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悲剧：一生都在突围

父亲李瑞章36岁时留影

一

我11岁时，随刚解禁的父亲回老家山西阳高去了一趟。那时候，交通还很不方便，我们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中间倒了两次车才进入阳高的地界。

父亲小时候在这里生活了15年，这里是他魂牵梦绕的故乡，这里埋葬着他日思夜念的父母，这里有他一母同胞的兄弟姐妹，还有总角相交的伙伴、同学。

我记得，我们刚到，父亲就提出让我的两个姑姑带我们给爷爷、奶奶上坟。两个姑姑都远嫁他乡，多年都没有给爷爷、奶奶上坟了。她们只能凭着模糊的印象带我们在阳高城郊的玉米、高粱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去寻找哪怕一点的蛛丝马迹。我们找了整整一个上午，可最终一无所获。

返回城里的路上，父亲一言不发，脸色凝重，似有千言万语憋在心头，却好像又无从说起。

那天夜里，我听见父亲不断地唉声叹气，直到凌晨，我一觉醒来，他还在辗转反侧，不能入眠。几十年来，这幕场景一直在我脑海里晃悠，我现在才明白，那是他对不平命运的嗟叹，是对父母不能尽孝的愧疚呵。

二

父亲后来告诉我说，他小时候，聪明伶俐，很受师长的喜欢。爷爷是个小知识分子，受雇于他人做店员，闲暇之余，也给街坊邻居代写书信诉状之类，以此维持全家人的生计,家里因此过得比较辛苦。他从小就盼望着能闯荡出去，将来干一番事业，好光宗耀祖。

15岁那年，即1935年，他瞒着家里人悄悄地报名当了兵。走的那一天，他才不得已告诉了父母，爷爷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奶奶却哭得死去活来……

那时的国民党军队里，断文识字的没几个人，已是高小文化程度的父亲，又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立刻“鹤立鸡群”，受到上级“长官”的重视。不久，他就被保送上了军官学校。两年以后，当父亲以优异的成绩从军官学校毕业时，适逢日本军国主义者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年仅17岁的他即被任命为国民党第19军少年队队长。这个少年队的成员大多是“九一八”事变后，从东北逃亡过来的十五、六岁的孤儿。9月18日那晚，他集合起这支特殊的队伍，打着节拍，指挥全队300多个满含国仇家恨的孩子悲怆地唱起抗日流亡歌曲《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梁。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悲苦怨愤、回肠欲断的歌声，久久地回旋、飘荡在空中，让天地为之变色。团长赶来了，师长赶来了，连正在开会的军长也赶来了。越来越多的将士加入进来，悲壮的歌声如泣如诉，父亲和在场的每个人都止不住泪流满面：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

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

才能欢聚在一堂？

父亲说,这一夜，是让他走向成熟的一夜，也是让他下定不打走日本鬼子绝不脱下戎装决心的一夜。

在后来和日本鬼子的周旋战斗中，父亲总是身先士卒，屡立奇功，深受士兵爱戴。他先后升任第13集团军特务营一连二排排长，暂40师一团一连连长，二营副营长等职。在他所经历的8年艰苦的抗日战争岁月里，他跑遍了山西的各个地方，尤其是吕梁山和太行山上，到处都留下了他带血的足迹。他率领部下和日本鬼子打了无数次的大小战役，杀死了无数的日本鬼子。战斗最惨烈时，漫山遍野都是染红的尸体。接不到上级要求撤退的的命令，战备给养又不能及时送到，连续几天几夜的身心消耗，使他和他的战士只能挑起东倒西歪的尸体钻到底下，临时迷糊一阵，以便随时能够投入战斗。

母亲曾告诉我，父亲在近8年的抗战生涯中，先后有17次从战火中死里逃生，那是命悬一线啊。有一次，他在吉县带着两个伤员追赶大部队，不巧碰上了日本人在空中狂轰滥炸。他在外边掩护两个伤员进入山洞躲避，不料被敌机发现，一梭子子弹从低空盘旋的敌机上斜射入山洞，那两个伤员当场毙命，他侥幸逃过一劫；还有一次，父亲带着几个新兵回部队，路过一座小树林时，又突然遇到了日本战机的轰炸，他赶忙让他们逃往小树林躲避，他断后。结果日机毫无目的地撂下了几颗炸弹，其中一颗恰恰就扔在那几个新兵的脚下，一声巨响过后，那些新兵已经是血肉横飞，惨不忍睹，而他只不过是被气浪掀倒在地，居然毫发无损。父亲说他命大，日本人的炸弹都绕开他投掷，自嘲的幽默中透露着一种战争年代才特有的乐观主义精神。

