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人旧俗,“壮者皆兵”,平时渔猎,战时依家族城寨出师,这种狩猎组织本是零散的,努尔哈赤起兵正是借了这副旧骨架,把“牛录额真”这个狩猎头目之名,改成了建州治下的官名。
万历二十九年他先立牛录、甲喇、固山三层层级,到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军队规模更大,便以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黄白红蓝四色之外再增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凑成八旗。八旗兵种上分为长甲军、短甲军和巴牙喇三等。后来分别演变成前锋、骁骑和护军。护军即精兵,其前身正是被称作巴牙喇的这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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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牙喇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一支“特种部队”,它是八旗制度在把散沙般的女真部民捏合成战争机器时,顺手从每一块砖里挑出来的最硬的那几颗石子,首领叫巴牙喇章京,后来改称护军参领,这么一环扣一环地看,它的出身其实相当朴素,不是什么天降神兵。
“巴牙喇”这三个字,是满语 bayara 的汉文音译,同一词在史籍里还被写成“摆牙喇”“巴雅喇”“拜雅喇”,朝鲜人则记作“拜阿罗”。这个词的基本语义,研究者坦言难以详解,只能判定它是满语固有词,不是借自蒙古语或汉语;有材料说它含“富有”之意,也有解释指向“汗王的贴身警卫”。两种说法其实并不冲突。因为能贴身护卫汗王与旗主的人,在草原的逻辑里本就该是最“富有”战功与胆气的那一批。
努尔哈赤的异母弟、塔克世第五子刚果多罗贝勒巴雅喇,名字里就带着这个词,可见它在当时既是部族名、地名,也是人名,还兼任着军中精锐的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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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支队伍的战斗力,最直观的一笔来自朝鲜人李民寏。他被掳到建州后写下见闻,说“胡语呼拜阿罗军者,奴酋之手下兵也,五千余骑,极精勇云”。一个被俘的旁观者,没有替谁唱赞歌的动机,他记下的“五千余骑”和“极精勇”四个字,反倒比后世任何铺陈都更有分量。
同一批记载里还形容八旗骑兵“其来如骤雨,去如飘风”,这种把疾风骤雨直接安在军队头上的比喻,读着夸张,可放在辽东野战的语境里并不违和。明军习惯列方阵、施放火器、行动迟缓,等火枪鸟铳还没来得及再装填,巴牙喇的箭已经到了面门。冷兵器时代的胜负,很多时候就是谁先乱、谁后乱的差别,而巴牙喇干的事,就是让对面先乱。
那么努尔哈赤为什么要专门养这么一支人?
万历十一年他因祖、父觉昌安、塔克世在古勒城之乱中被误杀,靠“十三副遗甲”起兵,此后的几十年里,他不是在打仗,就是在去打仗的路上,《满洲实录》里“太祖四骑败八百兵”“太祖独战四十人”这类记述,把这位老汗王写成一个“自幼于千百军中,孤身突入,弓矢相交,兵刃相接,不知几经鏖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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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把命押在突阵上的领袖,不可能不对自己身边那圈人挑到苛刻。八旗是兵民合一的组织,一个牛录三百壮丁,平时耕猎、战时出征,器械干粮自备,这样的队伍能打,却不够“尖”;要有一支随时能跟汗王冲进乱军、又能在关键时刻压住阵脚的亲兵,就得从各牛录里再筛一遍。
《满文老档》里那句著名的分派,“著每牛录遣甲兵百人,以十人为白巴牙喇,其四十甲兵为红巴牙喇,又十人,携盾车二辆、水壶二个”,把这套筛法说得明明白白:一百名甲兵里,只挑十个白巴牙喇,比例低到一成,所谓百里挑一,并不是后人替它贴的金。红巴牙喇地位稍次,只出现在努尔哈赤时期;而另一种记载说巴牙喇“每个牛录只有两三人”,比数更苛刻,作用“类似于明军中的家丁,但战斗力比大明的家丁更强悍”。家丁是明末将领的私人精锐,吃小灶、拿双饷、平日护卫主将、战时第一个顶上去,拿它来类比巴牙喇,大体是贴切的,只是巴牙喇背后站着的是整部八旗机器,底盘比任何一位总兵的家丁都厚得多。
