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职经办人被指合同诈骗，律师论证不构成犯罪获撤案

贵阳王兴卫律师代理一起当事人以履职身份经办项目相关用章手续，却被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刑事拘留的案件，在侦查阶段取保候审申请未获通过后，紧扣案件核心争议围绕职务行为属性、民刑纠纷界限展开论证，推动检察机关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后续持续跟进侦查程序，最终公安机关认定无犯罪事实，依法撤销案件，当事人获得实质无罪结果。

当事人受某实业公司任命担任工程项目总指挥，负责两个市政类工程项目的指挥工作，公司法人将合同章交由其保管使用。报案人希望承接案涉工程项目，当事人向其释明项目需要经过中标流程，前期仅可签署框架协议，框架协议内容事前报送公司法人确认后盖章签署。后续报案人一方为获得项目，出借资金给实业公司，相关借款直接进入公司对公账户，并未经过当事人个人账户，该笔借款之后已由第三方代为全额清偿，报案人未产生实际财产损失，同时报案人给项目副总指挥在过年时转过一些资金，而当时接近年关，副总指挥也转了一部分给当事人，没有明确的书面由头和来源，过完年当事人将大部分返还副总指挥。后因项目未能按期开工，报案人以被合同诈骗为由报案，公安机关以涉嫌合同诈骗罪立案并对当事人刑事拘留。
家属找到贵州黔信律师事务所王兴卫律师办理委托手续后，贵阳王兴卫律师第一时间会见当事人，完整核实案件全部细节，逐一核对任职背景、合同章交接过程、框架协议磋商盖章流程、资金往来路径、借款归还事实，同时收集梳理任职文件、微x沟通记录、转账还款凭证、证人线索等关键事实材料。随后王兴卫律师向侦查机关提交取保候审法律意见，论证当事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公安机关审查后未批准取保候审，案件随即移送检察院审查批捕。
这一阶段，整个案件的核心争议开始显现：当事人作为公司工程项目的履职经办人，在保管合同章、签署框架协议过程中的相关行为，究竟属于正常的职务履职行为，还是合同诈骗罪的刑事犯罪行为，这是直接决定当事人罪与非罪的关键。在实务中，这类涉及商事活动的纠纷，很容易因项目未能按期推进、报案人强烈要求追责，被办案机关归入刑事追责范畴，侦查阶段初步掌握的证据多来源于报案人单方陈述，对当事人有利的事实细节很容易被淹没，一旦认定构成合同诈骗，后续想要推翻定性的难度将大幅提升。
贵阳刑事律师王兴卫律师没有局限在常规的辩护思路中，而是紧紧围绕这一核心争议点搭建完整的论证逻辑。他结合会见核实的全部细节，逐一对应合同诈骗罪的法定构成要件拆解：主观层面，当事人全程知晓项目真实情况，不存在虚构项目、隐瞒关键事实的情况，没有任何逃匿、挥霍财物、隐匿财产等可以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行为；客观层面，框架协议事前已经经过公司法人微x确认，当事人也提前明确告知报案人需要走中标流程才能签署正式发包合同，不存在刻意虚构事实的诈骗行为。
针对资金流向的关键事实，王兴卫律师把所有银行流水、转账凭证逐一核对梳理，确认案涉借款全部直接进入实业公司对公账户，没有一分一毫经过当事人个人账户，后续该笔借款也已经由第三方全额代为清偿，报案人没有产生任何实际财产损失。针对那笔过年期间流转的小额资金，王兴卫律师也附上了对应的转账记录，明确大部分资金已经在年后返还副总指挥，当事人并未从中获得额外利益，甚至其应得的工资还被实业公司拖欠。
王兴卫律师同时引入民事法律层面的规则强化论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规定的合同相对性原理，明确案涉框架协议的双方主体是报案人和实业公司，当事人只是基于职务授权的经办人，并非合同的相对方，仅因履职参与用章、签约流程，不需要承担合同对应的履行义务，更不能直接将公司层面可能存在的民事违约行为，直接升格为个人的刑事诈骗犯罪行为。这种民刑交叉的论证思路，清晰划清了商事经营风险下的民事违约纠纷与刑事诈骗犯罪之间的边界。
相对方侦查阶段的思路则是基于报案人的单方陈述，直接将在框架协议上签字盖章的经办人认定为合同诈骗的实施主体，陷入了客观归罪的误区，默认只要项目未按期开工，签字的经办人就应当承担诈骗的刑事责任，没有进一步区分职务行为的归属、资金的实际流向以及报案人是否存在实际财产损失这些关键事实。
王兴卫律师将梳理完成的全部事实材料、证据线索，连同撰写完毕的完整《建议不予批准逮捕的法律意见》一并提交给承办检察官，同时就核心的民刑边界、职务行为定性问题和检察官展开充分沟通，同时也客观反馈了当事人家中尚有刚出生的婴儿需要照料、当事人是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的实际情况，结合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进一步说明对当事人采取取保候审足以保障诉讼正常进行，不存在社会危险性。
检察机关审查全案材料后，完全认可贵阳王兴卫律师提出的核心辩护观点，认为在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当事人存在合同诈骗罪要求的非法占有目的与诈骗行为，依法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当事人随即解除羁押状态。
当事人被取保之后，王兴卫律师并未停止辩护工作，没有把不批捕当成辩护的终点，而是持续跟进后续的侦查程序，反复和侦查机关沟通核实补充的证据材料，不断厘清案件属于企业和报案人之间的正常民商事经济往来，案涉纠纷完全可以通过民事途径解决，不应当通过刑事手段插手正常的民商事经营纠纷。公安机关结合后续补充侦查核实的全部证据，最终确认本案不存在犯罪事实，依法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当事人不会留下任何刑事犯罪记录，获得了实质的无罪结果。
整个案件的走向完全围绕最初的核心争议展开，从一开始侦查机关将履职经办人拟制为合同诈骗的犯罪主体，到辩护律师逐步提交完整的证据链，用民刑结合的论证逻辑逐一破除客观归罪的误区，最终司法机关完全采纳辩护观点，回归案件本身的正常法律关系属性，让一起本可能被不当纳入刑事追责范围的民商事纠纷，最终通过正当的刑事辩护程序厘清边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得到了完整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