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院不批捕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对“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判断。李某清涉嫌的是故意伤害。依《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而且对于轻伤二级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大量适用拘役、缓刑,检察院可能据此认为本案不属于“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因而不符合逮捕的刑罚条件,这也是轻伤害案件不批捕最常见的技术性理由。但本案有持刀砍击面部、头部、颈部,两名被害人,其中一人出现窒息征象等情节,是否仍属“情节较轻”,可能值得商榷。
第二,对社会危险性的判断。如果李某清到案后认罪认罚、赔偿损失、甚至还取得被害人一方谅解,系初犯、偶犯,有固定住所和稳定社会关系,检察院可能认为“采取取保候审足以防止社会危险性”。尤其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妥善办理轻伤害案件的指导意见》(高检发办字〔2022〕167号)第十六条第一款明确,轻伤害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且没有其他犯罪嫌疑,与被害人已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赔偿义务,系未成年人或者在校学生、本人确有悔罪表现等情形,经审查认为不具有社会危险性的,公安机关可以不再提请批准逮捕,检察院可以作出不批捕决定。该条列举虽有“等情形”的兜底表述,但如果本案存在认罪认罚、赔偿、谅解等因素,这一条很可能是检察机关内部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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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适用。近年来轻伤害案件的不批捕率总体较高,部分办案人员习惯于将婚姻家庭纠纷引发的伤害案件作为“矛盾化解型”案件处理,倾向于不羁押、促和解,以避免“因案结仇”。这种办案惯性本身不违法,但如果用在持械家暴案件上,确实存在一些风险。
第四,现实中对于这种因为家庭矛盾导致轻伤二级检察院不进行批捕进行取保候审的案例本来就很多,检察院直接依据办案经验进行不予批捕进行取保候审。比如夫妻吵架,丈夫用水果刀划妻子脸 → 轻伤二级 → 相对不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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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亲酒后互撕,一方水果刀扎对方小腹 → 轻伤二级 → 不诉,申诉被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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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结合上述因素,大部分的检察院可能都会不予批捕。审查逮捕阶段摆在检察官面前的,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轻伤害案件:伤情鉴定为轻伤二级,法定刑在三年以下;嫌疑人到案后如能如实供述、认罪认罚,按照“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本来就存在取保候审的空间。尤其是基层检察院每年办理大量家事纠纷引发的伤害案,其中多数在取保后通过赔偿、调解、和解得以化解,办案人员基于既往经验判断“矛盾尚可控制”,并非毫无根据的臆断。
可以要求检察院承担责任吗?
基本上很难,检察院在法律上不批捕虽然有错误后果发生,但可能已尽到必要义务,很难实质上追究责任。换句话说家属有权提出申诉、控告和举报,有权要求说明理由和进行案件质量评查;但要追究具体检察人员的纪律责任、刑事责任或获得国家赔偿,门槛很高,且需要以“不批捕决定违法”为前提。
第一,通过检察系统内部的司法责任追究。《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2024年修订)第二条规定,检察人员应当对其履行检察职责的行为终身负责;在司法办案工作中故意违反检察职责的,或者因重大过失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承担司法责任。第三条同时规定,虽有错误后果发生,但尽到必要注意义务、对错误后果仅有一般过失的,不承担司法责任;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办案程序、文书制作等方面不符合规定,但不影响案件结论正确性和效力的,属于司法瑕疵,不因此承担司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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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具体到本案中,检察院做出不批捕在形式上符合轻伤害案件的一般办案逻辑,不能仅凭后果倒推不批捕违法,如果说有过错,但很难谈得上是重大过失。更现实的是,审查逮捕期限只有七天,检察官能看到的材料就是公安移送的卷宗。如果当时卷内没有明确的扬言报复记录、没有既往家暴的报警回执、没有被害人强烈要求羁押的书面意见,检察官很难仅凭“夫妻矛盾”或者“伤口位置”这一背景就推断出“放出来还会杀人”。虽然事后来看,这个判断错了;但在当时的信息条件下,它更接近司法判断的合理偏差,而不是可以轻易归咎于个人的重大过失。如果完全要求办案人员在案发前就具备“预言能力”,可能也不现实,这也会让取保候审制度失去适用空间。
第二,通过刑事职务犯罪主张。若检察人员存在徇私枉法、收受贿赂后故意不批捕,可能触犯《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徇私枉法罪;若存在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可能触犯《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但这两类犯罪都要求主观故意或者严重不负责任,且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审查逮捕本身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判断权,只要决定当时有一定证据和理由支撑,哪怕事后看是错误的,也不能直接认定为犯罪,而这是追责最现实的障碍。
第三,主张国家赔偿,但这条路径基本走不通。《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对刑事赔偿范围采取列举式规定,限于违法拘留、拘留超期后撤案或不起诉或判无罪、逮捕后撤案或不起诉或判无罪、再审改判无罪且原判刑罚已执行、刑讯逼供或者殴打虐待致伤致死、违法使用武器警械致伤致死等情形。本案是“不批捕”,李某清并未被逮捕,随后被释放或取保候审;而且李女士的死亡是李某清的故意杀人行为直接造成,一般不属于检察机关行使职权“造成”的损害,且不批捕、取保候审均不在国家赔偿范围内。此外,刑事赔偿的请求主体是被追诉人本人,想通过国家赔偿追责,法律上没有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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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家属的遭遇确实值得同情,但其实真正值得追问的,可能不是“有没有不批捕的法定空间”,而是本案是否遗漏了应当评价的高危因素。前述指导意见第十六条第二款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因其伤害行为致使当事人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可能实施新的犯罪或者具有其他严重社会危险性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批准逮捕。本案中,施暴者持菜刀砍击妻子面部和岳母头颈部,岳母颈部已出现窒息征象,暴力直接指向要害部位,且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被害人有持续接触可能,这些恰恰是“矛盾进一步激化、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典型征象,故办案机关不能简单依据常规办案思路,把家暴都当作普通民间纠纷降格处理直接取保候审,但从法律上真的想要追究什么责任,可能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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