努尔哈赤时期,巴牙喇的性质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限定,它是各旗主贵族的私军家臣,由旗主亲统,是帐下精锐,听候旗主调遣,他人无法直接征调;汗亲统的两黄旗下也有本旗亲军,只效忠于汗。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八旗虽然是统一的军事制度,各旗的巴牙喇却各有各的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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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亲领两黄旗,次子代善领两红旗,第五子莽古尔泰领正蓝旗,第八子皇太极领镶白旗,长孙杜度领正白旗,侄阿敏领镶蓝旗,旗主们各把各的亲兵,谁也调不动别人的那一份。这套安排的好处是忠诚度高、指挥链条短,坏处是它本质上还是“家兵”,一旦旗主与汗王之间生出嫌隙,这支最锋利的刀最先割的会是谁,其实是个悬着的问题。后来发生的事,也确实印证了这一点。
真正让巴牙喇从“家兵”变成史书里反复书写的名字的,是抚顺、清河、萨尔浒、辽沈这一连串战事。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四月十三日出征抚顺,守将李永芳不战而降,从此后金军在数年间接连攻下抚顺、清河、开原、铁岭、沈阳、辽阳、广宁,迁都沈阳。
在这些攻城野战里,巴牙喇发挥的作用,史料说,“巴牙喇是从各牛录中选拔的精壮,兵强马壮,甲坚剑利,在努尔哈赤夺取抚顺、沈阳、辽阳等战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甲坚剑利四个字背后,是一套针对明军量身定做的打法,接战先一波骑射,等明军依托车营、野战进入胶着,再派两路精锐骑兵也就是红甲兵白甲兵夹击侧翼;两翼被吃掉之后,明军收缩防守,重装披甲步兵推着楯车往前压,拔鹿角、填沟濠;等明军被逼得出战,又是骑射冲击,白甲兵反复冲阵,明军火器来不及再装填,巴牙喇的“五步射面”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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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浒之战是巴牙喇战法最完整地亮过一次相的场合,也是它日后被反复提起的分水岭。
万历四十七年,明廷调杜松、马林、李如柏、刘綎四路大军压向赫图阿拉,努尔哈赤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此战中巴牙喇承担的是督战队和生力军的双重角色,《满文老档》记阵法时说“披重凯执利刃者,令为前锋;披短甲善射者,自后冲击”,而巴牙喇“立于别地观望,勿令下马,势有不及处,即接应之”。
最重的甲、最利的刃顶在最前面去撕口子,善射的短甲兵在后头补射,而巴牙喇像一支随时能插进任何缺口的楔子,哪一路吃紧就往哪一路补。北路马林在尚间崖挖三层堑壕、把火器列于壕外、骑兵殿后,还分兵潘宗颜、龚念遂数里外屯扎成“品”字形,单看布阵是有章法的,仰攻的一方一度被火器压制,朝鲜军队的记载里也说“俄而虏大至,先犯左营,应和环设拒木于阵前,分队放炮,虏骑阻不能突”。
可八旗很快找到破法,“骑随马后,以兵器驱马,马奔逸决拒马木,左营炮发,虏前者颠,后者蹂躏而进”,拒马木一破,明军火器的节奏就被彻底打乱。更要命的是天时,激战中正赶上大风骤起、烟尘四塞,“炮矢不得发”,巴牙喇并力冲突,明军“立尽”。一场风,把明军唯一的胜负手吹散了。我读到这里总觉得,努尔哈赤能“以少胜多”,固然靠的是巴牙喇的硬和阵法的巧,可运气也确实站过他那边;只是运气只肯站在已经把前九十九分都做足的人身后,这一点,明军那些年被教训得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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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萨尔浒是巴牙喇在战略层面的高光,那么沈阳城下那一场,就是它在战术层面最蛮不讲理的一次露面。
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也就是熊廷弼首任辽东经略的后期,后金军入寇沈阳,明军退守城下,努尔哈赤命三贝勒莽古尔泰出击,莽古尔泰“率100名巴牙喇在沈阳城南渡过浑河,追到沈阳城下”。一百人渡河追三万人的城,听着像不要命,可当时巴牙喇在辽东战场的名声就是这么横。它是八旗精锐,亦称“白甲”,每个牛录只出两三人,作用类似家丁,战斗力却更狠。
