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上海图书馆又一场罕见的晒“家底”大展——首次大规模、系统性揭开上图馆藏古籍版画的总体面貌的“镌史绘风：上海图书馆藏古籍版画展”，将于11月16日在上海图书馆东馆启幕，展出的古籍版画精品，包括吴越国刻本《陀罗尼宝箧印经》及塔图、明代观化轩本《玉簪记》、环翠堂本《西厢记》、清刻本《芥子园画传》及国内罕有的完本《乾隆平定准噶尔回部战图》铜版画等，时代跨度从五代至宋元明清，其中不乏珍稀善本、孤本中的绝世佳作，可洞见古籍版画千年流变。
“展览筹备启动后，工作组用了半年多时间，对上图馆藏版画善本进行了密集而细致的调查，真是如入宝山，惊喜不断，许多藏品显示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此次展览的策展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董捷在展览开幕前接受《澎湃新闻·艺术评论》专访时说。
《澎湃新闻｜艺术评论》第278期封面，存图后点击二维码可阅读更多
董捷表示，上图所藏观化轩本《玉簪记》，是万历年间版画插图由粗而精的最早实例之一，绘刻水准不下于著名的国家图书馆藏玩虎轩本《琵琶记》，可称版画史上的“重器”，“再比如陈老莲参与版画创作，在中国古代大画家中，是少有的史有明证的例子。在上图这里，有两件特别精的陈老莲值得一看，其中一件是李氏延阁本《西厢记》卷首的那幅莺莺像，另外是更有名的《九歌图》，其中大家最熟悉的屈子行吟图可以说是今天我们所见屈原形象的来源。”
展览现场
上图古籍版画亮“家底”
澎湃新闻：此前外界对于上海图书馆古籍收藏的认知，可能更多集中于古籍内容和版本，对其中的版画关注相对有限。此次展览相当于是对上图所藏古籍版画做了一次系统梳理，其“家底”如何？
董捷：这次展览可以说是上海图书馆首次对其馆藏古版画进行系统性梳理与向公众展示，筹备历时一年多，展品遴选耗时半年，就我个人感受可用八个字形容——如入宝山，惊喜不断。我们的策展团队从文物价值、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三个维度在上图的馆藏中精心遴选了140余件展品，其中95%以上为善本，包含大量一级、二级文物及孤本。
因为古版画主要收藏于图书馆，而图书馆在过去并不是作为一个展览单位。2000年以后，随着海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版画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以及古版画领域的私人收藏家公开展示他们的藏品，推动了公共收藏机构开始策划更具规模的展览。
古籍是传承和赓续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受到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和关注，而版画又是举世公认起源于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举办“镌史绘风——上海图书馆藏古籍木刻版画展”，我认为意义非凡。
澎湃新闻：上海图书馆的版画珍藏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
董捷：我们主要是从文物价值，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三个维度对上图的版画珍藏进行考察和展品遴选，很多藏品是三大要素兼具。
从文物价值来看，上图的版画珍藏中，有数件早期版画实物，连缀起唐末、五代、宋初印刷文明滥觞期的若干节点。此外，还有几件元代及明初的展品，也都是难得一见。此次展览中还有一件此前不为人知的“重磅”展品，是乾隆时期在法国镂版制作的《乾隆平定准噶尔回部战图》铜版画。过去认为这套《战图》多收藏在海外，国内较为少见。上图收藏的这套保存相当完整。可能自清代起便保持现有的装裱形态，推测与当时的赏赐活动有关。这套《战图》于20世纪60年代初由文物部门发现，后经购藏进入上海图书馆。其单幅作品尺幅较大，放到世界范围内看，都是代表着18世纪高水准的大型铜版画。从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来看，这套《战图》都十分珍贵，其完整的保存状况更使其具有重要的收藏与研究价值。
