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我们科室非常困难了”！曾公开表示“不信任请出院”的主任辞职能为医护撑腰的领导太少了！
最近，一则消息在医疗圈内引发了震动，江苏某三甲医院心内科的徐主任在个人账号上发布视频称，自己已经递交了辞呈，但目前医院领导还未批准！
可能很多读者不记得了，这位徐主任在今年5月为了保护科室内的医生、护士，曾找患者谈话，并直言：“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的护士呢？我们昨天晚上刚刚救了你（父亲）的命，你为了这么点鸡毛蒜皮的事还找我们的茬，你意识到误会之后呢？你道歉了吗？没有！没有信任请你出院！我们不收不信任（我们）的病人！”
这段对话当时在全网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最为可贵的是，几乎所有网友、医护都站在了徐主任这一边，认为她是“有担当的领导”，能理解临床一线的挣扎！
但这一次，这位能为医护撑腰的主任，却提出了辞职！徐医生在视频中表示：“最近因为国际部建设的事焦虑得不行，我们这种临床一线干习惯了的人，和体制内打交道会觉得很难理解。总结起来，就是两个不行：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院领导都同意了，但就是推进不下去，又要走流程！（国际部）下个月就要验收，如果验收不通过，那我们前期的努力就白费了！我们医院心内科现在非常困难了，（在困难的情况下）做出这么大的牺牲，把整个病房都让出来改成国际部，也是迫不得已！”
截至目前，徐主任在个人平台上发布的辞职视频已经不可见，据徐主任本人回复，原因是医院担心引发舆情，因此暂时下架。
但根据徐主任自己的讲述，笔者猜测，她选择辞职的主要原因有两点，其一是在国际部建设的过程中流程繁琐、困难也不小；其二则是因为科室的效益不好，科主任肩上的担子太重了！
对于徐主任选择辞职，不少医生都表示遗憾和尊重！11月11日，陕西的一位医生表示：“徐主任之前帮一线发声批评家属的视频，让我觉得，如果她是我的领导，她去哪我就要跟着她去哪！”
河南的一位医生也表示：“我也感同身受！科主任不但要给病人看好病，还要操心学科发展、人才梯队培养、科室绩效、设备折旧、病历质控、教学培养以及大会小会。此外，自己还要外出参加学术会！如今的医疗行业只有业内才知道有多难！”
其实，笔者很能理解徐主任的感受，在医院里越负责、越能理解一线的人，肩上的担子往往就越重，正应了那句话“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只是现在愿意为一线撑腰的主任实在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既希望徐主任能获得更好的生活，又希望她能留下来！
医院支出中，仅11有财政兜底医生绩效涨不上去社会捐赠行得通吗？
徐主任碰到的问题，已经不止是江苏这家三甲医院独有的困难了！现在公立医院纷纷上马国际医疗部，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两个字——没钱！徐主任在视频中还举例：“今年我们科护士长奖金最低的那个月，只拿到398块钱！”
医院、科室的没钱，主要来自于结构性的“收支”不平衡。
从《2024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的数据来看，2023年全国医院的总收入为478211550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53077525万元，总费用总支出则达到了454484854万元！财政拨款只占公立医院全年收入的11.09%，占支出的11.69%，也就是说，医院每年近90%的花费，都需要医院自己来挣！
要知道，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性质是“公益”，国家卫生健康委干部培训中心（党校）党委书记周美林曾在《求是》上撰文表示：“严禁向科室和医务人员下达创收指标，医务人员薪酬不得与药品、卫生材料、检查、化验等业务收入挂钩。”
但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医院需要大笔资金来运营，这笔钱，要从哪里来？徐主任提出了一个构想：“像纽约有一家医院，同样是公益性质的，911事件发生时也冲在第一线。他们收治的病人有流浪汉、吸毒者、犯罪者。这家医院硬件设施很破败，却有很多规培医生愿意来，因为能学到的东西非常有挑战性！而这家医院的主要经费来源，就是社会捐赠。”
