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高开低走的人生

项英的名望没有教员、朱老总、贺老总这么大，资格也不如张国焘和总理。他之所以不出名，如果在上海武汉，很多人都认识他，他在上海总工会工作长达三年，在武汉工作一年余，1928年，他调到江西去工作，慢慢就不太出名，首先他不像朱老总和贺龙，专管军事，也不像教员和总理，做过国民党委员，也不如张国焘和瞿秋白，做过大学教授和学校风云人物。

但是在早期组织内，他确实是一位首脑人物，在党的地位高于总理，在军权上仅仅次于教员，在他手中，掌握了苏维埃政府的实权、好几个省委会、红军军委会。

项英的相貌颇平庸，他不如贺龙长得白白胖胖，比不上朱老总威武，教员高大，更不如总理玉树临风。下颚短，前额阔，眼睛暗，嘴唇薄，夹杂着黄陂汉阳口音的普通话，十句话至少有一句“糟糕以买司”（早搞什么去了)。三十五六岁的年纪，有时候留八字胡子。

项英出身和众多平民百姓相似，家在湖北黄陂的一个小镇集上，其父项文轩是武昌县钱粮柜的帐房先生，薪水菲薄。项英10岁，父亲去世，全家失去唯一的收入来源，为了补贴家用，母亲做些洗衣服、纺线刺绣的活，项英和妹妹捡破烂卖钱。

1913年，16岁的项英到武昌的一家纺织厂做工人，月薪8、9块大洋。这点钱养家糊口远远不够，八九元并不是这么好挣，每天工作在10小时以上，休息日不给工资，所以全年无休，拼命干。

经过多年工厂工作，项英沾染了工人习气，为人粗豪，心思细腻，他对工人的需求了然如胸，很能和工人们打成一片。武汉三镇，遍布水陆码头，贩夫走卒鱼龙混杂，发展工人运动，武汉三镇是最佳之地！

1921年7月，党组织把武汉三镇作为工人运动的突破口。12月，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反对车行老板加租，发起罢工，武汉党组织派林育南和施洋去领导罢工，工人运动事务繁忙，林、施忙不过来，想要找一个得力助手帮忙。这时，武汉分部工作的李书渠，和项英是小学同学，深知项英的才能，向组织推荐他。经过一番考察，党组织分配他去筹备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的工作。

项英人脉广，四处串联工友，宣扬“咱们工人要团结”、“工人要斗倒资本家”之类的思想，深得众心，成为了工人领袖。

1922年1月22日，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成立，项英召集了900余人参加成立大会，大会选举杨德甫为主任干事，黄桂荣为副主任干事，项英是秘书干事。

1923年1月，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在郑州召开，经过讨论决定，2月1日正式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这时候，惹毛了一个军阀大佬，雄踞洛阳拥兵数十万的吴佩孚。工会在他眼皮下召开，就是触及了他的逆鳞，因此吴佩孚给警察局长黄殿辰下令，禁止召开大会。

有的人退缩了，还是不要开了；有的人打算改期，先和吴佩孚谈谈；这时候，一个浑厚的声音否决了大家的意见：“工人组织工会，肯定要付出相当代价。如果成立工会都要吴佩孚的批准，那以后也要听他们的话，这怎么行？必须召开工会的成立大会，谁敢说一个不字，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项英地位很高，说话有分量，于是，召开大会的计划不变。到了那天，吴佩孚派出的军警全体戒备，阻止工人们，可项英带着工人代表和纠察队，冲开军警封锁到达会场。

大会召开之后，京汉铁路总罢工开始了，长达1000公里的铁路线，2万多名工人同时罢工，湖北督军萧耀南命令军警进驻江岸车站镇压，在这次行动中，5名工人被捕。负责镇压的张厚生，提出工会派出代表过来谈判。

过去谈判，九死一生，轻则被扣押，重则被枪毙，没人敢上，只有项英自告奋勇要去。他刚到军警驻地准备谈判，被扣押了，张厚生告诉项英，要想活命的话，就下令工人复工。项英轻蔑地说，杀了他也不会下令复工。两人互不相让好几个时辰，而外面的工人担忧项英出事，连夜包围军警，2月6日凌晨，张厚生被迫释放项英。

7日下午，张厚生派出军警武装镇压，杀害数百名工人，京汉铁路全线的工人都遭到武装镇压。项英跑到江边躲了一夜，才避开遇难。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二七惨案。

京汉铁路罢工失败了，而项英扶摇直上，1927年“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28年的“六大”，被选举为政治局常委。