《乾隆平定准噶尔回部战图》清乾隆铜版印本
在中国古代，版画往往是作为书籍的一部分，由此也天然成为文献学研究的对象。本展的主旨之一，就是要让版画史研究从版本、校勘、目录诸端，与古典文献学紧密相连。把插图纳入版本鉴别，我们很容易将《西园记》的清初无图翻刻本与精美的明末原刻本区分开来；《玉簪记》的观化轩本和还雅斋本，时代相近、文字相类，唯有以版画进行对勘，方能分出上下床之别；顾曲斋《古杂剧》，各处藏本版画存佚出入很大，这就需要借鉴善本“书志”，编订“版画志”，以目录学的方法梳理图文信息。在数字化的条件下，上述工作，可令散于宇内的中国古版画通过著录、编目和版画志重新汇集，成为世界典籍文明中深闳而瑰丽的册府琳琅。
《新镌女贞观重会玉簪记》 明·高濂撰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徽州观化轩刻本
《新镌女贞观重会玉簪记》明·高濂撰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徽州观化轩刻本
另外当然还有艺术价值，上海图书馆的版画馆藏十分丰富，风格多样、流派齐全，仅凭上图的馆藏，我们就完全有可能梳理出一部中国版画史。因此，对于熟悉中国古代版画艺术的观众而言，这无疑是一场值得期待、也足以令人兴奋的展览。我的导师范景中先生首倡“书籍之为艺术”，引导我们观览古籍版画的静谧精微，这种高妙的品位，在上图所藏明末版画册《千秋绝艳图》中颇能体现，此卷印工细腻超绝，体现出“墨分五色”的效果，其对于“典雅”的执着，已是古人精神层面的追求了。
《千秋绝艳图》明末湖州乌程凌氏刻朱墨套印本
《千秋绝艳图》 明末湖州乌程凌氏刻朱墨套印本
澎湃新闻：馆藏中还有哪些发现让您最感惊喜和意外？
董捷：惊喜发现着实不少。以环翠堂《西厢记》为例，它虽略有残缺，却是一部海内外仅存的孤本。其当初被发现的经历也颇具传奇色彩。20世纪60年代，浙江修建新安江水库期间，当地开展了文物搬迁与抢救性保护工作。工作人员在一处废品站发现了十余种古籍，其中不乏珍贵版本，包括这部被公认为海内外孤本的环翠堂《西厢记》。环翠堂主人汪廷讷是安徽休宁著名的刻书家，与《西厢记》一对的还有其刊刻的《琵琶记》，现藏于日本。如果不是当年库区文物工作者细心发掘、及时保护，这部珍贵古籍很可能就此毁损。
《中国植物志》1656年维也纳Typis M.Rictij 出版
《中国植物志》1656年维也纳Typis M.Rictij 出版
此外，馆藏中还有一些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古籍版画，能够反映中外文化交流，像《中国植物志》《镜史》等，都是国内仅见的珍稀版本。此次梳理馆藏时，我们还特别关注了以版画呈现历史的作品。例如乾隆时期的《八旬万寿盛典》便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展现了清朝中期的社会生活。康熙时期的《万寿盛典初集》存世相对较多，记录乾隆八十大寿的这一件则更为稀见。
《八旬万寿盛典》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活字印本
《八旬万寿盛典》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活字印本
《八旬万寿盛典》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活字印本
一部浓缩的古代版画史
澎湃新闻：展览以“问源”序章开篇，也是在追溯古籍版画的源头。版画从源起、发展、高峰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沿革？
董捷：我们说版画的发展历史，首先要界定什么是版画，此次展览的首件展品是一件来自晚唐或五代时期敦煌的“千佛图”，实际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版画，它是属于捺印。版画，应被定义为通过雕版刷印所获得的图像，现藏于英国国家博物馆的一件唐代咸通九年（公元868年）金刚经扉页画，是现存全世界最早的有纪年的版画。本次展览开篇，通过比对捺印和刷印的不同，我们明确了雕版在印刷史上的源头地位，也再次昭示了印刷术诞生于中国的重要史实。
《敦煌佛影》（五代捺印）
