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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1月18日至19日,深圳。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这里举行——这是继2001年上海、2014年北京之后,中国第三次担任APEC东道主,也是首次把这场高规格的国际经济盛会放在一座从渔村长成的科创之城。
这次盛会的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三大优先领域是“开放、创新、合作”。
什么是“共同体”?2013年10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演讲,首次提出“要牢固树立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主张亚太地区应该谋求共同发展、坚持开放发展、推动创新发展、寻求联动发展。此后,这一理念不断发展,最终在《2040年布特拉加亚愿景》里沉淀为制度文本:“到2040年建成一个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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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 摄
今天重提这个愿景,语境已不同于2013年。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抬头,关税贸易摩擦与出口管制交织,地缘冲突多点爆发,人工智能既带来生产力跃升,也带来治理挑战。
当世界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亚太共同体”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共同抗战”到“共同命运”
理解今天的“共同体”,需“以史为镜”。亚太地区有一种别的地区少有的经验连续性。
一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生死与共,让它在血火中学会了并肩。
14年抗战,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长期牵制日本陆军主力,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这并非孤立的战场。朝鲜半岛志士在上海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后在重庆组建韩国光复军并与中国军队协同作战;越南的越盟在中越边境建立根据地;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泰国的“自由泰运动”等力量也投身反法西斯斗争。
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不同政治立场的力量,在同一面反法西斯旗帜下超越了差异。战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创始常任理事国。这是亚洲国家集体抗争在国际制度层面的收获,也是战后国际秩序的法理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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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人们在晚会上表演八段锦/新华社记者 张凤国 摄
其次,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也让区域合作经受住了考验。
那年7月泰铢转为浮动汇率,风暴席卷东南亚,韩元两个多月狂贬近半,日本金融机构连环受创。当时中国外贸出口明显下滑,国际市场普遍预期人民币会贬值,国内也有降低汇率以保出口的声音。但中国政府的决定是:不搞竞争性贬值,不以邻为壑。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稳定在8.28左右,还出现稳中略升的走势。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框架内并通过双边渠道向泰国等国提供总额超过40亿美元的援助,向印尼等提供出口信贷和紧急药品援助;对内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深化国企改革;对外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打赢联系汇率保卫战。
这一系列选择代价不小,却换来了两样东西:一是避免了区域内的竞争性贬值螺旋,二是树立起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积累互信打下坚实基础。因此才有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说“东盟永远不会忘记”,IMF时任总裁康德苏称中国是IMF的“模范成员”,标准普尔全球评级亚太首席经济学家保罗·格伦瓦尔评价中国保持汇率稳定“成为地区的巨大稳定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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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吉隆坡的现代街景
也正是在这场危机之后,“10+3”框架成型,东盟与中日韩合作机制启动,清迈倡议的种子埋下——区域金融安全网,从来是在危机中催生、在危机前积累的。
第三,是疫情中的互济。
2020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就疫情致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慰问电中首次提出“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国还向APEC捐资设立应对疫情和经济复苏子基金。更关键的是制度性成果:在全球人员货物几乎停摆的艰难时刻,《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2020年11月15日签署,并于2022年1月1日生效,区域内90%以上的货物贸易将最终实现零关税;《2040年亚太经合组织布特拉加亚愿景》及其落实计划把共同体目标写进议程;“快捷通道”“绿色通道”稳住了产业链供应链。
正如习近平主席2020年11月19日在APEC工商领导人对话会上所言:“这场疫情再次说明,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各国利益紧密相连,世界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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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 摄
三段历史有一个共同的结论:在亚太地区,我们从来没有通过损害他国利益的方式渡过难关。也正因为如此,每当外界观察中国在亚太的角色,看到的往往不是“谁取代谁”,而是“稳住了什么”。金融危机后如此,疫情后亦如此——多家外媒和机构在评论亚太经济复苏时反复指向同一个判断:中国的稳定与开放,是重振亚洲经济的重要变量。
这不是溢美,而是基于数据的描述:APEC成立30多年来,地区平均关税从17%降至5%,人均收入翻了两番以上,10亿人口脱贫,亚太以约世界1/3的人口贡献了全球六成以上的经济总量和近一半的贸易额。
奇迹的根源,恰在于开放包容、取长补短,而非对立对抗、“小院高墙”。
从“亚太秩序”到“国际秩序”
此次的深圳相聚,把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列为重点议题,推动制定《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驱动创新增长路线图》,正是这种主动性的体现——“共同体”是在一个个具体议题上实践出来的。
讲清楚亚太,必须把它放回更大的坐标。亚太的稳定从来不是区域内部的自足产物,它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延伸;反过来,亚太的动荡,也往往是国际秩序被侵蚀的最早信号。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这不是抽象表述,而是鲜血换来的制度安排。80多年前,全世界无数仁人志士打败法西斯,抱着“永不再战”的理想建立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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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图虫·创意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成果,它的建立是人类痛定思痛、摆脱丛林法则的历史尝试。正因为有了这套体系,人类社会才实现了总体和平,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繁荣。
202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联合国成立80周年,也是台湾光复80周年。习近平主席2025年5月7日在《俄罗斯报》发表题为《以史为鉴 共创未来》的署名文章,明确指出:“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确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其历史和法理事实不容置疑,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性不容挑战。这句话的分量在于,它把领土主权问题牢牢锚定在战后秩序的法理链条上——捍卫一个中国原则,本身就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必然要求。
然而80多年后的今天,这套秩序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个别国家大搞本国优先、强权霸凌,企图以单边主义取代多边主义,以自定规则取代战后国际秩序;绕过安理会行动、滥用出口管制、滥施关税、搞排他性小圈子,曾经行之有效的国际体系屡遭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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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0届广交会境外采购商数量创新高/新华社记者 邓华 摄
2025年9月26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发人深省:“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恰恰是由于这些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有效履行。”他还连用几个反问警示世人:先辈们在建立联合国之初的那一腔热血和执着追求,难道就任其在历史的天空中随风飘散?