父亲也有不少烦心的时候。他伤心的是跟日本斗也罢了，他还得和“自己人”斗。父亲秉性耿直，疾恶如雠。国民党部队里贪生怕死之辈甚多，甚至于他的顶头上司也经常命令他们不战而退。父亲仗义执言，却招来上司的嫉妒和报复，就被降职调往暂37师3团9连任上尉连建委，搞政工工作。

父亲考虑换个环境也许会好一点，但没想到该团的团建委竟是个十足的大烟鬼。他大肆贪污受贿，就为了弄些鸦片洋烟来吸。父亲实在看不下去，就直斥他这种不顾民族大义的可耻行为。团建委勃然大怒，明里暗里，使阴招、下绊子。虽为下级，但秉性耿直的父亲却毫不示弱，他径直把团建委的斑斑劣迹直接越级告到了军长那里。军长为息事宁人，就说，用人之际，暂不予追究。于是为避免再生是非，就把父亲调到了46师3团10连任建委。这时已经是1944年了。父亲那时刚和母亲结婚，随部队驻扎在浮山县城。

连续的耳闻目睹，使父亲看透了国民党军队里这种腐败无能的歪风邪气。他下定决心离开这个让他伤心的地方。可是，他转眼间却想到了当初不打败日本侵略者绝不脱下戎装的誓言。他只得隐忍下来，把满腔的怒火发泄到日本人头上，和日本人在战场上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殊死搏斗。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父亲长舒了一口气。12月，父亲申请退伍被批准，他终于脱下了那身曾给他带来信心荣誉、曾让日本鬼子胆战心惊、也曾让他感到郁闷龌龊的绿色戎装。

他从日本人的铁蹄下，从国民党的黑暗包围圈里，成功地突围出来了。

那年，父亲25岁。

三

挣脱出国民党兵营樊篱的父亲，在最初的喜悦过后，望着苍苍长穹，茫茫大地，有点茫然不知所措。回老家阳高？路途遥远且不说，战火纷飞的乱世年代，交通也早已瘫痪，何况那时我的大姐也刚出生才一、两个月。无奈只能在母亲所在的汾城县辖域先临时找个住的地方再说。这样，父亲携妻将女就投奔到母亲姨姨所在地义西毛村，临时租住到了该村村民张德杰的家里。

一年多之后，当地解放，开始进行土改运动。父亲被定为贫农，并分得土地和房屋，还被选为村农会书记。那段时间，父亲的心情格外舒畅，他觉得天也变得更蓝了，地也变得更辽阔、更富有生机了。他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父亲自小就生活在阳高城内，后来又在军营生活了10年，对农活可说是一窍不通。他认真地学，努力地干，但最后的收成总不如人家。随着大哥、二哥的诞生，家里的开支开始入不敷出，他陡然感到了背上的压力，以至于二姐生下来后，不得不送人抱养。他明白了，务农他是绝对的外行，他必须另找一条可以养活全家的谋生之路。

他把眼光盯到了义西毛村西仅有8里之距的苏村镇。那是一个可以做买卖的的繁华集镇。于是在一番筹划沟通之后，父亲携全家于1954年4月迁往新绛县的苏村定居。

父亲从一个不称职的农民开始转道做生意。由于没有足够的资本，父亲只能是小本经营。他每天都会推着一辆装有黑豆酱瓦罐的破自行车，沿街叫卖：“卖——酱——了——”，浓重的晋北口音，拖着长调，韵味十足。方圆几十里地的居民都吃着他卖的酱，然后又在他面前背后惟妙惟肖地学着他叫卖的模样，嘻嘻哈哈，让他的心头充满了温馨和快乐。

然而，好景不长，他的头上开始有了一张无形的大网，缓缓地落了下来。1958年，他被作为“历史不清分子”集中到新绛县政法部集训，肃反43天，并被勒令“彻底坦白交待”他的历史事实。父亲如实坦白，后来县里查证结果也与父亲交待相符：父亲无血债，无民愤，而且退伍较早。但是那所谓的“历史不清”还是给他留下了麻烦。不久，他就被苏村大队划归为“四类分子”。

