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2年春，延安窑洞里，毛泽东谈到曹操迎汉献帝时，曾特别看重一个“名分”二字。兵力可以争，城池可以夺，唯独名义一旦被对手掌握，许多选择便会变得异常艰难。中国历史上的所谓阳谋，往往不是藏在暗处的算计，而是把路摆在明面上，让对手明知有问题，却很难找到更好的出口。
春秋时期，齐景公身边有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三人。他们都曾立下战功，且勇力过人，在军中和民间颇有声望。问题也出在这里：三人功劳大，性情却强悍，渐渐不把礼法和君臣秩序放在眼中。
晏婴担心他们继续坐大，便设计了“二桃杀三士”。齐景公赐下两个桃子，让三人按功劳自取。桃子只有两个，功劳却有三份，分配本身就成了考验。
公孙接和田开疆各自陈述功劳，古冶子随后提到自己曾在齐景公渡河时救过国君。两人觉得自己的功劳不及古冶子，认为再拿桃子便是贪生，于是相继自尽。古冶子见同伴已死，也因羞愧和重义选择赴死。
这件事常被称作阳谋，但严格说，它既有公开的规则，也掺杂了诱导人心的阴影。晏婴没有直接动刀，而是把三人的勇、名、义摆到一起，让他们自己走进无法退让的局面。桃子只是引子，真正起作用的是当时社会对名节和勇烈的看重。
战国时期，魏国围攻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援。齐军统帅田忌准备救赵，孙膑却没有把兵力直接投向邯郸，而是率军直逼魏国都城大梁。
这一步很明白。魏军远在赵地，大梁兵力空虚，魏国若不回师，国都便有危险；若回师，长途奔走之后，军队疲惫，齐军便可在途中设伏。齐军没有和魏军硬拼，却抓住了魏军最不能承受的地方。
庞涓只能回救大梁。桂陵之战中，齐军重创魏军，这便是后世熟知的“围魏救赵”。有意思的是，这不是孙膑凭空制造的陷阱，而是利用了战争中的基本规律：敌军的根本利益在哪里，主力就很难永远离开那里。
多年以后，魏国攻打韩国，孙膑又以类似思路诱使魏军回援。马陵之战发生于公元前342年，庞涓兵败身亡。相同的局面再次出现，说明真正难以应对的，不是某一条计策，而是军队承担不起“进退皆失”的代价。
到了西汉，藩王问题换了一种解法。汉景帝时期实行削藩，引发公元前154年的七国之乱。叛乱平定后，诸侯势力仍然需要处理，简单夺权容易激起反抗，放任不管又会留下隐患。
汉武帝时期，主父偃提出推恩令。按照旧制，诸侯王的封地主要由嫡长子承继；推恩令则允许诸侯王把封地分给多个儿子，分别封侯。表面上，这是皇帝对宗室子弟的恩典；实际效果却是把一个完整的王国拆成许多较小的封地。
诸侯王很难公开拒绝。接受，自己的势力会逐步分散；拒绝，便显得不愿厚待亲生儿子，也容易失去宗室内部的支持。更关键的是，新封侯国由中央任命官吏管理，封号和土地都无法完全脱离朝廷控制。这个办法没有大规模征伐，却让藩国一步步失去独立基础。
东汉末年，曹操迎汉献帝到许昌，事情又呈现出另一种阳谋。公元196年，汉献帝东归后处境艰难，曹操将其迎至许昌，以天子名义发布诏令、任用官员、号召诸侯。后来许昌被称为“许都”，政治中心由此转移。
曹操当然借此扩大了自己的权力，但各地诸侯也看得清楚：天子身边真正说了算的是曹操。问题在于，他们若公开反对曹操，便很容易被说成抗拒朝廷；若奉诏入朝，又等于进入曹操掌握的政治秩序。
刘备、孙权都没有真正接受曹操的控制，因此这套做法并非绝对无解。可在当时的名分体系下，诸侯既不能轻易撕破脸，又必须防备朝廷诏令带来的压力。曹操利用的，正是汉室尚存的政治号召力，以及群雄彼此猜忌、各自为战的局面。
这四件事形态不同：有的借人心，有的借军势，有的借制度，有的借名分。它们共同之处，是把选择摆到对手面前，并让每一条路都带着代价。阳谋并非真的没有办法，而是破解它往往意味着先承担更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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