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套话术，一、二审刑期差十年！虚假宣传为何频被定成诈骗？

一封寄往财政部会计司的举报信，引出了一桩涉案1826万余元的跨省刑事案件。

同一批人，同一套营销话术，同一组在案证据。

一审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潘某有期徒刑十二年；近一年后，二审法院直接改判虚假广告罪，刑期变为一年十个月

两审之间，刑期差了整整十年。

按照二审判决载明的折抵方式，主犯的刑期计至2025年9月20日止——这意味着在一审宣判三个月前，他的实际羁押时间就已经超过了最终判处的刑期。

将永州两级法院的判决书放在一起看，不难发现当前涉众型教培案件中，“虚假宣传”与“刑事诈骗”之间那条极具争议的边界

一门年入千万的“保过”生意

从判决认定的客观事实看，这并不是一伙无固定场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流窜人员，而是一套运转成熟的商业公司模式。

2020年1月至2021年8月，潘某借用亲属身份先后注册了三家教育信息咨询公司，在永州租下固定办公室。

公司设前台、销售部和后台，甚至还配了食堂，员工二十多人。

他们招来一批年轻人做“招生顾问”，每人发几部工作手机，专门联系备考医护、会计类职称的考生。

销售话术是统一的，卖点直击考生心理：

“综合通过率95%以上”、“密押题由行业权威专家甚至原命题老师编写”、“一科两套、共200道题，背熟不缺考确保一次性过”。

考生付款后，会签一份《高端培优班协议》，上面写着明确的售后条款：当年没过次年免费重修，再不过可以申请退款。

后台随后在定制的刷题软件里开通账号，考前十天左右推送200道题。

一年半时间里，全国3000多名考生交了钱，每人800元到8800元不等，公司账户累计收款1826万余元。

案发前后，潘某也确实陆续向359名考生退还了120万余元。

同一句话术，两级法院的两种读法

一审和二审查明的事实几乎完全一致，真正的分歧在于怎么定性那句核心话术——“密押题由专家或原命题老师编写，覆盖85%必考点”。

一审法院的定罪逻辑，是认定被告人“虚构了交易标的”。

在客观上不可能拿到考试原题的前提下，话术虚构了“掌握原题渠道”的事实，让考生陷入错误认识并掏钱。

至于公司有没有培训资质、签没签退款协议、最后有没有考生考过，均不影响诈骗罪的成立。

据此，一审把公司账户的全部收款1800余万元都算作诈骗数额，判处潘某十二年重刑。

二审法院的改判逻辑，则是认定被告人“夸大了服务质量”。

永州中院审理后认为，全案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据不足，行为方式不符合诈骗罪的要件：

公司具备真实的履约基础：有实体办公场所，部分员工用本人身份实名注册工作微信；推销前已与南京一家教育科技公司签了代理协议并定制刷题软件，具备交付服务的现实条件。

交付的产品真实存在：考前发给考生的200道题，并不是凭空捏造的无效信息，且在案证据显示确实有考生用了资料后通过了考试，说明产品有一定使用价值。

售后条款在部分履行：案发前公司已向三百多名考生退款120多万元，也没有证据显示潘某存在隐匿、挥霍或转移资金的行为。

从刑法原理上看，两个罪名里都有假话，也都有人付了钱，真正决定性质的，是经营者有没有打算交付实质对价。

最高司法机关在食品领域早已确立过一条清晰的裁判规则。

“两高”《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1〕24号）第十九条明确规定：利用广告对食品作虚假宣传的，以虚假广告罪论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销售食品诈骗财物的，才以诈骗罪论处。

这条规则的逻辑是通用的：区分“夸大宣传”与“刑事诈骗”的轴心，始终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本案中，经营者交付了真实存在的题库软件，只是对题库的精准度、师资背景和通过率作了严重失实的夸大。