他后来在申诉材料中说：“在新绛县北苏村居住时，于1960年以后(详细时间失记)苏村大队每以我历史问题划归‘四类分子’开会，我彼时对政策不了解，又因历史问题不敢多问，但求平安无事，一直到1964年我迁居本县（襄汾）南赵村时，从未接到新绛县政府划我为‘四类分子’的合法手续或通知书。我就是这样糊里糊涂地给扣上这顶‘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的。直至1966年‘四清’运动结束时，才接到我继续戴‘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的通知。”

在苏村期间，我大姐多才多艺，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山西省艺术学校，但终因父亲的问题未能成行。大姐心生闷气，郁郁不乐，最后一身缠病，无奈嫁给一个比她大10岁的再婚农民为妻。1984年，大姐39岁时即恹恹病死在床上。

父亲的处境开始逐渐变得艰难，但他坚信自己是坦坦荡荡、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一次，村里的民兵营长薛某当众侮辱他，说了他很多难听的话，父亲忍无可忍，奋起反击，当众揭露了他一些令人不齿的可耻行为。薛某自此怀恨在心，便勾结一些人，捏造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将他抓起来，送往县里。虽然县里后来查无此事，把父亲无罪释放回来，但父亲这时真正地意识到了他那历史问题的严重性。

这次事件，让父亲对苏村的“险恶”形势有了新的认识，他想避开这个是非之地。这时，我的母亲提出来想把家迁往她的出生地南赵村，因为我的外祖母在解放初和外祖父离婚后就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自个儿过活。外祖母还是三寸金莲小脚，日子过得艰难恓惶。

1964年，父母带着大姐、大哥、二哥、三哥，再次搬家，迁往现在的襄汾县赵康镇南赵村，准备再次开始他那不成功的农民生涯。

父亲以为他成功冲出了苏村阴霾沉沉的天空。

那年，他44岁。

四

迁到南赵村后，大队里把泊池岸边东南原来段家的一个菜园子拨给了我们家盖房子。父亲手头本来也没有攒下几个钱，就因陋就简地靠亲朋好友盖起了3间平房。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到下雨天时，家里到处渗透着雨水。外边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旮里旮旯都放满了接雨水的瓶瓶罐罐。但就是这个破烂房屋，后来也成了父亲的罪状之一。有人说，为了给我们家盖房，生产队里曾派出了相当于60个工分日的劳力。父亲百般辩白，但也无济于事。

迁住南赵后不久，“四清”运动开始，父亲成为村里重点审查对象。父亲如实汇报我们家在义西毛和阳高老家的成分情况，但大队里一些所谓的革命分子，不依不饶，号称要派人去阳高调研。

关于这一段史实，父亲在1977年的一份申诉材料中写道：“1966年‘四清’运动中，工作队到我原籍调查，说我老家未定成份。当时，我亦向工作队提过，既经土改，哪有未定成份的呢？结果，‘四清’工作队只出了一榜，就定我家为富农，其实按当时政策应该是三榜定案的。我随即又找工作队申请，无果。我随即向原籍通讯询问此事。按我妹两次来信，还有我子建平（我大哥）于1975年冬返原籍，查询此事，我老家系城内市民，中农成份。我父李荃系店员出身，户口成份均归居民委员会（据‘四清’工作队调查结果系大队一位姓张的贫协主任所说）。查此事与大队根本无关。”

这个黑色的幽默把父亲当头罩了进去，原先还是含含糊糊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现在不但明确了这一点，还又变成了莫名其妙的富农分子。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他，此时却只能接受被批斗、被游街、被人当做玩物取乐的命运。

有一次，村里第三生产队的麦桔堆被几个年轻社员不慎烤火引燃，他立即被列为头号嫌疑对象。原因是他曾在麦桔堆着火前路过此地。他被叫到大队部，轮番审问，几个头脑发热的红卫兵说他不老实，就把他推来搡去，甚至拳打脚踢。父亲的忍耐几乎到了极限，他真想出手教训一下这帮猴崽子。可他知道，他已经给这个家里带来源源不断的灾难，他必须忍受这种屈辱，才能防止更大的灾难降临。

