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去世六天后，邓小平批示：将悼词中的“伟大”改为“卓越”

1978年6月12日，一代文豪郭沫若逝世，6天以后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邓小平亲自给他致悼词。但是在审定悼词文稿的时候，邓小平把原文中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中的“伟大”做了一下改动，改成了“卓越”。而邓公之所以做这一改动，可以说是由郭沫若的生平决定的。
郭沫若1892年生于四川乐山一个商人家庭，他的家境较为富裕，所以从小就受到良好教育，他先后在新式小学和中学读书，1910年又到成都高等学堂读书。也就是在那里，他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对革命心向往之。

后来郭沫若东渡日本求学。“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日本，郭沫若深受震动，并组织夏社宣传爱国思想。受新诗的影响，郭沫若开始了新诗的创作，并跟郁达夫等人一起创立了创造社。

1923年，郭沫若从日本学成回国，积极创办《创造周报》，报纸办得非常成功，创造社的名声因此大振，成为当时文坛上的一颗耀眼的明星。
五卅惨案中，郭沫若积极参与组织了中国济难会，营救被捕的革命群众，还参与筹款资助被捕革命者家属。

1926年，郭沫若到广东大学任职，并在那里见到了毛泽东，后来还认识周恩来，并跟周恩来建立深厚友谊。

经党组织推荐，郭沫若先入黄埔军校搞宣传，后又进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他亲自参加了北伐，并在战争中发挥自己的特长，做了大量宣传鼓动工作。

北伐过程中，蒋介石就已经开始对共产党进行镇压，郭沫若亲自找到蒋介石，要求他停止这种行为，但蒋介石哪里肯听。郭沫若就找到时任二十军党代表的朱德，并在朱德那里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文章——《试看今日之蒋介石》，对蒋介石大加挞伐。
1927年，南昌起义，郭沫若担任总政治部主任，起义军南下后，他也参与其中。
转战途中，郭沫若加入了共产党，周恩来就是他的介绍人之一。

起义失败后，郭沫若辗转来到上海，蒋介石则发出了对郭沫若的通缉令。周恩来建议郭沫若去苏联暂避风头，郭沫若因病未能成行。1928年，他二次去了日本。

当时的日本当局也在镇压共产党，郭沫若一到日本就遭到监禁，出狱以后，依然受到监视。

由于行动不自由，郭沫若只好进行学术研究，他大量阅读了马恩著作，并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文化，特别是研究《周易》《诗经》等古代典籍。

就这样郭沫若在日本艰难生活了十年。“七七事变”后，郭沫若再也待不住了，他决心回国参加救亡运动。但是日本警察监视得太严，他就改变姓名偷偷逃回国内。

回国之后，他立即投身到抗战，他到处奔走，到处发表演讲，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参加到救亡运动中去。他接受周恩来的指派，跟夏衍等革命作家一起创办《救亡日报》，他以报纸为阵地，参加到轰轰烈烈的抗战救亡之中。
当时正值淞沪会战时期，郭沫若亲临战场一线，慰问战士，并对战士们进行采访，写了很多战地文章，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他还到前线给战士们演讲，鼓励战士们奋勇杀敌。

上海沦陷后，郭沫若去了香港继续进行救亡工作，他在香港各处通过演讲鼓动人民抗日，同时继续主办《救亡日报》。

在日本十年，郭沫若脱离了党，回国他就重新找到党组织。但此时他的身份跟以往不同，他是秘密恢复党员身份的，只受周恩来等人的领导。郭沫若想公开自己的党员身份，被周恩来阻止。

蒋介石召见了郭沫若，受周恩来的指派，郭沫若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命，担任国民政府第三厅厅长。

在第三厅，郭沫若代表党宣传党的政策，并募集了大量资金支援抗战。

第三厅多是文化界人士，并且都是党外人士，蒋介石却要求第三厅的人员都加入国民党，郭沫若以辞职来回应，很多同事也都交上了辞职信。国民党没有办法只好把郭沫若调到文化工作委员会。

皖南事变以后，郭沫若激于义愤，向广大人民揭露事变真相，受到特务的“关照”。
1940年，郭沫若的行动完全在特务的监视之下，特别是他见周恩来的时候，特务更是如临大敌，全员出动。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郭沫若写下了著名的话剧《屈原》，这部剧作其实就是为讽刺国民党迫害新四军而作。

不久，郭沫若还写下了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毛主席读后大为激赏，并把这篇文章作为党的整风文件，要求全党都要阅读学习。

重庆谈判，毛主席亲自去重庆，郭沫若到机场迎接。在跟毛主席交谈的时候，他发现主席用的是一只旧怀表，就把自己的新表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非常珍视这只怀表，经常对人谈起。
1948年，党一边进行解放战争，一边筹备建国，这时郭沫若终于来到了解放区，参加建国准备工作，从此，郭沫若才算真正回到了党的身边。

建国后，郭沫若先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科学院院长，文联主席等职务，成为政府重要领导，特别是文化界的领袖。

郭沫若历来是一个争议很大的人物，对他的非议很多，关于他的负面评价主要集中在脱党和特殊历史时期过于奉承。有的人还对他的生活作风颇多批评。

但是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能求全责备，而且也不能脱离历史环境，而一定要坚持客观公正的态度。
邓公在给郭沫若致悼词的时候，称郭沫若“是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并称他是继鲁迅之后的“文化战线又一面光辉的旗帜”，这样的评价才最客观、最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