上图珍藏版画中年代最早的一件是雷峰塔经书及塔图。北宋开宝八年（975），吴越国主钱弘俶协同宋军攻灭南唐，第二年，他前往开封朝觐。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钱氏刊刻了供奉于西关砖塔（即雷峰塔）之中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与经书同时期供入的塔图，尤难得一见，可以说是印刷史上的至宝。
《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 唐·释不空译宋开宝八年（975）刻本
王承益于宋开宝九年（976）印造的雷峰塔图
1924年，雷峰塔倾圮，塔砖秘藏经卷散佚，流入博物馆和私人藏家之手。塔图距今有1050年了，虽然残破，但有着很高的历史文物价值，而且存世极少。相信展览开幕后，会有很多观众从国内外各地来一睹这件国宝的真容。
澎湃新闻：此次展览您从镌史和绘风两个面向切入，除序章外，具体又分为粉墨、世相、格物、铭史等板块，这样排布有何用意？请您谈谈具体策展思路。
董捷：我们是根据上图古籍版画的具体内容来划分不同的版块。序章“问源”是溯源。“粉墨”一章，展示戏曲类古籍版画的发展脉络，是所有版块里分量最重的。展品中绝大多数孤本都在这个部分。还有一些虽非孤本，但存世也只有个位数。有些孤本过去已经谈得比较多了，有些孤本，过去鲜有触及，还值得“打捞”和深挖。
“世相”一章展示小说与人物像传类古籍版画。小说四大名著的本子上图都有，但是版本和品相都算不上太好，这可能跟上海一带文人藏家的收藏趣味有关，他们的收藏重点不在民间通俗小说。不过，上图馆藏的小说中也有一些有特色的古籍版画，比如文言小说《剪灯新话》，上图下文，是一种早期的版画形式，有点像连环画，虽然艺术价值谈不上多高，但也保留了早期版画的样貌；《隋炀帝艳史》，国内也少见，它主要的特点是一幅主图讲故事，另外再有一个附图，所设计的图样象征了故事情节；文言小说集《艳异编》为明末湖州套印本中的上品，卷前有“艳异十二图说”，以文字给出人物场景“关键词”，比如在描述主人公王昭君时，出现对应的沙漠、琵琶、雁等提示词， 其作用应是供插图绘制者构思画面时遵循，从中可见刻书家对于版画的设计亲力亲为、直接把关。
《玉茗堂摘评王弇州先生艳异编》 明·王世贞撰 明·汤显祖评 明末乌程闵映璧刻朱墨套印本
《玉茗堂摘评王弇州先生艳异编》 明·王世贞撰 明·汤显祖评 明末乌程闵映璧刻朱墨套印本
“格物”一章主要展示方志、谱录类古籍版画。其中清代《芥子园画传》就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画谱。除了明末的《十竹斋书画谱》，《芥子园画传》也是中国古代版画史上非常重要的套印作品。它原本是供人学习绘画的示范手册，但由于套印技艺精湛，书籍本身也具有了很高的艺术价值。上图馆藏《芥子园画传》初集，是康熙原刻套印本，十分罕见，精美非后世翻刻可比。
《芥子园画传》清·王概增辑并摹古 清康熙十八年（1679）李渔刻本
《芥子园画传》清·王概增辑并摹古 清康熙十八年（1679）李渔刻本
《芥子园画传》清·王概增辑并摹古 清康熙十八年（1679）李渔刻本
《芥子园画传》清·王概增辑并摹古 清康熙十八年（1679）李渔刻本
“铭史”是最后一个章节，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重要的清代内府刻书，一部分是反映中外文化交流的版画。《皇清职贡图》《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南巡盛典》等，以版画塑造国家叙事、镌刻历史记忆；南怀仁《坤舆全图》，以中国传统木刻技法制作世界地图，尺幅逾三米，存世稀少；《远西奇器图说》转录欧洲金属版画，绍介西方机械之学。图像跨越语言与疆界，东来西往，互为师法，正是文明互鉴的珍贵见证。
《坤舆全图》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撰 清康熙十三年（1674）北京刻本
《坤舆图说》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撰清康熙十三年（1674）北京刻本
文人参与带动版画艺术发展黄金期