可父亲性子刚烈，他觉得窝囊，这样像条狗似的活在别人的鼻子底下，还不如一死了之。于是就在那个受辱后漆黑的深夜，他踉跄地挪步到附近的一口水井边，试图跳井一死了之。也就在电光火闪的一刹那，他想到了他还在襁褓中牙牙学语的可爱的小儿子——我那时刚几个月大。父亲凛然一惊，他不能设想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以后会遭到什么样的厄运，还有含辛茹苦的妻子和几个没有成家的孩子……这一切都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母亲说得唏嘘不已，我听得泪流满面。

我记事起，“文革”的风头已过，也没见过父亲被体罚，只有一次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大会上，村里所有的“四类分子”都挂着牌子站在会场前，接受群众的大批判。我那时尚小，既感到父亲可怜，又觉得自己丢人。幼小的心灵由此产生了一种恐惧症，只要是听说大队开大会，就胆战心惊，害怕父亲又被挂着牌子站到那里……

五

父亲感觉到最窝囊的是，他被扣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和“富农分子”帽子实在太冤枉。这么不明不白地被人家批斗太憋气。于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就不断地写申诉书，给大队，给公社，给县政府，他写了无数份申诉材料，但都是杳无音信。有时候，他又亲自跑到公社，跑到县里，人家对他只是打哈哈，互相推诿，像踢皮球似的把他踢来踢去。但他好像没有停止申诉的意思，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在简陋的小饭桌上，他饱含委屈却又满怀希望、聚精会神地写着第101封、102封……那渗透着父亲无数血和泪的申诉信呵，几乎就是受难中父亲全部的希望和寄托。

前些日子回老家，等母亲把她保存了24年之久的父亲手稿交给我的时候，我发现那一沓发黄的写满手迹的稿纸，几乎全是父亲的申诉信，而且竟然全都写于1977年。我知道，这些申诉信父亲还没有来得及发出去，那重十几年箍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的无形的大网就慢慢地撤开了，而他这些完全是用生命写就的词句，也因此成为我深入了解父亲最珍贵的原始资料。

1978年，父亲的“帽子”终于被摘掉了。

那年，他58岁，已经两鬓斑白，垂垂老矣。

六

10年之后，也就是２４年前的寒冬，我刚大学毕业上班不久，父亲被突发的脑溢血瞬间夺去了生命。

他走得太匆忙，没有给家人撂下一句话，甚至没来得及看我一眼。但我知道，他走得安详，了无牵挂，因为那时他已经实现了一生突围的目标。

那年，他68岁。

七

今天，当我坐在这里认真阅读父亲这些手迹的时候，我发现，父亲一生其实都在追求一种光明磊落的生活。他重视自己的名声甚至于超过自己的生命，他希望自己能堂堂正正地走在人前，他的要求其实并不高。他把自己的大好青春贡献给了自己的祖国，在漫漫8年的抗日战争中，正因为他和他的战友以及无数牺牲烈士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了中国，他们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功臣，是民族危难时的脊梁啊。可是，就因为他是站在不同的战壕里在做同一件事，他就要被踩翻在地，还要再踏上一只脚。

鲁迅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毁给人看。我在父亲一生的悲剧中，看到的却是父亲那颗拳拳的爱国之心和那颗心背面的苍凉、无奈和愤懑。老舍曾给巴金委屈地说：“我爱我们的祖国呀，可是谁爱我呢？”可父亲连这句话都不能给人吐露，他只能背负着“四类分子”这个沉重的十字架，让人戳戳点点地蹒跚而行。

父亲一生都被笼罩在一张无形的大网中，他从少时即挣扎着要摆开它的束缚，但结果是刚挣脱开一张踉跄着跑出来，却有另一张更大的网当头罩了下来。他挣扎、反抗、突围了一辈子，当到他年老体衰、身心疲惫、几乎绝望时，那张无形的网才蓦地揭开了……

父亲的悲剧，是那个时代整整一代人的悲剧。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正邪不分、是非不辩的时候，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把功臣当作罪人，而把罪人当做功臣的时候，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就走到了危难深重的边缘。

所幸，再冗长的悲剧也有谢幕的时候。

2012.11.25.父亲24周年祭日来临之际

选自李琳之《一生的突围》（北京日报出版社，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