这属于服务质量的瑕疵与虚假宣传，而非无对价占有他人财物的诈骗。

司法惯性：此类案件为何容易滑向诈骗？

既然界限清晰，为什么在司法实践中，类似的教培、助考、保健品营销案件，往往在侦查和一审阶段就被按诈骗罪处理？

对照这两份判决披露的细节，背后其实有几个现实推力。

最直接的诱因，在于两个罪名的法定刑落差太大。

按《刑法》规定，虚假广告罪顶格只能判二年有期徒刑；而诈骗罪一旦达到“数额特别巨大”（50万元以上），量刑起点就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面对动辄上千万的流水，在罪刑相适应的朴素认知下，办案过程中很容易倾向于用重罪名来匹配涉案金额。

与此同时，案件处理中常常出现用“说了假话”直接推定“想非法占有”的倾向。

《广告法》第二十四条早就明文禁止教培广告对通过考试作保证性承诺，或暗示有命题人员参与。

本案话术明显违反《广告法》，但广告违法不等于刑事诈骗。

如果在审查中跳过了对“非法占有目的”的独立证明，仅凭“虚构事实+收了钱”就直接推定诈骗故意，定性便极易发生偏移。

这种定性偏移，往往在侦查起点就已经埋下伏笔。

一审判决书罕见地披露了一个细节：侦查机关发往异地的协查《询问提纲》里，直接预设了“被以99%精准押题噱头诈骗”的模板答案。

这导致不同省份做的考生笔录，甚至出现了相同的错别字。

先定好罪名再按图索骥取证，很容易遮蔽商业交易中的履约细节。

二审法院在审查这批异地笔录时，便剔除了模板化陈述，仅采信了能与微信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及电脑话术文件相互印证的部分。

而一旦案件被纳入电信网络诈骗的框架，涉众型案件的“综合认定”规则便会迅速放大涉案数额。

依据“两高一部”《关于办理信息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22〕23号），对于人数众多、客观上无法逐一核实的案件，允许结合交易记录综合认定数额。

在本案中，核实笔录的70名考生（36万余元），通过一份会计鉴定就直接扩大成了3000余名考生（1800余万元），直接把量刑推到了顶格。

改判之后：留给司法与市场的现实问题

二审虽然改了罪名，让涉案人员免于十年重刑，但判决落笔之后，依然留下了几个值得琢磨的后续问题。

纵观全案，这类案件定性博弈的胜负手，往往不在话术，而在履约证据。

单纯在法庭上争辩“销售话术算不算合理夸大”，通常收效甚微。

真正决定案件走向的，是企业实体运营与履约的客观记录——上游采购合同、软件研发凭证、产品交付记录以及真实的退费台账，这些细节直接决定了“非法占有目的”能不能成立。

同时，二审将业务员通过微信点对点发送推销信息的行为认定为“广告行为”，在刑法理论上也留有探讨空间。

面向特定个体的私聊推销，和面向不特定公众的广告发布毕竟存在差异。

将其一概纳入《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制，是否严格契合罪刑法定原则，学界与司法界仍有不同声音。

更具现实冲击力的连锁反应，体现在涉案款项的去向上。

一审定性诈骗罪时，涉案款项依法应当责令退赔被害人；而二审改判虚假广告罪后，该罪侵犯的是市场经济秩序，刑事程序里不再有法律意义上的“被害人”。

一审判决书中曾摘录了一位交了3200元的考生证言：考前收到200道题，考完发现并未压中，联系退款时发现已被拉黑。

二审裁定将追缴的1706万余元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这意味着，像她一样此前没拿到退款的两千多名考生，无法通过刑事退赔程序直接拿回钱，只能自己另行去打民事官司维权。

更进一步看，涉案款项的追缴范围同样存在争议。

二审追缴的，是收款总额扣除已退款后的全部数额。

但公司在定制刷题软件、采购题库资料时确实支付了客观成本，二审也认可这些资料具有一定使用价值。

虚假广告罪中的“违法所得”，究竟应按“全额营收”还是“扣除合理成本后的获利”计算，现行规定尚未给出明确答案。

罪名的精准界定，不仅关乎个案的量刑轻重，更直接改写了多方主体的权利救济路径。

对于市场经营者来说，这起案子虽然改判减去了十年刑期，但全案人员均被追究刑责、千万营收尽数上缴国库的结局，同样划出了一条清晰的合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