澎湃新闻：我们可以再从艺术角度谈谈版画和展览。传统版画从最初依附于书籍起实用说明作用，到成为独立艺术门类，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董捷：早期的版画，比如佛经，当然功能性比较强。明代万历中期至明末（约1600-1644年）是中国版画艺术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版画从功能性插图转变为独立艺术门类。主要驱动力包括文人介入、出版业兴盛和明清戏曲的发展带动。
在汤显祖的时代及其后很长的岁月里，文人不仅创作戏曲剧本，还对曲本刊刻有很高的要求，甚至直接参与出版，提升了版画的绘刻水准与欣赏趣味。江南地区如南京、杭州、徽州、苏州、湖州，出版业发达，书商与文人合作，追求高品质刊刻。
文人参与和推动了版画风格的变化和传播，可以用史料来证明。明万历年间的状元焦竑曾获选侍讲东宫，他很快编了一本书，收录了历史上很多有教育意义的故事，题作《养正图解》，作为皇长子“退食余闲”的读物。这本书给每一个故事都配了版画插图，便于阅览解读。焦竑很得意，以为会得到皇家的赏识。然而，这件事的结局却大出他的意料，几位同僚认定他想利用此书奉迎揽权，群起攻之，其仕途生涯竟就此走向末路。
焦竑编撰《养正图解》，在政治上弄巧成拙。但此书插图，却成为万历间版画风格演进史上十分关键的坐标，以里程碑视之亦不为过。其间因果，颇可玩味。焦氏好友祝世禄，在为《养正图解》所写的序中十分高调地记录了参与插图创作的画师、刻工及赞助人：“绘图为丁云鹏，书解为吴继序，捐赀镌之为吴怀让，而镌手为黄奇，咸乐是举以自效。”丁云鹏、吴怀让、吴继序本贯休宁，黄奇（锜）则出自左近歙县的黄氏刻工家族。祝世禄时任休宁知县，大约正是他以“父母官”身份出面组织，才替焦竑完成了这一项出版工程。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养正图解》的插图，可以看作是最早的“细作版画”实例之一，紧承《泊如斋重修宣和博古图录》《方氏墨谱》之后，且同为丁云鹏绘稿。吴怀让本行市未久，玩虎轩本随即出现，画稿据推测由画师汪耕重绘，刻图者则换作黄氏家族的另一成员黄鏻。同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玩虎轩便推出了《琵琶记》和《北西厢记》，配以汪耕绘图，黄鏻、黄应岳镌刻的精美版画。画风与《养正图解》插图的承继关系很明显，不仅是人物造型相近，许多景物及细部表现也如出一辙，这绝非偶然。汪耕这位开戏曲版画一时风气的名师，其最初效法者，正是丁云鹏在《养正图解》中所树立的范本，而黄鏻等掌握细作版画技艺的刻工，从这时起也获得了大展身手的广阔舞台。一年后，继志斋又把这种版画新风引入了南京。这时焦竑遭劾闲居南京，祝世禄则已调任南京吏科给事中，继志斋本“琵琶” “西厢”，在文字上被戏曲史界认为是沿袭了焦竑的“龙洞山农”本，版画又来自玩虎轩，焦、祝两位因为刊刻《养正图解》而与徽州书坊及版画创作结缘的著名文人，很可能便是此次版画史上重大的风格流播背后的推手。
澎湃新闻：您刚才讲到文人参与，包不包括文人书画家的参与？像陈老莲这样的“大名头”画家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参与版画创作，对版画的发展起到怎样的作用，历史上还有哪些画家参与版画创作？
董捷：文人画家直接参与版画创作比较少，其中最重要、名头最大的就是陈老莲了。陈老莲创作了许多戏曲版画，这与他所处的地域文化环境密切相关。陈老莲是绍兴诸暨人。明末的绍兴是戏曲活动的重要中心，其地位仅次于苏州。从徐文长开始，绍兴便涌现出一批重要的戏曲创作者和理论家。此后，徐文长的弟子、亲友及其他文人相继参与其中，涌现出王骥德、祁彪佳、孟称舜等戏曲史上重要的人物。绍兴同时也是当时戏曲刊刻的重要中心。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陈老莲与当地文人交往密切，也常受邀为戏曲刊本绘制插图。这便是他创作了多件戏曲版画的缘由。
《北西厢》卷首莺莺像 明崇祯四年（1631）山阴延阁主人李廷谟刻本
《楚辞述注》屈子行吟图 明·来钦之撰 明·陈洪绶绘 图明崇祯十一年（1638）刻本
此次展览展出了两件陈老莲参与创作的版画。一件是上海图书馆藏李氏延阁本《西厢记》，卷首的那张莺莺像，不少人认为，这是历代《西厢记》版画中对莺莺形象刻画得最为泼辣、大胆的一幅。另一件则是更为著名的《楚辞述注》所附“屈子行吟图”。后世对于屈原形象的许多想象，都深受这幅作品的影响。陈老莲笔下的屈原清癯孤峭，行吟泽畔，充分体现了其忧国忧民的精神气质。这幅作品在艺术史上的影响，早已超越版画范畴本身。