本该同步渡河的正蓝旗额真额亦都,也许是被明军兵力吓住,逡巡不进,莽古尔泰孤军撞上明军大队,朱万良、尤世功之外,熊廷弼又亲率李秉诚、赵率教等赶到,城内外明军凑到三万,“依托城墙放炮轰击,各部也分途堵击”,形势对这百来人极为不利。努尔哈赤见儿子被围,急得再派一百白甲接应,接出莽古尔泰后撤出战斗。
这一仗打得并不漂亮,可熊廷弼战后的总结留下一句极冷的数字,明军三万人,堪战者不过六七千,真正能打的不过贺世贤手下两三千家丁,而这两三千精锐,硬是拿不下区区两百白甲,就算按最精锐的家丁算,对白甲的数量比也到了十比一还多。换句话说,占尽兵力、城池、火炮优势的明军,对着这两百人最多只能放铳放箭,根本不敢拿刀冲上去砍——这不是勇气问题,是明军野战能力的底子在萨尔浒之后已经垮到什么程度,被这两百人照得一清二楚。浑河之战的北岸,川湖等兵与后金红巴牙喇军、右翼四旗兵激战,斩敌二三千人,终因体力不支战败、大部被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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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巴牙喇推到制度核心位置的人,是皇太极。
努尔哈赤时期它还是旗主私属,天聪年间皇太极改革军制,天聪八年兴建“巴牙喇营”,八旗各设一营,主官为巴牙喇纛章京,以巴牙喇甲喇章京分领,汉语音译过来的“巴牙喇甲喇章京”,后来正名叫护军参领。
这一步改动看着只是设了个番号、派了几个官,实质却是从“私军家臣”向“国家正规军”的一次转身:从此巴牙喇的隶属、军令、调配,不再只认某一位旗主,而是归到汗与后来皇帝的朝廷手里,成为统治者可以直接任命与调遣的力量。
清代学者在梳理人物传记、通谱与承袭册时也发现,bayara 的承袭带着很鲜明的世代供职、家族供职特点,朝廷把较早归附、世代在军中效力的满洲与蒙古精选壮丁归入其中,像正黄旗舒穆禄氏的扬古利,父郎柱本是库尔喀部长,扬古利在南下伐明的一系列战役里“率所部巴雅喇屡立战功”,其弟谭泰、谭布也都从 甲喇章京起步,最终身居要职;正白旗人星讷,觉尔察氏,初事太祖授二等侍卫,事太宗后率巴雅喇兵攻察哈尔多尔济苏尔海立功,崇德年间又以伐黑龙江有功授巴雅喇甲喇章京兼议政大臣。把“家兵”改造成“营制”,再让这批人世代站在这个位置上,等于给新生的清政权焊上了一根不会轻易脱焊的主筋,这一层用意,比萨尔浒的胜负更见格局。
入关之后,巴牙喇的影子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个名字继续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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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七年,八旗各官职改用汉名,巴牙喇营改称“护军营”,主官巴牙喇纛章京改称护军统领,甲喇章京改称护军参领。从此护军营作为清代禁旅八旗的核心、近卫亲军,专司警跸宿卫、诸门启闭与锁钥传筹,上三旗守紫禁城内,下五旗守紫禁城外,雍正元年以后下五旗也一并司禁卫之职;雍正二年又为护卫圆明园设圆明园八旗护军营,雍正十年增设内务府三旗护军营。
八旗护军营共八营,每色旗下的满洲、蒙古护军合设一营,合计护军一万五千人,挑选条件极高,讲究“善于国语、弓马娴熟、人才壮健”,尤其看重能开硬弓、射靶准。你顺着这条线摸下去会有点恍惚:当年跟着努尔哈赤在烟尘里冲阵的那支白甲精骑,一百多年后成了紫禁城城门上轮流值夜、掌管钥匙传筹的宿卫,刀还是那把刀,只是站的地方从辽东的旷野挪到了午门的阴影里。这种从“破阵尖刀”到“门禁仪仗”的滑落,不是哪一任皇帝的错,是所有亲军共同的宿命,和平来得越久,刀刃就越只用来切典礼上的蛋糕。护军营一直存在到宣统三年清朝覆灭才最终解散,算是给这个故事收了一个不声不响的尾。
巴牙喇起于狩猎旧俗与家兵传统,成于八旗制度对精锐的再筛选,兴于萨尔浒与辽沈的血战,定型于皇太极把它收归国有,最后在紫禁城的宫门里慢慢磨平了锋芒。这一路,既是清王朝从部落到帝国的一部缩影,也是一支精锐从“不可替代”走向“可有可无”的全过程。
再锋利的刀,也得有人一直握着它往前走,一旦握刀的手开始看守门房,锋刃生锈就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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