更有趣的是，相对于周边的泰国、印尼、缅甸等国的顶级富豪大多是华人，越南这八名顶级资本家都是越南的主体民族京族人。

总之，这些资本家都是越南的党信任的人，他们的底色是“红色”的。

他们是否属于权贵资本阶级？

然而，越南能否走通这条“财阀之路”尚且不能确定。而且就算走通了，对于普通民众也不一定是幸事。

在上个世纪6、70年代，韩国严禁外国资本通过控股的方式进入本土市场，还设立了高关税，从而保护本国财阀在“温室”里茁壮长大，之后再出海参与竞争。

而越南的企业则享受不了如此保护。如今越南外资企业贡献了全国70%以上的出口额，本土民企必须在与跨国巨头的直接竞争和供应链配套中求生存。

韩国当时还对本土企业进行出口补贴，而当时并没有WTO严格的反补贴约束。而如今越南签署了CPTPP、EVFTA（越欧自贸协定）等十余项高标准自贸协定，无法直接进行现金补贴，只能退而求其次，采用国内基建特许权、研发税收抵扣与土地配套等间接方式扶植。

另外，韩国当年对私有化进行得很彻底，能源、电信、重工、造船几乎全由私人财阀掌控，国企占比极低。而在越南，国企依然掌握国家经济命脉，越南军队电信（Viettel）、越南油气（PVN）、越南电力（EVN）等超级国企依然垄断着通信、能源、军工与核心金融。

越南党还掌控着土地所有权、国有商业银行命脉等。越南的法律也谈不上独立，越南党掌握着司法，随时可对违规的寡头清算。因此，越南的民企永远不可能有经济上的独立性。

即使退一万步，上天庇佑越南党（而非越南），这些民企巨头发展成了韩国财阀，这对于越南民众也非幸事。

韩国政党与财阀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利益输送暂且不提，更关键的是，财阀的存在让普通韩国人的生存环境极度恶化。

在2023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达到0.72！啥概念？这个数值意味每名韩国女性一生平均生育的子女数约为0.72个，而一个国家维持人口数量需要2.1的总和生育率。

这个数值意味着韩国的人口将先腰斩一次，再腰斩一次。

这个国家的普通人已经在集体“自我阉割”。

韩国的财阀在各项经济领域已形成垄断优势，在这些财阀面前，吸纳90%就业人口的中小企业几乎没有话语权，只能作为其附庸存在。

因此，大财阀拥有绝对的定价权，可以单方面压低采购价格。尤其当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或市场需求波动时，财阀倾向于将成本压力和经营风险层层向下转嫁给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由于缺乏议价能力和客户多元化渠道，往往只能被动接受，甚至面临“一旦失去大财阀订单就面临倒闭”的绝境。

被财阀压榨的中小企业，也只能压榨自己的员工了，动辄提倡“狼性文化”。

根据经合组织的调研数据，韩国员工的年平均工作时长在1,830小时以上，而以加班“过劳死”而出名的日本也不过1,691 小时。虽然韩国也有《劳动法》，但对于小公司来说，最高工作小时数几乎没有限制。

中小企业员工的待遇相较财阀企业也是天差地别，其薪酬仅为大企业的 50%~60%，并且福利极差，甚至缺乏基本的加班费和法定保险。

于是，每个韩国人都想进入财阀企业工作，韩国的教育就卷上了天。韩国学生几乎人人都在课外补课，以求其能考入三所精英大学--首尔大学、高丽大学或延世大学。据悉，只有 2% 的家长不曾支付私人辅导费用，平均每个韩国学生月均补课费用折合人民币2100多元。

又因为财阀的企业基本都集中在首尔首都圈，普通人为了工作机会，也只能来这里就业和生活。一套首尔的公寓随随便便就要七八百万人民币，而首尔的中位数月薪也就是1.7万人民币而已。

总之，劳动力市场二元化、畸形的“教育热”和高昂的居住生活成本，导致韩国年轻人普遍不愿意生育。而这一切的根源，就是财阀经济。

越南党如果培养一群权贵资本家，推动国家走上财阀之路，或许对既得利益者是好事，但对民众则未必。

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全文完

图片来源网络，侵删。部分参考资料如下：

《State Giants and Private Empires: Who Really Runs Vietnam’s Economy》Ekrem Duman

《Vietnam’s biggest company, Vingroup, goes global as its home market slows》ANIRUDDHA GHOSAL

《“Northern Vietnam, Eastern Europe: The Unusual Origin of Vietnam’s Billionaire Class” 》Le Hong Hiep

《Grooming New Champions: To Lam Prepares for Private Sector-Led Growth in Vietnam》Nguyen Khac Giang

《Can the Private Sector Save Vietnam?》Edmund J. Malesky and Viktoria Zlomanova

《Building Việt Nam’s ‘National Champions’: A New Era of Crony Capitalism?》Thiên Lương

《Vietnam's push for 'chip-to-ship' conglomerates raises red flags》Francesco Guarascio

《Communist Vietnam bets on Korean-style ‘chaebols’ to boost growth》A. Anantha Laksh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