《西厢记》的“莺莺像”与园林风尚
澎湃新闻：您曾在文章中提到，各种版本的《西厢记》插图，构成了古代版画史上一系列风格各异的标本，成为专门史研究中无法绕开的重要课题。此次展览如何呈现《西厢记》及其相关的版画，不同版本有何特色？
董捷：《西厢记》确实也是上海图书馆的馆藏亮点，其版本之丰、之精，与国家图书馆的《西厢记》藏本相比，称得上各有千秋，其中不乏版画艺术性很高的善本、孤本。
在明代人的观念中，《西厢记》是最重要的戏曲作品之一，刊刻版本众多。这些版本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特别注重莺莺形象的塑造，有的将莺莺绘于插图之中，有的则专门在卷首绘制“莺莺像”。例如，前面提到的《千秋绝艳图》和陈老莲参与创作的李氏延阁本，卷首都有莺莺像；另有一件何璧校刻本《西厢记》，莺莺像则打出了著名画家仇英的招牌。
《北西厢记》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何璧校刻本
《北西厢记》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何璧校刻本
《北西厢记》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何璧校刻本
这些不同版本的莺莺形象齐聚一堂，我们开玩笑地称之为“群莺会”，必将成为此次展览的一个关注焦点。
澎湃新闻：您还提到，环翠堂《西厢记》是仅见于上海图书馆的孤本，体现了园林风尚对书籍插图创作的影响。能否具体谈谈这一特点？
董捷：环翠堂本《西厢记》最突出的特点，是它将戏曲插图从单纯的情节表现，转向了对园林空间的营造。它不再只是描绘张生、莺莺、红娘在做什么，而是将人物置于楼馆、亭台、假山、竹林、湖石构成的园林环境之中。读者欣赏这些插图时，仿佛是在观看一幅明代士人园居图。
《袁了凡先生释义西厢记》明休宁汪氏环翠堂刻本
《袁了凡先生释义西厢记》明休宁汪氏环翠堂刻本
环翠堂主人汪廷讷是晚明徽州富商，曾建有“坐隐园”，环翠堂既是园中的主厅，也是他的书坊名号。书中描绘的竹林别院、廊庑亭台等景致，与《环翠堂园景图》所呈现的坐隐园风貌有不少相似之处。这说明，插图中的园林并非凭空想象的舞台布景，而是融入了刻书者自身的园林经验与审美趣味。
环翠堂本《西厢记》《琵琶记》等刻本，把戏曲人物引入刻书家的宅园，推动了晚明戏曲版画向园林化、山水化发展。 其后一些插图本也更多采用庭院全景、远景构图，人物逐渐变成园林空间中的点景。可以说，环翠堂本不仅是在画《西厢记》，也是在借《西厢记》展示晚明园林文化的视觉理想。
澎湃新闻：过去藏于书箧、依附于古籍流传的版画，如今成为博物馆、图书馆中的公共藏品，并以展览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对于普通观众来说，面对这些古籍版画，可以从哪些角度去观察、理解和鉴赏？
董捷：在上海这样一个近代以来便浸染于深厚古籍收藏风尚之中的都市，走进图书馆看展览的观众，都具有很高的修养，专程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赶来的观众，对中国传统文化更是有着强烈的感情。
从不同的价值维度来看，古籍版画可以用“真、善、美”三个字来理解。从文物价值来说，我们关注的是“真”，也就是文物的真实性，版本的时代要对，版画要保持最初的状态，还要考虑稀缺程度；从文献价值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善”，即善本所强调的精良、完备，版画有无缺失，是原刻还是翻刻；而从艺术价值来说，我们关注的就是“美”，画面设计的水平、绘刻的水平，甚至是印制的水平。可以说，一部古籍版画精品，“真、善、美”都凝聚其中。
就这次展览而言，我们尤其希望观众关注古版画的艺术之美。配合展览，我们还将出版一部图录。虽然观众在展厅里看到的是真迹，但隔着展柜，观察仍然有一定的距离。图录则可以通过高清图像，将版画的细节清晰地呈现出来，让大家看到从书籍装帧到版刻刀工的种种精妙之处。
澎湃新闻记者 陈若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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