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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14日,是上甘岭战役打响74周年。每年到了这个时候,597.9高地、黄继光和“一个苹果”的故事,都会被人重新讲起。
当年守住那两个山头的是志愿军第15军45师。这个师的师长是谁,知道的人并不多。
他叫崔建功,河北魏县人。
1935年11月,他还叫崔日发,是东北军第109师的一个小兵,连枪都没摸熟。直罗镇一战,东北军第109师及第106师第617团遭到重创,红军俘虏5300余人。他也在被俘人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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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允许俘虏领路费回家,他没走,选择留了下来。193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说这是蒋介石“最亏的买卖”,我觉得亏就亏在旧军队压根没把这样的兵当回事。同一个人,到了一支把士兵当人看的队伍里,十几年后成了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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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0月14日凌晨,敌人的第一批炮弹在阵地上炸开,上甘岭战役就此拉开序幕。这次行动由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策划,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批准实施。
上甘岭的名字来自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普通朝鲜小山村。五圣山有五个山包,像张开的五指,其中两个山包成了双方殊死争夺的地方,在军用地图上标作597.9高地和537.7高地,总面积不足四平方公里。
志愿军15军在这两处前沿阵地楔入敌方,直接威胁敌人的金化防线。敌人想夺取五圣山,就必须先拿下这两个高地。
范佛里特原以为,只需投入两个营,付出一二百人的代价,五天内就能得手,这就是所谓的“摊牌行动”。当时正值美国总统选举和联合国大会召开前夕,停战谈判陷入僵局。
联合国军想破坏志愿军和人民军正在进行的战术反击,摆脱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在谈判中谋取有利地位。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批准了这个计划。
进攻第一天,联合国军就向上甘岭发射了30余万发炮弹,投下500余枚航空炸弹。他们出动7个营的兵力,在300余门大炮、27辆坦克、40余架飞机的支援下,分多路、多波次扑向45师135团坚守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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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崔建功向军长表态的那句话,后来被人反复提起:“打剩一个连,我去当连长;打剩一个班,我去当班长。”
阵地被炸成一片火海,通讯联络全部中断,部队只能各自为战。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一天之中几度易手。
七连排长孙占元带领突击排反击597.9高地的一处阵地,运动到山腰时,双腿被敌人炮弹炸断。他来回爬行指挥,用缴获的两挺机枪掩护战士,爆破了敌人三个火力点,又连续打退敌人两次冲击。
战友相继伤亡,弹药也快打光了,他就从敌人尸体上捡手榴弹继续打。敌人拥上阵地时,他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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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牌行动”一开始就挨了当头一棒,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范佛里特不甘心,从15日起不断增兵加码。
志愿军决心打下去,也不断增加兵力火力。两个高地的表面阵地一次次被联合国军占领,又一次次被志愿军夺回来。
17日晚,崔建功手下的134团8连接到反击597.9高地的任务。上甘岭战役中八连通过的火力封锁区是597.9高地北边一条约1000多米宽(另一说约1200米)的山坳。
可仅仅一天时间,地面就被炮火炸得变了样。负责带路的小通信员来回摸了好几趟,始终找不到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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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长李宝成借着美军照明弹的光亮,发现不远处有个坑,就滚过去躲避,结果发现那正是被炸得朝了天的坑道入口。他让战士搬来一袋面粉,一路往外撒,留作路标。
凌晨四时,全连进入坑道,只有五人伤亡。
一袋面粉、一个洞口,写进战史只有几行字,放在当时,却关系到一个连的生死。
在之后的反击中,机枪手赖发均带着伤,匍匐到离敌人地堡只有两米的地方,拉响手榴弹扑了上去。几乎同一时间,四连副排长欧阳代炎在组织爆破时双腿被炸断。
