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混沌初开，天地玄黄。山海经里，群魔乱舞于大荒之中，魑魅魍魉在幽都的雾气里吞吐着永恒的暗灭。
那是一个没有面目，亦无耳目的世代，世间万物都裹在一团亘古的蒙昧里，不分善恶，不辨忠奸。没有光，也没有暗，只有一片仿佛是浑然天成的沉闷的混沌。
后来，到了庄子那里。他说，混沌有七窍，却从不曾开凿。倏与忽为报混沌之德，日凿一窍，等到七窍全开，则混沌死。
混沌的生死，竟系于这一个小小的“窍”上。那是怎样的一个孔窍呢？是耳？是目？是口？还是鼻？似乎都不是。它倒更像一道门，一道窄窄的只能容一人侧身而过的门。
门里是混沌，门外是人间。门内是神，门外是魔，门缝里藏着一个蹑手蹑脚的人。混沌一死，神魔便分。于是，那扇洞开的窍，便成了“人”的纪元。
可这纪元，却不是光明的纪元。混沌的尸骸尚未凉透，那些纷纷杂杂的精魂，便已钻进了那新开的窍里。它们借着人之口，人之眼，人之耳，人之意，将自己装扮成人的模样，坐在了人的祭坛上。
于是，漫长的封建社会，便在那一个个被开凿的深深浅浅的窍里，扎下了根，发了芽，开出了畸形的却美其名曰“礼”的花朵。
文言文便是那第一缕诡异的花之芬芳。它从贵族的祭祀，从士大夫的朝堂，从那些蜷曲得像蝌蚪一样的甲骨文里钻出来，化作了竹简上森严的符咒。它是一堵城墙，用“之乎者也”的砖石砌成，将万千黔首挡在文明的门外；它是一张蛛网，用“圣人之言”的经纬织就，将鲜活的生命牢牢缚在“天理”的刑场；它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成了一根根钉子，将人钉死在秩序的十字架上；它让“存天理，灭人欲”成了一缕缕丝线，将人裹成了一具具精致的却已死去的活茧。
鲁迅看见了，他唤那筑墙与结网的东西是“麻胡子”。麻胡子是隋朝那个喜吃小孩儿的将军，可鲁迅说，妨害白话者的流毒，甚于洪水猛兽，能使九州都变成一个大大的麻胡子，而所有的孩子，凡有孩子，都死在他肚子里。
这麻胡子的肚子，是多么的饱胀啊。那些死去的孩子，都曾有过明亮的眼睛，都曾有过清脆的笑声。可他们被灌了文言文，被灌了八股文，被灌了“代圣贤立言”。他们学会了说好听的话，却再也不会说人的话。他们发出的每一个音节，都是别人的，是几千年前的死人的，是庙堂上的木偶的。他们一开口，便是“子曰”“诗云”，便是“载道”“宗经”。他们成了行走的墓碑，背负着整个封建的骸骨，在人间高雅地匍匐进唐宋八大家，挤进用苏轼的名字浇筑的阿Q的精神之中，高级的阿Q只是腰间多了一个钱袋子和背上驮了一个书篓子，别的在精神类型上并无区别。
白话文在复古的污水流进之前，曾在一瞬间犹如一把雕琢石像的凿子，鲁迅说要救救孩子，便要从麻胡子的肚子里，将孩子抢出来。
要用白话，用自己的话，用自己的心，去写自己的世界。那是一场文字的战争，可归根结底，那是一场关于“活着”的战争。
文言文的古典，是死去的古典，是绣在陪葬锦帛上的牡丹，虽然华贵鲜艳却已无根。
然而，那“窍”还在。混沌虽死，它的阴影却未曾消散。它化作古雅的腔调，化作精致的复古，化作一句“还是旧学好”。它不再用“之乎者也”筑墙，却用一个个“文化”的泡沫，将人再度迷惑。那麻胡子的幽灵，并未远去，它只是换了一副面孔，在每一个试图让孩子变回“小大人”的角落里，在每一个试图让白话重新变回“死语”的暗流中，悄然徘徊。
从神话，到文言，再到白话。这是一条从混沌到木雕，再到新生的路。那开凿的窍，是杀死了混沌的凶器，却也是孕育了新生的产道。我们永远站在那窍的边缘，一边是回不去的混沌，一边是必须走下去的人间。而那所有的文字，那些从我们笔尖流淌出来的，或笨拙，或鲜活的白话，它们都是从那道狭窄的门缝里挣扎地奋力向前的一个个不肯死去的孩子的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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