这里有两层道理值得细说。
其一,维护战后秩序,不等于固守现状、拒绝改革。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现行国际秩序并不完美,但只要它以规则为基础,以公平为导向,以共赢为目标,就不能随意被舍弃,更容不得推倒重来。”
中国主张的是与时俱进的改革完善——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持续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多极化不是碎片化,更不是回到势力范围划分;全球化不是少数人的全球化,而是要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都能享有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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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在深圳南山全球服务中心举行的中美省州科技创新产业推介会上,美方代表体验外骨骼机器人产品/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2025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一起,构成了中国为世界提供的系统性公共产品,其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每一条都直指当下治理失灵的病灶。
其二,捍卫战后秩序,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复辟,摒弃意识形态偏见。歪曲二战历史真相、否定二战胜利成果、抹黑中苏历史功绩的图谋,违背人类正确历史观,也逆历史潮流而动。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问题、“慰安妇”与强制劳工赔偿等争议之所以至今仍是影响亚洲国家关系的变量,正是因为历史认知一旦松动,现实互信便无从谈起。
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共同引以为戒;传承历史,不是为了纠结过去,而是要开创未来。这一点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台湾问题、历史问题、秩序问题,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三个侧面——承认还是不承认那场战争的正义性质,承认还是不承认那场战争所确立的法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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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人们参观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图片展/新华社记者 张凤国 摄
此外,也不能把“维护联合国中心地位”简单等同于回避矛盾。联合国的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地位必须维护、不能取代,但这恰恰要求我们更主动地参与规则塑造。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深海、太空、气候融资这些新领域,规则仍不完善或相对滞后。谁在这些地方缺席,谁就在未来的秩序里失语。
“共同体”,中国答卷
最后要回答的,或许是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总讲“共同体”,而有些国家总讲“竞争”“陷阱”?
西方政治哲学有一条深远的传统,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起:在没有共同权力慑服众人的时候,人处于“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之中,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这套理论的前提是人性本恶、资源稀缺和信任难以自发产生,因此秩序只能来自强权,要么来自“利维坦”,要么来自大国均势。由此衍生出的一种国际关系推论是:崛起国必然挑战守成国,“国强必霸”被视作铁律,“修昔底德陷阱”几乎被断定“必有一战”。这套逻辑在它自身的理论闭环里能够自洽,也的确解释过不少历史现象。但它的致命弱点在于,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欧洲经验当成普适经验,把“或然”当成“必然”,进而把自我实现的预言强加给所有后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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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在2026年APEC领导人会议周新闻中心,机器人夹取制作好的咖啡/新华社记者 吴青昊 摄
当一种理论预设冲突不可避免,它就会持续催生它所预言的冲突。
中国政治哲学提供了另一套起点。“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而不同”“协和万邦”,讲的不是消灭差异,而是在差异中寻找共生之道。费孝通先生那句广为流传的话,说得极透彻:“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这其中也有次第:先有自己的主体性(各美其美),再有能力欣赏他者(美人之美),然后才有真正的交融(美美与共),最终抵达的境界才是“天下大同”。这是一条从自信到包容再到共生的路径,与“同化、征服、霸权”的路径截然不同。
它不要求制度趋同,不要求价值观单一,也不要求让渡主权——正因如此,APEC式的共同体才可能是“虚实结合”的:它不涉及主权让渡,不做完全清晰可量化的界定,而是以方向性引领适应本地区成员多样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化的现实。
这与欧盟、东盟的组织形态完全不同,却恰恰是最适合亚太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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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拍摄的深圳东门老街APEC主题花坛/新华社记者 邓华 摄
从“亚太命运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这条哲学脉络在当代的展开。第71届联大主席彼得·汤姆森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
当一些国家在筑“小院高墙”、搞脱钩断链的时候,中国在做的三件事恰好对应APEC深圳峰会的三大优先领域。
以开放破发展之困。2026年前三季度中国对APEC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4.07万亿元,同比增长23.9%,2025年中国已成为13个APEC经济体最大贸易伙伴。
以创新增动能。“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连续两年位居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林业部长级会议、“数智之路”接连落地。
以合作聚合力。RCEP全面生效、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中国加入CPTPP和DEPA的进程持续推进,FTAAP迎来愿景提出20周年。这些不是空洞的姿态,而是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转化为区域公共产品,让合作红利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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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视觉中国
80多年前,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以血肉证明:不同制度、不同信仰的人们,可以并肩抵御邪恶;1997年,一场金融风暴提醒亚洲各国:一国汇率失稳,会演变为所有人的危机;2020年,一场疫情再次印证:病毒、供应链,都没有国界。
明天,21个经济体的代表相聚深圳,讨论人工智能规则、关税走向、产业链韧性——议题丰富多样,内核却关乎根本:我们究竟要把下一代带入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亚太共同体”给出的回答是:建设一个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它不承诺绝对消除所有分歧,只承诺不让分歧走向失控;它不要求彼此一模一样,只要求彼此以诚相待。
这既是东方哲学“天下大同”的当代转译,也是一个饱经深重苦难的民族,献给世界最朴素的心愿: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杂志2026年第24期
作者 |曾维威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广东行政学院)副教授
编辑 | 何承波
值班主编 | 张来
排版 | 八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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