敌人围上来想活捉他,他拉响手榴弹,滚进了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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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敌人火力点疯狂扫射,部队的攻击受阻。参谋长张广生和6连连长万福来把剩下的人编成三个爆破组,一组接一组往上冲,但没有一组能靠近火力点。
天快亮了,通信员黄继光主动请战,吴三羊、肖登良跟他一起上。吴三羊牺牲在半路,肖登良身负重伤,黄继光的左臂也被打穿。
他忍着伤痛靠近敌人的中心火力点,连续投出几枚手雷,敌人的机枪停了。部队刚发起冲击,地堡里残存的机枪又喷出火舌。
黄继光顽强地向火力点爬去,在照明弹的光亮下张开双臂,扑在了地堡的枪眼上。部队随即攻占了零号阵地。
黄继光什么都没有留下。今天我们看到的黄继光画像,是根据他母亲邓芳芝老人的描述画出来的。
在那43天里,15军涌现出以特等英雄黄继光为代表的三等功以上功臣共12347人。拉响手榴弹、手雷、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舍身炸地堡、堵枪眼的烈士中,留下姓名的就有38位。
上甘岭战役中,联合国军先后投入8个团又2个独立营和空降兵1个团(共9个团)。
他们大大低估了志愿军的防守能力,打到后来,不得不以成营成团的规模,在飞机、坦克、重炮的掩护下轮番进攻。志愿军这边,也调来第12军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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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坑道里的官兵来说,狂轰滥炸还不是最大的威胁,最难熬的是缺水。没有粮食还能硬撑,没有水就麻烦了。
运上去的饼干本来就干,嘴里又没有唾液,根本咽不下去。
15军的后方机关和部队靠徒步运输和接力运输,把大约三万发炮弹和各种物资往高地上送。整个战役期间,后方运输人员伤亡一千七百多人,约占上甘岭战役伤亡总数的百分之十四。
付出这么大的牺牲,真正送上高地的物资却只有少量,大部分散落在被敌人炮火封锁的运输线上。
水装在容器里,一旦被炸就漏光了。当时有个很实用的办法,就是往坑道里送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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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还从后方紧急调来三万多公斤苹果,结果一个都没能送上去。火线运输员刘明生在途中捡到一个苹果,带进了坑道。
大家你让我、我让你,传了一圈才吃完。这个故事后来被写进了小学课本。
现在的孩子在课本里读到这个苹果,很容易把它当成一个温情故事。其实它背后,是一千七百多名运输人员的伤亡。
坚守1号坑道的8连原有135人,打光了就补,前后补进来自16个建制连的335人。14个昼夜里,他们没让敌人睡过一个安稳觉,组织大反击13次、小反击80次,以伤亡254人的代价歼敌176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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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属8连的指战员,战役结束后回到后方的只有6人。那面带着381个弹孔的战旗,最后插上了主峰。
43天里,这两个山头承受了190多万发炮弹和5000多枚炸弹。炮火密度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平均每秒约有6发炮弹落下。高地表面被反复轰炸,山峰被削低约两米。
8连指导员杨荣贵随手抓起一把土,从里面拨出30多块弹片。李宝成捡起一截不到一米长的树干,上面嵌着100多块弹头和弹片。
最终,志愿军以伤亡一万一千余人的代价,毙伤敌人两万五千余人,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坚守防御作战的范例。联合国军伤亡过重,指挥部此后停止了一切兵力超过一个营的进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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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打完后,45师于1954年回国,崔建功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电影《上甘岭》上映后,他看到一半就起身离开了,后来他说:“不是不想看,是不忍看。”
因为上甘岭,15军这支英雄部队被挑选为空降兵,8连成了空降兵中的尖刀。新兵入连后,参观的第一个地方是连队荣誉室,学唱的第一首歌是《上甘岭上战旗红》,看的第一部电影是《上甘岭》。
2018年11月,央视七套推出10集系列节目《荣誉之战》,第二集讲的就是8连鏖战上甘岭。如今,上甘岭战役已经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经典,上甘岭精神也成了中国人民战胜困难、赢得胜利的同义词。
回头看,撑起那43天的,不只是指挥所里的师长,更是坑道里一个个被当作人看、也甘愿为身后国家拼命的普通士兵。崔日发当年没有拿路费回家,这一留,换来的是上甘岭阵地寸土未失。
蒋介石丢掉的,从来不只是一个崔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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