其实通过社会捐款来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这个构想，已经有许多年历史了。早在2007年，当时的卫生部就发布了《医疗卫生机构接受社会捐赠资助管理暂行办法》，其中注明：医疗卫生机构接受的社会捐赠资助财产主要用于贫困患者救治、科学研究、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设施建设等公益非营利性业务活动；在使用方面则规定，捐赠资助资金不得用于发放职工奖金和津贴及其他个人支出。
在具体执行层面，以瑞金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等知名三甲为代表的医疗机构都公开接受社会捐赠，并制定了相对详尽的捐赠管理制度，在疫情期间，不少捐赠通过这条渠道支援了一线的工作！
但同时，社会捐赠也存在着一些尚且难以解决的问题。首先是体量，北京理工大学的一项研究提到，我国医疗救援领域基金会只占全部基金会的12%，所带来的捐赠规模有限；2026年发布在《社会科学前沿》的一项研究进一步指出，虽然在互联网的影响下，医疗捐赠的数量有所上涨，但其稳定性和广度均存在不足！更重要的是，社会捐赠会有“偏好”，如偏向儿童疾病，或流向一线城市等，最终造成不同地域间的医疗资源差距进一步拉大！
公立医院要创收特需医疗和国际部成新宠！
笔者认为，社会捐赠当然是一条可行的道路，但它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来培养社会的捐赠意识以及对慈善的信任，无法解决医院运营的燃眉之急。目前国内公立医院普遍采用的方法已经比较统一了，就是建立国际部（或特需医疗部门）！
这一点，华西可以说是走在时代前列。早在1999年，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金卡医院就已经成立，经过数十年演变成为如今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特需医疗中心。在四川，“华西金卡”可以说是有口皆碑，金卡患者可以获得“VIP服务”，加快看病的进程。医院会为特需签约患者提供绿色就医通道、礼宾接待、专人陪同等服务；同时，还可享受单人间、星级病房。
对于患者来说，公立医院常常是人满为患、虽然医生技术过硬，但条件相对普通；而私立医院虽然服务好，但医疗水平终究比不上大三甲。因此，像华西一类的顶级三甲医院下场做特需医疗、国际部，可以说是“降维打击”！
对于医院和医生来说，特需医疗创造的收入都是十分可观的。重庆医科大学的一项研究指出，北京协和医院成立特需医疗部的5年内，平均每年经济收入增长了20%！而在医生个人层面，自身的技术价值也能通过挂号费、绩效等体现出来，调动工作积极性！
不过，大量国际部的出现，同样存在分散医疗资源的风险。笔者认识的不少患者都认为，医生同时在国际部和普通部出诊，很容易产生态度上的差别，医生的精力也会更多地投入“能赚钱”的国际部，长此以往，普通患者就很难获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其实这种担心不无道理，毕竟人都是“用脚投票”的。对于医院来说国际部无异于“现金奶牛”，在创收的影响下，正常的诊疗环境很可能遭到破坏！
2026年，复旦、上交的一项联合研究指出，部分医院尝试在商业保险范围内进行价格调整，但结果是拥有商业保险的患者其总诊疗费用为自费患者的3倍之多！也就是说，通过商业保险享受国际部诊疗的患者，医疗费用可能掺水（部分医院可以从中获利），这可能扭曲医疗定价的“真实性”，最终削弱国际部的长期市场竞争力！
但国家也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从制度上先堵住了缺口。特需医疗有一条红线，即“特需医疗服务规模不超过10%”，此外，针对医生个人的“偏向”，上海2021年出台规定，要求“在职专家出特需门诊必须出非特需门诊，正高级职称特需门诊与非特需门诊出诊次数（每1个半天为1次）比例不得高于2∶1，副高级职称不得高于1∶1”；广东2024年的规定为“专家在特需门诊与非特需门诊出诊单元比例不超过1∶2”。
从长远来看，公立医院通过特需医疗、国际部进行合规的创收，已经成为了潮流！但这部分收入，也必须反哺到临床一线的医生和患者身上，这样才能坚守公益性，实现可持续发展！
撰文 | VOX
编辑 | V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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