1931年1月，项英进入苏区，出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兼军委主席，这时候爆发了福田事变，大量优秀的红军将领被杀，项英到了后，二话不说，先进行深度调研，掌握了很多第一手资料，才知道这不是造反，而是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内部倾轧，小资产阶级占上风了，这是内部矛盾，所以项英主张不能杀人，要用教育来整顿。

可是上海不同意，王明派出代表团到苏区全权处理，顺便撸掉了项英的代理书记职位。项英深知王明不好惹，他很快倒在王明的麾下，成为国际派的骨干力量，他曾经参加过莫斯科的六大，斯大林特别欣赏他，赠给他一支手枪，项英爱不释手，直到被杀时，手枪依旧不离身。他是工人出身的干部，认可工人革命，城市暴动，认可斯大林的路线。

“宁都会议”上，项英追随国际派批评教员，表态支持共产国际的路线和临时中央的决定，因此教员离开了，而项英在苏区如鱼得水。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谁来留守苏区？博古认为项英最合适，他们都是国际派的。出发前，苏区设立中央分局、中央军区，任命项英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的司令员兼政委，3万多兵力全权托付给项英。

国军已经把苏区团团包围，留守红军成为一支孤军，受伤的陈毅与项英一起留守，陈毅建议他打游击战，而项英主张硬碰硬，坚守阵地，结果显而易见，11月底，苏区的县城全部丢了，剩下的红军分别突围到闽西、闽赣等地，开始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这么艰苦的条件，项英坚持下来，没有叛变，不断地转移作战。

1937年10月，项英回到延安，得到教员和同志们的欢迎。

同年，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叶挺出任军长，项英出任副军长，兼任中央东南分局书记、新四军军分会书记，管辖四个支队，1万余人。新四军是项英一手带出来的，威信很高，而叶挺初来乍到，大权全掌握在项英手中。

新四军成立的同时，中央长江局成立，王明做书记，总理做副书记，项英、博古、董必武等人负责领导南方各省的工作。

南方各省的工作，当然也包括东南分局和新四军，项英重新听命王明。

教员电令新四军挺进敌后创建根据地，他派陈毅带第一支队到苏南建立茅山根据地，张鼎丞带第二支队到高淳、溧水活动，张云逸和谭震林带第三支队到皖南长江沿线，第四支队到皖东，发展新四军根据地。

教员要求新四军独立自主，不受国军掣肘，但项英不听，他听王明那套“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说法。项英不是蠢人，因为他知道军事问题是技术问题，而独立和服从是路线问题。

1940年，教员根据刘少奇的建议，决定发展华中地区，让项英和叶挺渡江，到华中开拓新局面，而项英却拒绝了，他欲将新四军的江北部队全部南调。

5月4日，教员发电报严厉批评项英。陈毅劝他赶紧渡江北上，继续留在皖南太危险了！项英依旧不听，陈毅和粟裕指挥部队渡江走了，留在皖南的项英部队，在12万敌军的包围下，成了一支孤军。

10月12日，教员、朱老总致电项英：“整个南方有变成黑暗世界之可能，军部应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项英同意北渡，但困难很大，说归说，一点挪窝的迹象都没有。

拖到12月13日，项英给教员发电报：“目前很难迅速北渡，我们行动应如何？”教员勃然大怒，早就让你项英渡江北上，不听，结果晚了，不管怎么说，新四军一定要安全撤出，次日教员回电，命令新四军月底前完成北渡。项英却丝毫不动。

12月26日，教员专门给项英发狠话：“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向中央请求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便将方针给了你们，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项英害怕了，他决定渡江北上。1941年1月4日，项英和叶挺带着新四军军部、9000余皖南部队拔营北上，3天后便遭到国军伏击，“皖南事变”爆发。

新四军皖南部队和国军激战8天，折损大多将士，叶挺下山谈判被扣押，项英收缩兵力四处打游击，3月14日在睡梦中被叛徒枪杀。

根据路线问题来看，项英所作所为就一目了然，首先他掌握了皖南军队，就是王明和国际派的武力后盾，以王明马首是瞻，其次，苏北指挥部是陈毅和粟裕，江北指挥部是张云逸和徐海东、罗炳辉，豫鄂挺进纵队是李先念，八路军第四纵队是彭雪枫，第五纵队是黄克诚，项英担心他北渡后，失去了军权，从此边缘化，他不愿意。

所以，因为项英的心思，葬送了他自己。