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比1决胜关头，萨拉弹劾案辩方接连撤下16人，43天庭审或将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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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杜特尔特弹劾案审到第43个开庭日，辩方突然大幅收缩银行证人名单，原本铺开的金融防线只剩一个出口。

一边是8.17亿比索不明财富指控尚未正面拆解，一边是最受关注的账户证人接连退场，控辩双方的攻防节奏也被彻底打乱。

这场从16比1开始的生死局，为什么会在一天之内继续生变？

16比1只维持了一晚

11月11日，辩方律师迈克尔·波阿在参议院弹劾法庭宣布，原定出庭的16名银行人员不再逐一作证，只留下菲律宾群岛银行高级副总裁保罗·罗德里克·伊斯梅尔。

给出的理由很直接：节省时间、缩短程序，不希望继续占用法庭时间。

这16人来自8家银行，原本需要核实萨拉及其丈夫马纳塞斯·卡皮奥通过律师发出的查询函、银行回函，以及与相关账户有关的文件。

一下撤掉15人，外界自然把目光全部压到了伊斯梅尔身上。

可到了11月12日，第43个开庭日刚开始，局面再次变化。

波阿宣布，伊斯梅尔也不用出庭了。

他解释，传唤这名高管的目的只是确认一封查询函，而自己此前已经在法庭上承认写过这封信，文件也被列为辩方证据，再让证人出庭已经没有必要。

于是，前一晚的16比1，最终变成了16比0。

16名银行人员没有一人坐上证人席，也不会接受控方的交叉询问。

在我看来，这个变化比单纯撤掉15人更值得关注。

辩方当然有权决定传唤谁，也有权放弃重复证明已经确认的文件。

减少证人不等于承认指控，更不能直接当成败局已定。

但诉讼策略从来都有代价。

证人不上席，确实避免了在交叉询问中出现新的漏洞；同时，辩方也失去了借银行专业人员解释账户、交易和文件背景的机会。

主审官埃斯库德罗认可辩方选择证人的权利，同时指出，控方已经完成举证，不能借一名并未出庭的辩方证人重新扩张自己的证据。

相关争议仍可在反驳证据或书面陈词阶段继续处理。

撤人没有让争议消失，只是把原本可能在证人席上完成的攻防，推到了后面的书面证据和最终陈词里。

8.17亿比索的大账

辩方最初为11月9日至13日的庭审提交了25名意向证人。

宪法学者拉尔夫·萨米恩托拒绝出庭后，正式名单剩下24人。

第一周结束时，已有18人被撤下或不再传唤，真正出庭的只有6人。

名单迅速变薄，与案件目前只剩下的第二项弹劾条款有关。

控方指控萨拉没有如实申报资产，也没有按规定处理商业利益，并援引法务会计人员亚历山大·卡布雷拉的核算，称萨拉夫妇在2022年至2025年间存在约8.1787亿比索未申报资产和无法解释的财富。

这仍然是控方的指控和计算，并非法庭已经认定的事实。

辩方有权质疑计算方法、证据来源以及相关资金是否真的属于萨拉夫妇。

不过，既然这笔8.17亿比索的大账已成为案件核心，辩方最终就必须拿出一套能够与之对应的解释。

此前出庭的企业法律顾问承认，金科集团在2022年至2025年间向萨拉支付了2142369.14比索，并把这笔钱称为“资本返还”。

但证人没有提供能够证明原始投资金额和具体安排的书面合同，参议员法官随即追问，既然没有完整记录，凭什么确认它只是退回本金。

庭上还提到了金科集团与达沃市政府的19份合同。

萨拉的弟弟塞巴斯蒂安担任达沃市长，这让商业利益是否充分披露、是否存在利益冲突，成为控方继续追问的方向。

我觉得，这类证词最容易出现“本想解释，反而引出新问题”的效果。

辩方请证人证明款项有合理来源，可一旦原始文件不足，法官关注的就不再只是钱从哪里来，还会追问为什么账面和申报材料没有把关系讲清楚。

第43个开庭日出现的两笔消费也很受关注。

一笔是东京银座餐厅约20.5万比索的账单，另一笔是吉隆坡耐克门店256882.50比索的消费，均由卡皮奥的信用卡支付。

证人安特罗称，东京聚餐共有11名法学院朋友，自己事后偿还了4万日元；另一名证人则称，购买运动用品是为了奖励参加比赛的青少年球队。

可在交叉询问中，部分还款缺少银行流水和书面凭证，证人的记忆也并不完整。

在我看来，几顿饭和几双鞋可以反映消费习惯，却不能直接回答8.17亿比索是怎样计算出来的，更不能单独证明或推翻不明财富指控。

如果庭审长期停留在这些边缘账目上，法官席迟早会把问题重新拉回核心：申报收入、银行交易、企业付款和资产变化到底能不能对上。

法庭看证据，政治场看16票

银行证人全部退场后，争议最大的仍是群岛银行账户。

反洗钱机构负责人此前作证称，萨拉与父亲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名下的联名账户，曾在2013年4月出现一笔约910万比索的柜台提款；控方还希望追问与美元账户有关的材料。

伊斯梅尔不出庭，意味着控方无法通过交叉询问向他继续追问。但这同样不代表有关指控自动成立。

账户记录能否采用、具体交易如何归属、文件能够证明到什么程度，仍要由参议员法官按照庭审规则判断。

我的理解是，撤掉银行证人是一场计算得很清楚的风险交换。

辩方放弃了主动解释账户的机会，换取不让控方现场追问的安全；控方失去了交叉询问窗口，却可以继续强调核心金额尚未得到正面回应。

谁占便宜，现在还下不了结论。

真正决定效果的，是辩方接下来8至10名证人能否拿出足够完整的资产、收入和投资记录。

如果后续证词仍然只解释零散支出，收缩名单就会显得被动；如果能够建立一套完整的资金来源链条，减少重复证人反而可能让答辩更加集中。

这场弹劾案于2026年5月11日在众议院以257票赞成、25票反对、9票弃权获得通过，参议院7月6日开始正式审理。

到11月12日，庭审已经进行到第43个开庭日，下一次开庭安排在11月19日。

按照菲律宾宪法，弹劾定罪需要全体参议员三分之二赞成。

以24席计算，意味着控方必须拿到16票；一旦定罪，萨拉可能被免职并失去担任公职的资格。

所以我的想法，这既是一场证据审判，也是一场政治信任投票。

银行证人从16人减到1人，再从1人变成0人，改变的是双方展示证据的方式，并没有替任何一方提前拿到那16张票。

休庭之后，8.17亿比索核算、214万比索企业付款、联名账户和资产申报仍会重新摆上桌面。

辩方节省了时间，却也把自己逼到了更直接的位置：剩下的证人必须回答核心问题，不能再靠外围细节拖延。

第43个开庭日留下的最大悬念，不是谁撤得更快，而是谁能把散落的账目连成一条经得起质询的证据链。

等到11月19日重新开庭，这场16票之争才会真正进入最危险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